諸葛亮作為家喻戶曉的人物，在將近一千九百多年的時光流轉中，他已然成為智慧的化身，是融為中國人生活中的重要文化符號。在“三個臭皮匠，頂一個諸葛亮”的俚語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等美譽中，盡顯諸葛亮的智慧、仁忠和光彩。

然而，歷史上真實的諸葛亮卻沒有如此完美。他雖然盡忠報國、恪盡職守，有和管仲相媲美的良相之才，但軍事能力並不顯著。隨著時代的發展，文學作品的渲染，諸葛亮的形象一路被抬高，被神化。《三國演義》的出現，更使諸葛亮變得完美無缺，以至於他真實的形象被人忽略。

西晉史官陳壽在《三國志》中評價諸葛亮“治戎為長，奇謀為短”“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可見他雖然有治國的才幹和忠君報國的賢德，軍事能力卻非其所長。這和《三國演義》中奇謀百出、算無遺策、無所不能的諸葛亮形象大不相同。

事實上，《三國演義》作為歷史小說，有許多和正史不符的情節。例如，諸葛亮沒有借東風、演空城計或燒新野，也沒有三氣周瑜、草船借箭；關羽沒有過五關斬六站、殺蔡陽、誅文丑；張飛沒有戰馬超；黃蓋沒有用苦肉計......

作為藝術作品，《三國演義》的高明之處，就在於它把三國時代到元朝末年，上千年的文人筆記、話本、說書、雜劇等諸多素材，加以提煉，融會貫通，最終著成了這一部奇書。

陳壽寫《三國志》時，諸葛亮已去世四十年。西晉是曹魏的延續，因此陳壽在書中奉魏晉為正統，他對諸葛亮的評價是比較公允的。到了東晉時代，由於去魏已遠，自身又偏安一隅，人們對三國人物的評價出現了雙重標準。《三國演義》部分情節的萌芽，也在此時開始，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了整個南北朝。

唐代時，對正統問題的爭論並不激烈，諸葛亮因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忠君形象，受到當時知識分子的極力推崇，他們或頌揚諸葛亮的傑出的治世才能，表達他們的敬仰之情，或感嘆諸葛亮事業未竟的遺憾，藉以表達自己不得志的鬱悶，渴望受到統治者重用。

這一時期，諸葛亮的形象逐漸被完美化，他“奇謀為短”的缺點也被掩蓋掉了。李白詩中有“魚水三顧合，風雲四海生”，李商隱在《籌筆驛》中也感慨諸葛亮“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如何，他年錦裡經祠堂，《樑甫吟》成恨有餘”，杜甫更是在《詠懷古蹟》中直誇諸葛亮“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

宋代時，諸葛亮的形象發生了關鍵性的轉折。北宋時，歐陽修、司馬光都主張曹魏為正統，雖然沒有明說，但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做法卻暗合趙匡胤“黃袍加身”得天下的歷史。

為了給趙匡胤合理掌權做鋪墊，奉曹魏為正統的做法成為主流。這時對於周瑜的描述也都還是正面的，《資治通鑑》中周瑜的形象便是一位智勇雙全、有膽有識的儒將，蘇東坡的《念奴嬌·赤壁懷古》中寫周瑜也是“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到了南宋時，南宋王朝偏安江南的處境和當年的東晉和東吳有些相似。朱熹骨子裡有推翻曹魏，排除孫吳，以劉蜀為正統的意識。這和劉蜀國號為“漢”，劉備號稱“皇叔”也有關係，也更能顧激發民眾的抗金熱情。這個階段，諸葛亮完美的神化形象也就在這樣的環境中成為主流認識。

有關三國的故事，唐朝時就開始在民間流傳了。李商隱詩中就有“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的記錄，到北宋時開始走向繁盛，南宋、金、元時又得到進一步發展，金元時期關於三國的歷史劇目就有三十多種，朱熹以劉蜀為正統，此後在中國歷史上一直佔據著統治地位，諸葛亮的光輝形象也就一直定格下來。

到元末明初時，諸葛亮完美無缺的形象走向頂峰。羅貫中的《全相三國志評話》應運而生，清代的毛宗崗父子考訂史事、增刪文字，遂成今天的《三國演義》。

魯迅先生評價《三國演義》“雜虛辭復，易滋混淆”，說諸葛亮的形象“多智而近妖”。胡適先生也說“他們極力描寫諸葛亮，但理想中只曉得足智多謀是諸葛亮大本領，結果把諸葛亮寫成一個會祭風祭星的神機妙算的道士”。

從正史的角度來看，《三國演義》當然有很多神化、荒誕的部分。但作為經典歷史小說中的諸葛亮，卻難以否認他的精彩和大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