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歷史上一直存在政教之爭，尤其是中世紀時期的政教之爭最為激烈，俄國作為東正教國家，也無法避免政教之爭。

自弗拉基米爾大公受洗，從拜占庭帝國迎回東正教之後，政教之爭就困擾著統治者和教會，與西歐不同，俄國教會基本沒有佔據主導地位，反而在沙皇專制加強的時候成了沙皇政府下屬的一個機構，變成了沙皇統治的精神支柱。

俄國政教關係經歷幾個不同的時期，從基輔羅斯時期，東正教成為羅斯國教；分裂時期，教會為各地王公服務，承接對外關係；蒙古統治時期，教會初期為蒙古統治者服務，後期聯合莫斯科大公等共同驅逐蒙古人的統治。

沙皇專制時期，教會成為沙皇專制的馴服工具和沙皇政府的附庸，東正教一度成為沙皇發動戰爭的幌子，依靠宗教統治被征服地區，鎮壓農民起義。受拜占庭帝國和俄國政治制度的影響，東正教主要依附於政權，少有獨立時期。

一、獨立國家準備時期：鬆散的政教關係

1.基輔羅斯時期：迎回東正教

公元988年，弗拉基米爾大公皈依東正教，他還下令基輔人在第聶伯河邊接受洗禮，這一事件就是著名的"羅斯受洗"。

與此同時，弗拉基米爾大公廢除了多神教信仰，多神教信仰的存在不利於大公的統治，因為這些多神教信仰大多是遵從萬物有靈的思想，而且容易成為各地區首領控制民眾的思想基礎。此外，弗拉基米爾大公及其繼任者命令部下去北方傳教，11世紀左右，基輔羅境內基本上已經普及了東正教。

弗拉基米爾大公接受東正教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因為受到拜占庭帝國的影響，東正教依附於帝國，與拜占庭帝國形成合作關係，成為君主統治的支柱，基輔羅斯在鞏固政權之後也需要這樣一股支撐力量。

二是因為東正教帶來的教化作用，羅斯公國各地區的開化程度不同，但總體落後於文明先進的拜占庭帝國和西歐，所以弗拉基米爾大公必須要推動羅斯民眾走上文明之路。

除了政治統治的需要，接受東正教也是羅斯王公、貴族與拜占庭長期經貿交往的結果，在貿易交往中，羅斯的封建統治階級接觸到了東正教，有的人甚至在弗拉基米爾大公皈依之前就已經接受了東正教。

拉夫連季的《往年紀事》載有："羅斯周圍親近的人中基督徒的數量增長了。"這些王公貴族的皈依選擇顯然會影響弗拉基米爾大公。

2.羅斯公國分裂時期：各為其主的教會

羅斯封建割據時期，中央大權旁落，各地諸侯勢力壯大，為了獲得統治的合法性，諸侯們紛紛建立教會，希望從宗教中謀得正統合法性，透過這種方式建立的教會無疑會為地方王公服務。

正如尼·米·尼科利斯基在《俄國教會史》中的記載："主教們一方面要服從主教，是他給他們授予了職位；另一方面又要聽命於當地的王公，主教職位候選人要由他們提出，主教會議只是加以確認而已。"由此可見，此時的教會與政府仍然保有政教合作關係。

大公在控制教會的同時，也為教會建立了很多修道院，授予大量地產和特權，目的就是拉攏教會，讓教會忠心地為沙皇政府服務。

根據《往年紀事》記載，羅斯的第一個修道院出現於1037年，之後建立的眾多修道院中以基輔的佩徹拉修道院最為著名，成為基輔羅斯的宗教中心。

大公為了擴充套件自己的聲名，從雅羅斯拉夫大公開始就自封為修道院的庇護者，12世紀，大公安德烈·博哥留博斯基依靠君士坦丁堡大牧首的力量成了佩徹拉修道院的庇護者。

在各地大公的保護下，東正教教會地方崇拜的盛行，教會實力膨脹成為必然，A.德米特列夫的《教會與俄國專制思想》就對教會實力的增長有過記載："每個修道院已是相當大的經濟實體，有大量的土地和在土地上勞動的農民。"

與西歐不同，各地教會實力的增長沒有成為其獨立於大公控制之外的基礎，反而加強了政教合作。

3.蒙古西征時期：依附轉為反對蒙古

蒙古西征為教會打開了一個新世界，在蒙古軍隊的衝擊下，羅斯王公無力應戰，很快就被征服，蒙古人於是在羅斯公國的土地上建立起專制統治。

面對強大的蒙古統治者，教會在初期選擇與蒙古人合作，蒙古人也意識到宗教對鞏固這一地區統治的重要作用，就一改過去對教會的劫掠態度，轉為寬容態度，所以政教再次走向合作，但更多是教會依附於強大的蒙古統治者。

蒙古統治時期，教會仍然獲得了特權，約·蘇·克雷維列夫的《宗教史》就記載了蒙古人免除了"修士大祭司、修道院長、神甫、修道士、唱詩僧和所有其他神職人員"的稅。

由此可見，蒙古統治者和過去的羅斯王公一樣都承認教會的特權地位，並有意與教會修好，起到安撫民眾的作用。

但隨著金帳汗國力量的衰落，教會開始支援莫斯科公國反對蒙古統治。教會在蒙古人統治時期，透過特權已經積攢了雄厚的財富，擁有大量地產，成為一支不可小覷的力量。

在教會的支援下，莫斯科公國吞併了其他公國，成為了東北羅斯的中心地區，莫斯科也因此成了宗教中心，對四面起到輻射作用。教會對莫斯科公國的支援主要透過動員民眾的方式展開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莫斯科大國與特維爾王公作戰中顯現出來的民眾作用。

二、沙皇專制時期：教會依附政權

1.尼康改革與教會分裂

俄羅斯牧首尼康是俄國曆史上少有的敢於公開要求教權高於皇權的人。1653年，尼康成為俄羅斯牧首，他所進行的禮儀改革獲得了君主的支援，但是尼康對於羅曼諾夫王朝時期的教會地位感到不滿，因為此時的教會猶如聽命於政府的機關，僧侶成了衷心的"官員"。

尼康在改革過程中，想方設法地擴大教會和自己的財產，公開提倡教權高於君權，這種膽大妄為的提法自然會引起君主的不滿，因為俄國的政治環境畢竟不如西歐那樣寬鬆。

除此之外，尼康還積極干預國家大事，沙皇出征時，他獨攬大權，不僅如此，他還對沙皇十分不滿，諾索夫的《蘇聯簡史》記載："哼，沙皇幫不了我的忙，我也不需要他幫忙，我對他只能嗤之以鼻。"

尼康在任職期間，不僅得罪了沙皇，也得罪了教會同仁，因為尼康性格暴躁，對下屬冷酷無情，所以無法得到下屬的支援，這些都是尼康改革最終失敗的重要原因。

尼康的禮儀改革以失敗而告終，而且還招致了教會的分裂。首先，舊禮儀派中的教會下層神職人員反對尼康的改革內容。

其次，反教儀派的農民和平民也反對尼康改革的內容；最後，尼康的激進言論引起沙皇不滿，遭到沙皇的打擊，教會力量衰落。改革最終導致教會內部因改革內容不同而分裂，但是教會分裂卻十分有利於沙皇加強對教會的控制。

2.教會成為沙皇政府的附庸

自彼得一世以後，沙皇專制色彩越來越濃厚，教會地位也隨之降低，成為沙皇統治的附庸機構。

教會成為附庸最直接的表現是教會人士頻繁地讚揚沙皇，B.B.寄特林諾夫的《東正教為俄羅斯國家服務》中記載了主教對沙皇伊麗莎白的讚美"她好像太陽，常被濃密的烏雲籠罩而不失去光輝；她猶如航船，常為海浪激盪而不沉沒······"

這種對沙皇進行大肆吹捧的事例可以找出很多，比如僧侶對彼得三世、葉卡捷琳娜二世和保羅一世的讚美。僧侶們對沙皇的讚美表明政教關係與早先尼康所追求的教權高於皇權完全不同，教會已經成為沙皇的附庸，所行所思不得不以沙皇為前提。

自彼得一世改革之後，東正教完全受控於沙俄政權，直到十月革命時期才有所轉變，俄國史學家將教會在沙皇專制時期的地位稱為"宗教殖民現象"，以此顯示政教關係。

三、總結

俄國的政教關係主要以政教合作為主線，期間偶爾會出現尼康改革這種不和諧的曲調，但並不影響君主對教會的控制。

沙皇政權能夠做到控制教會的原因在於三點：一是俄國東正教與拜占庭教會一脈相承，接受的是拜占庭君權高於教權的關係模型。

二是俄國在統一過程中，君權不斷壯大，對教權形成壓制作用；三是因為東正教是羅斯大公引進的，俄國是先有羅斯國家，而後才有東正教會的，所以效忠國家在民眾心中有更深的根基。

俄國的政教關係以和諧為主，這種穩定的關係既有利於教會向民眾傳播文化，也有利於政權的鞏固，在此背景下，教會為國民提供精神信仰和寄託，國家為國民提供安全保障，兩者共同而和諧的推動著俄國社會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宗教史》

2. 《俄國教會史》

3. 《往年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