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興安嶺下荒涼的草原，在重巒疊嶂的群山，到處是風暴、雪崩，還有滾滾滔滔的山洪。那位鮮卑老媽媽悲傷地走出了嶺北的山洞，子孫們跟在了她的後面，浩浩蕩蕩。於是，古老的鮮卑人開始了舉世聞名的大遷移。這些創造了中華民族大融合的先人們，這些締造了中國歷史上偉大盛唐文化（鮮、漢民族之天作之合）的先人們，他們一路悲歌向天，為歷史，也為自己，去赴那場人類文化史上神聖的約會。

這該是公元1世紀中葉的事情。還處於原始社會的鮮卑人，為尋找自己的生存空間，磨礪生存意志，開始了偉大的南遷。史書說他們：

南遷大澤，方千餘里。（《魏書·序記》）

指的是第一次遷徙。從大興安嶺北遷於呼倫池、貝爾池一帶。在呼倫貝爾境內生活了7代，又繼續南遷，經“山谷高深，九難八阻”，終於到了“匈奴之故地”，（同上書），今天內蒙河套東部。在這裡完成了與匈奴諸民族的融合。

到了公元3世紀中期，鮮卑族的拓跋部族已經發展到了“八部”之眾。並不斷吸收中原文化以改造自己的部族。終於在4世紀末，拓跋鮮卑在黃土高原完成了由遊牧轉型為農耕的生產方式，建立了北魏政權，定都於山西大同。北魏王朝結束了5胡16國的分裂割據局面，對長達130多年的黃河流域的混亂的北中國、作了秩序的總結。重新統一，拓跋鮮卑族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在中原建立王朝的少數民族。

這支從大興安嶺山洞裡走出的民族，為佈滿荊棘的中華民族的大融合開闢了歷史之路。而北魏王朝的第6代皇帝孝文帝拓跋宏則成了歷史上聲名赫赫的偉大改革家。他遷都洛陽，倡導漢化，廢鮮卑舊俗，改漢姓，行胡漢通婚，頒佈均田制，改革官制、修定律令、尊儒術、崇佛教。他的成功改革，使漢民族也吸收了鮮卑以勇健樸實為特徵的草原文化。這一相互融合的文化，以後又經北齊、北周，進而成就了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各族大融合，創造輝煌的隋唐文明已在題中。

這些從大興安嶺走出的鮮卑子孫，當他們走在歷史前沿的時候，想起了祖宗故地。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於太平真君4年（443年），派中書侍郎李敞回到了大興安嶺的那個山洞祭奠祖先。一路萬水千山，皇帝的祭祖特使終於找到了這個山洞，李侍郎把敬畏的祝詞刻在了山洞的花崗岩洞壁上。《魏書·禮志》原文記錄了祭奠的經過和祝詞。令人悲傷的是一千多年來，這一珍貴的記載被一些史家們只當作傳說，甚至認為鮮卑先人的世系都是神話故事。

中國歷史學雖然常常出現民族偏見的暗夜，然而歷史本身畢竟是烈焰騰騰的火炬。1980年7月，考古工作者竟神差鬼使般地發現了那個山洞。那位李中書侍郎所刻的、已有1500多年的祝詞仍在洞壁上清晰可見：

“維太平真君四年，癸未歲七月廿五日，天子臣燾使謁者僕射庫六官中書侍郎李敞、傅㝹用駿足，一元大武，柔毛之牲，敢昭告於皇天之神：啟闢之初，佑我皇祖，於彼土田，歷載億年。聿來南遷，應受多福。光宅中原，惟祖惟父。拓定四邊、慶流後胤。延及沖人，闡揚玄風。增構崇堂、克揃兇醜，威暨四荒，幽人忘遐。稽首來王，始聞舊墟，爰在彼方。悠悠之懷，希仰餘光。王業之興，起自皇祖。綿綿瓜瓞，時惟多祜。歸以謝施，推以配天，子子孫孫，福祿永延。薦於：皇皇帝天、皇皇后土。以皇祖先可寒配，皇妣先可敦配。尚饗！東作帥使念鑿”

這鮮卑民族古老光輝歷史的史詩般的證詞，講述著中華民族大融合的文明史。

鮮卑民族消亡了，她是愉快地、主動地消亡了。她不是像傳統史家所說的“被漢文化融合了”，而是她義無反顧地與漢文化相互融合為中華文化。在中華文化的煌煌史詩裡，沒有南北朝時期鮮卑為主體的北方民族與漢民族的大融合，就不會有“盛唐”文明的偉大一章。

李唐王朝不願承認它與鮮卑民族的血緣關係。幾經權力之手的精心塗抹，寫進唐史中的竟是一個假祖宗。歷史是文明的生死之碑，那碑文是歷史本身寫就的，它容不得塗抹，更容不得遮蓋。

果然，到了十二世紀末，那個以當世孔夫子自居的大儒朱熹，在那本他自我吹噓是“逐字稱等”，也就是說每個字都如同用秤量過那麼精確，才寫出來的《朱子語類》中，說李唐王朝之所以對後宮女子常常出現的，包括兩性之間的生活作風問題不太在乎，原因是：“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朱子所言“夷狄”，自然是說建立唐王朝的李淵、李世民的祖宗是鮮卑族人，也就是說唐王朝的根該尋到大興安嶺的那個山洞。朱夫子的這句話當然也是“稱等”過的，只是大儒之風，“點”到為止。可惜的是此一“點”，直到了本世紀40年代的陳寅恪先生。中間空曠著7個世紀多的荒蕪與遺憾。

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和《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等文章中，揭露了李唐室自訂自述其氏族淵源，為出身西北漢代名將之門，西北貴族的家譜是精心編造的謊言。陳先生有力地考證：李氏家族同西涼王室毫無關係；與關隴貴族李氏也毫無關係。充其量是河北趙郡李氏的一個小支系。而這個支系所處地域正在鮮卑拓拔氏北魏政權的籠罩之下。這支李氏的先祖中的兩人引起陳先生的注意。一個名叫李初古拔。一個叫李買得。從姓和名字上可看出兩人是漢姓而鮮卑名。所以陳先生斷言：李唐皇室祖上，要麼是漢人被賜鮮卑族名字；要麼是鮮卑人被賜漢人姓。

陳先生在這裡忘記了這樣一個事實：鮮卑人被賜漢姓是它入主中原後，主動漢化實行社會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魏書》記述了北魏普遍改鮮卑複姓為漢族單姓。皇帝拓拔氏改為姓元，拓拔鮮卑的八大部落也都封賜漢姓。書中記錄封賜了118個鮮卑漢姓。孝文帝還常為那些受賜漢姓的鮮卑名者改漢名。如：穆泰“本名石洛”被孝文帝賜名“泰”。（見《魏書·穆泰傳》）可是，漢人被賜鮮卑的，則不見記載，這是非常重要的。

前面所說的“李初古拔”和“李買得”無論如何不可能是漢人被賜了鮮卑名字。尤其是這兩人所處的那個時期更是不合漢化潮流。《魏書》記有鮮卑民族的達闍部落便是被賜李姓的。從這兩個人的名字和他們活動的時期，應該認定他們是鮮卑達闍部人。李淵、李世民本人和他們的母、妻都是鮮卑族人。而不是混血。

正是如此，隋唐沿襲的政治制度大體是拓跋鮮卑時代創造的，唐文明是民族大融合的精品。鮮卑民族亡於隋唐。她是作了巨大的歷史貢獻後消失的，她把自己溶化於博大的中華民族中，她永生了，留給了我們死而後生的進取精神。

中國文學史上長期以來有一種貶低南北朝文學的思潮。尤其對鮮卑政權下的北朝文學幾乎不為一顧。這與對南北朝時期的民族關係、社會政治關係極缺研究和極少公允評價不無關係。這種文學史上的偏見，其荒謬之處就是割裂了偉大的唐代文學與前代文學的繼承關係，使它成了無源之水。

鮮卑民族在黃河流域長達200多年的社會生活中，歷經與漢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大融合，已經孕育出了自己才有的文學風格。它區別南朝輕豔浮華，空音無物的漢文學。甚至可以說她形成了一種“鮮卑風情”。它以自己鮮明的“詞義貞剛，重乎氣質”（《北史·文苑傳序》）的質樸剛健風格，表現著蒼涼深沉的情感和粗獷雄壯的優美。

鮮卑人的那首《敕勒歌》，千古傳唱著北方大草原渾沌與蒼茫。講述著他們對人生與世界的思考：“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把北方遊牧民族的豪邁雄壯之情，抒寫到了極處。而那首《木蘭辭》呢？（一句“可汗大點兵”便告之我們主人公花木蘭應該是位織布繡錦、飛刀走馬的鮮卑少女。）木蘭是中國文學人物畫廊中的第一個女英雄。《木蘭辭》作為最優秀的文學作品之一，它的風格渾厚質樸，刻寫生動形象，千百年滋養著文學與社會。

在文人作品中，酈道元的《水經注》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則各柄春秋。前者把古代山水遊記文學推向了一個巔峰。其手段於水道兩岸，縱橫捭闔著歷史名勝和風土人情。使人恍然其境，情趣盎然，幽深悽迷，雄渾壯闊，驚心動魄，引人遐思，議論風行，絕妙爭奇，為後人動節嘆噓，唐人柳宗元輩則得益匪淺。而後者《洛陽伽藍記》，不論其文學價值（它在散文、傳記、小說等文體上的意義）還是在史學上的價值，以及它所提出的關於人生、宗教方面的問題，都值得珍視。

北朝“重於氣質”的文風，直接影響著隋唐文學。沒有鮮卑等民族雄健的文風，決不會有今天我們看到的唐代詩文。甚至不會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事實上，唐代一些偉大的詩人中，正是吸吮了北朝“重於氣質”的風格，才成功了。還有的是因為他們本人就是“胡人之後”，他們血液中湧動著大漠與草原的風情，才使得他們吟詠出那些不朽的，雄渾剛健、哀婉蒼涼的歌聲。如唐初邊塞詩人和田園詩人，骨子裡便是北朝文風的復興。那個陳子昂所呼喚的也不過是用這種復興去掃除詩壇的豔麗弱靡之氣。也許受北朝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李白。這位自稱是李唐宗親骨血的“詩仙”，骨子裡的那種豪放、坦蕩、雄渾、質樸的“鮮卑風情”，便是得益於北朝古老的民歌，以及酈道元等放歌山水之間的激情。由此去解讀李白，便是真蹊徑。

鮮卑作為古代民族早已消亡了，但留給中華文明的胸懷與風情卻一直鮮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