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個聽聞的先知，換言之，並非透過無感的忘我中的夢幻，而是透過聽見聲音而感動地被激發靈感的先知，其氣質自然是比夢幻者更加狂熱且積極。因此“拿比”之名顯然也被用在這些神諭授予者身上。其型別在傳說裡留下鮮明的印記。

自那時起，對傳說而言，所謂的“神人”便是一個傳達契約之神的意志給政治權力擁有者的人，這樣的人或者如約西亞治下的拿比戶勒大和西底家治下的耶利米是響應求問才這麼做，而部分則是且愈來愈是未受求問即行告知，不管神諭是否討權力者的歡喜，事實上正當其不討喜時，才要加以宣告。

▲撒母耳

傳說裡認為撒母耳是因其威信而得以如此行事的第一人。後來的看法則強調，一個沒有官職並且不屬於祭司氏族的人也可能被這種先知的、耶和華的靈所擄獲；此一見解有時顯然也遭到利害關係者的駁斥，然而其分量已變得如此之重，以至於為此而在伊利達與米達身上創造出一種特殊的摩西式範例。在聖者傳說的以利亞這個人物身上，此一型別達到其頂點，同時，部分而言已轉向後來的（記述）先知的新型別。

新型別的先知與古老的神人之區別在於：他們的神諭至少部分而言是以政治利害相關者的“民眾”的公眾社會為物件，而不再僅止於體制上的當權者－王或長老。以利亞是以色列史上第一個特屬“聖職者的”人物，帶有偏見的拿比傳說使他與以利沙仍帶有傳統的性格的拿比宗派至少間接關聯起來。以利亞之所以變成一個以利沙型別的巫師，全拜此種傳說與這名古老拿比的追隨者的企圖之賜企圖使自己成為以利亞的後繼者，甚至於在傳說裡顯現成個“野心家”。相反的，以利亞的出現之所以如此的形象鮮明，顯然全在於他除了以祈禱單純地呼求耶和華之外，再不使用其他的手段，完全相對於巴力拿比的忘我魔法。

▲以利亞

我們將看到，傳說認為以利沙是個定居的農民，這絕非偶然，而以利亞則是約旦河彼岸的提斯比人，亦即出生於牧草地區，過著遊牧生活，穿行於整個耶和華崇拜地區直到何烈山，受到北方王國的王后（耶洗別）的死亡威脅，然而以利沙卻擔任亞哈王的軍事巫師。以利亞在孤獨中接到從耶和華而來的命令，並且就像他的神的使者那樣親自宣告這個命令，如同當時的耶和華崇拜者的見解通常將此事歸之於耶和華天使的顯現。他無與倫比的威望即奠基於此，也奠基於他至此為止面對政治權力者的態度之前所未聞的毫無忌憚。

不過，他的歷史重要性在於，他是史上第一個可以相當清楚確認的災禍先知（Unheilsprophet)，也是我們現今的文學史料裡起自阿摩司終至以西結的一系列大人物的先行者。他們成為反對王權及其所造成的各種（真正的或表面上的）變革－從禁忌的外國和迦南崇拜起，到對於曾是同盟召集軍的擔綱者的社會壓迫一一的精神擔綱者。如同無感忘我的夢幻先見，孤獨是他們有別於狂迷的集體忘我的拿比的決定性識別標誌。

當然，在心理學上，如同我們已暗示過而後面還會再加以討論的，他們是基於（與幻視先見）完全不同的根由。不過，他們之所以孤獨，在社會學上，理由首先是在於：災異預言並不像福祉預言那樣可以做職業性的傳授，再者，災異預言也無法用來作為營利的事業，因為沒人會去買惡兆－所有的災異神諭無不是惡兆；最後，所有的社會權勢者與共同體全都會避開災禍先知，或者甚至斥逐他們是民眾與一切好運兆的敗壞者。

▲心理學催眠

換言之，孤獨，以及自災禍先知起才被提升為原則的拒絕以神諭來營利，乃是社會的情勢使然，而只有部分是自願的。不過，此種形勢也註定了耶和華崇拜的偉大意識形態者會自他們之中產生，這些人無所忌憚，也因此造成了巨大的影響。亞哈王稱以利亞是個災禍者和人民敗壞者。事實上他的確是後來的先知在精神上的完整典型。傳說裡的他，是個最激情的那種被上帝怒火之靈降身的人，在經過審判而打敗了競爭對手巴力祭司之後，他在國王車前束裝從迦密山一路跑到王宮。

不過，傳說裡也視他為信仰英雄，像摩西那樣與他的神格鬥並責難他，而被神認為值得顯現，就像他對摩西那樣。傳說裡認為他是最後一個偉大的巫師，並且也是現今版本里唯一被賦予這樣的榮耀者－被耶和華接引到天上。因此，這個人物直到最近代都還佔據著信徒的幻想，期待他的再度降臨。與此一被傳說抬高到超人程度的人物同時，我們在傳說裡也發現到一個純粹的歷史人物，從所有這類的超自然特徵裡被解放出來，而且在某個關鍵點上已和後來的“先知”型別相符合。

這個被傳說的編纂者打造成其“原型”之一的人物是音拉之子米該亞雅：他在開戰之前起而以一則災禍預言對抗亞哈御用的數百名福祉先知，而這個預言實現了。這個政治性的災禍威脅同時也被巫術性地評估為凶兆，而對以利亞的同時代人，以及同樣對彌迦和耶利米的同時代人而言似乎是一種特殊的預言的特徵性的標誌。

▲祭祀的巫師

此種預言在政治上是危險的，不過，去冒犯那些被神的靈降身的災異告知者似乎也是危險的。此一標誌如今也被往回投射到從前較早期的“先見”之類的半傳說的人物裡，並藉此而使得（假定的）摩押人巴蘭和以利沙變成違反本身意志而分別對以色列和哈薛發出福祉預言的先知。獨立的、政治取向的“先見”－這些“先知”乃是其後繼者－之首次登場，與大衛和所羅門治下的王國所帶來的以色列政治結構及社會結構的大變遷，有著極為緊密的關聯，這一點兒也不意外。

神殿興建的問題、王位繼承的問題、王的個人的罪的問題、祭典的問題以及各式各樣的政治與私人決斷的問題，全都是其神諭所針對的，也是其多半未被提問卻往往極為尖銳的批判的物件－以利亞是第一個把王的社會不公義也涵蓋在內者。不過，在傳說裡，這些批判斷然有個判準為其基礎，亦即古代以色列同盟的“美好古法”正如批判的擔綱者所瞭解的。

對他們而言，一切的禍害都起源於國家轉變成為賦役制國家，變成一個埃及式的“奴役之家”，並且與車戰戰爭和世界政治相關聯。整個官僚制組織是埃及式的暴政，而人口普查－即使是耶和華為了懲罪之故而自己提出來－則帶來瘟疫。這和民眾的見解是一致的。以色列農民知道自己曾為了免受勞役而和騎士交戰過。如今他們則感受到王與城市貴族在政治與經濟上的優勢和自己本身逐漸的債務奴隸化。

▲瘟疫爆發

獨立於王的先見與先知，亦即在軍事上已無插足餘地的拿比的民間後繼者，因而光彩化那美好的時代，也就是耶和華本身作為元帥率領農民召集軍的時代，騎驢的軍長並不依賴駿馬、戰車和盟邦，而光只信靠同盟軍戰神及其援助的時代。

結語

自此，對耶和華的應許的“信仰”給予高度評價一事，開始進入到以色列的宗教性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