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自晚清以降，軍事近代化與近代社會轉型如影隨形。同祖國內地一樣，處在我國西南邊疆的西藏也經歷了同樣的過程，儘管它起步較慢，道路亦不盡相同。繼清末張蔭棠、聯豫主持實施的西藏新政之後，從1913年開始，西藏政教領袖十三世達賴喇嘛也在內外各種壓力之下實行“新政”，對西藏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諸方面採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快了西藏由封建農奴制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的歷史程序。其中，重新組編、擴充和改良藏軍，是達賴喇嘛新政最核心的內容，從一定意義上說，十三世達賴對藏軍的近代化改革是西藏由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的一個重要起點或標誌。但是，國內外學術界對這一問題關注不夠，所述均過於簡略，對它的研究尚欠深入，亦未見有專文發表，無疑這是藏族史研究中的一個薄弱環節。鑑於此，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耙梳相關史料，就十三世達賴喇嘛對藏軍的近代化改革做一個初步的探討，以期對西藏近現代史以及藏軍史的研究有所裨益。限於篇幅，本文論述的內容僅限於十三世達賴改革藏軍的社會背景及主要措施。不妥之處，尚請方家指正。
一、十三世達賴喇嘛改革藏軍的社會背景
十三世達賴喇嘛阿旺洛桑土登嘉措（1876-1933）是西藏近代政治舞臺上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歷史人物。光緒二十一年（1895）他親政之時，正值清代末葉，清王朝在內憂外患之下岌岌可危，朝不保夕，無暇顧及西藏，故對西藏的管理漸趨削弱。另一方面，西藏處於英、俄、日等國的威脅和利誘之中，他們均對西藏虎視眈眈乃至武裝入侵，企圖將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變成自己的殖民地，清政府卻對外敵的侵略採取妥協、退讓政策。十三世達賴喇嘛親政以後，受到廣大群眾反帝愛國激情的感染，力主堅持抗擊英人侵藏和反對清政府的投降政策，他嚴厲懲處了與英國人有聯絡的西藏官吏甚至活佛，並採取果斷措施，整頓吏治，清除異己勢力，迅速掌握了西藏地方的政教大權。從此，達賴喇嘛“威服全藏，莫敢有違”。自此，西藏近代史上的十三世達賴喇嘛時期便正式拉開了序幕。
1911年中國爆發了辛亥革命，清政府被推翻，清朝在西藏的統治勢力被驅除。1912年底，十三世達賴喇嘛結束了在印度的流亡生活返回西藏，受到廣大僧俗民眾的隆重歡迎。1913年藏曆1月8日，達賴喇嘛釋出了《關於西藏全體僧俗民眾今後取捨條例》（即《水牛年文告》），標誌著十三世達賴喇嘛正式開始推行其“新政”。達賴喇嘛的新政措施涉及到西藏的政治、宗教、軍事、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其中在軍事方面用力最多，“禦侮強兵”成為達賴喇嘛推行新政的核心和主要目標。十三世達賴作為西藏地區的政教領袖，他擯棄佛教徒重佛輕武的傳統，採取改編、擴充藏軍，購買武器，興辦軍工廠等一系列強兵措施，這具有深刻的社會原因和政治背景，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前後兩次長達八年的流亡生活使達賴喇嘛覺醒，成為他實行以擴軍強兵為核心的“新政”的直接原因。西藏人民抗英鬥爭的失敗和他與清朝駐藏官吏的矛盾，使十三世達賴喇嘛兩次出走。第一次是1904年7月，英軍侵入西藏直逼拉薩，為避免英軍欺凌，達賴喇嘛在臨英軍進入拉薩前，率部分親信逃亡蒙古庫倫，以期得到沙俄的援助和支援。但沙俄當時因日俄戰爭中遭到失敗，自顧不暇，達賴的希望落空，只得回到祖國內地，在青海、山西和北京等地滯留。經過5年多的流亡生活後，於1909年12月21日返回闊別已久的拉薩。兩月後，以鍾穎為統領的二千川軍到達拉薩，與正在參加拉薩傳招法會的僧眾發生摩擦，造成僧眾死傷，達賴喇嘛感到局勢嚴峻，遂於次年2月12日夜率少數隨從離開拉薩南逃英屬印度，去尋求以往的敵人——英國人——的保護。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以後，清朝對西藏的統治宣告終結，達賴喇嘛遂於1912年12月返回拉薩，此即達賴喇嘛的第二次逃亡。作為西藏地方政教領袖的達賴喇嘛兩度逃亡，雖然未免奔波、悽苦，卻也在客觀上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在流亡期間，他開闊了眼界，目睹了比西藏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的社會制度、軍事裝備及科學文化，同時也接觸了清末的革新派思想和其他各種救亡圖存的民族主義思潮。尤其在印度逃亡期間，達賴喇嘛有意識地瞭解世界各國的情況，認真考察了英印政府的社會制度和管理模式，並熱切地關注著世界形勢的發展動向，還與英印政府的部分官員建立了密切而又良好的私人關係。西藏和外部世界現實的強烈反差，使他認識到西藏之封閉與落後，深切意識到西藏要發展，就必須對西藏現行的政教、軍事制度進行改革。原英印政府駐哲孟雄（今錫金）行政長官查爾斯·貝爾（Charles Bell）亦云：……在印度流亡的3年中，十三世達賴喇嘛開闊了視野，孕育出了對西藏政教事務的新構想。”
第二，兩次反侵略鬥爭的失敗經歷，成為達賴喇嘛實行軍事改革的直接動因。自19世紀末葉以來，長期與世隔絕的西藏成為英、俄等帝國主義窺伺的物件。1888年英國發動第一次侵藏戰爭時，達賴喇嘛還是一個少年，當各路藏軍從拉薩開赴前線時，他給士兵們一一摸頂賜福，祈禱勝利。然而，由於清廷奉行可恥的妥協政策，加之臨時徵調的藏軍缺乏訓練，武器裝備落後，紀律鬆弛，戰鬥能力低下，他們信奉的神靈、護身符等在英軍的先進武器下也顯得無濟於事，藏軍的這次抗英鬥爭以失敗告終。1903-1904年，英國悍然發動了第二次侵藏戰爭，當時十三世達賴喇嘛已經親政，在清廷的妥協退讓政策下，英國侵略者長驅直入，佔領了聖城拉薩，達賴喇嘛本人被迫逃亡內地。英國人以極少數的兵力兩次大敗藏軍，這不能不使達賴喇嘛受到震動，他切實感受到西藏軍事的落後以及學習西方先進軍事技術和軍事科學的必要性，認識到要改變這種落後、被動挨打的局面，只有實行興軍強兵的軍事改革。
第三，張蔭棠、聯豫的“西藏新政”給達賴喇嘛以較大影響。清末，清廷為了挽救邊疆危機，開始積極整頓西藏事務，以圖自救。1906年4月，清廷派張蔭棠以副都統身份，進藏“查辦藏事”。張蔭棠抵藏後，以鞏固清朝中央對西藏的主權為出發點，向清政府提出了全面整頓西藏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治藏芻議十九條”和“西藏地方善後問題二十四款”，即所謂“新政”。1907年，張蔭棠調離西藏，駐藏大臣聯豫接替他“查辦藏事”。聯豫不僅沿襲了張蔭棠的治藏措施，而且還有新的舉措，尤其重視練兵，認為整頓藏事“練兵尤為急務”，惟有現行練兵，以樹聲威，而資震懾。1908年5月，他還在拉薩設立了一所武備速成學堂，調漢屬達木三十九族20人、藏民10人一起學習軍事，一年畢業，並創設巡警總局。1910年初川軍入藏後，與原練新軍合營，並將之駐防於前後藏重地等等。張、聯的西藏新政雖然因清廷的滅亡而夭折，而且不少新政措施脫離了西藏的社會特點，帶有較為濃厚的滿、漢大民族主義色彩，但這次新政對西藏的傳統勢力和傳統觀念是一次嚴重打擊，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西藏農奴制的傳統根基，同時為十三世達賴喇嘛推行新政奠定了社會基礎。張蔭棠“採用西法，改用洋操，則庶敵人不敢覬覦侵侮”等思想都給達賴喇嘛以較大的震動，使他意識到西藏必須適應世界形勢進行改革，尤其是加強軍事力量，抵禦外國入侵，以便更好地維護其封建農奴制統治。
第四，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控制力的減弱，給十三世達賴喇嘛推行新政提供了一個寬鬆的社會環境。1911年中國爆發了辛亥革命，清政府被推翻，清朝的駐藏大臣系統也隨之瓦解，駐藏清軍（主要是川軍）相繼發生內訌和譁變，分成不同派別，各行其是，並發展到搶劫拉薩官署、寺廟、商店，擾害地方，與藏人結冤。不期而至的辛亥革命使流亡印度的達賴喇嘛峰迴路轉，隨即從印度起程返藏，同時領導藏人對駐藏清軍進行反抗和驅逐。最後川軍首領鍾穎方面因糧食、彈藥不足，又無法得到其他駐軍的援助，遂被藏軍圍困，最後被迫繳械，由噶廈政府發放路費，經由印度返回內地，清朝在藏的統治勢力宣告結束，西藏地方的社會秩序趨於安定。1913年初，達賴喇嘛抵達拉薩，又重新全面掌握了西藏的軍、政、教最高領導權，進而採取了一系列鞏固其政教合一制統治的新政措施。此後，新立的民國政府為了加強對西藏的管理，改善漢藏關係，做了種種努力，但由於英國殖民主義者挑撥離間，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之間的政治關係始終未能恢復到從前的密切狀態，直至1951年人民解放軍進藏，西藏地方對中央政府若即若離，處於一種相對鬆弛的時期，其中在1913年至1919年的這一段時間內雙方聯絡幾乎處於中斷狀態。正如吳忠信所云：“自達賴之由印返藏也，幾與中土隔絕，重用親英分子擦絨掌理軍政大權，造成親英派，與英沆瀣一氣，聯合謀我。”而這一時期正是十三世達賴實施其新政的最重要、最關鍵的時期。達賴喇嘛也認為：“西藏之所以得救，應當歸功於中國革命的爆發，而不應當歸於別的原因。”由此可見，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控制力的減弱，客觀上給十三世達賴喇嘛推行軍事改革等一系列新政措施提供了一個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和社會條件。
二、達賴喇嘛改革藏軍的主要措施
藏軍即清代及近現代歷史上西藏地方的武裝力量，始建於清乾隆年間。藏軍建立後，在清代的一百餘年間，作為清政府駐藏綠營兵的輔助部隊，在抵禦外寇，協助清廷平息內亂等方面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尤其在1887-1888年和1903-1904年的兩次抗英戰爭中，藏軍與來犯敵人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他們的英雄氣概和高度的愛國熱忱，已經作為中國各族人民反帝愛國鬥爭的一部分而載入了光輝史冊。
然而，清王朝崩潰以後，1913年初，十三世達賴喇嘛從印度返回拉薩，遂在英國殖民主義者的支援下，重新組編、擴充藏軍，採取了一系列擴軍強兵的改革措施，從此，無論是藏軍的規模、歷史作用還是性質均發生了根本性的演變。達賴喇嘛對藏軍的近代化改革活動，從1913年初開始，一直持續到他於1933年圓寂，其中從1913至1924年的10餘年是其改革活動最主要的一個階段。達賴喇嘛對藏軍的革新措施，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建立藏軍司令部，擴充兵額
1914年，西姆拉會議結束不久，十三世達賴喇嘛設立馬基康（dmag-spyi-khang），即藏軍總司令部，此為藏軍的最高指揮機關，總攬全藏軍務。下設扎康（軍械局）、頗康（供給局）、洛局康（訓練局）等職能機構，分別掌管藏軍的武器裝備、後勤供給及軍事訓練等事務，但出兵作戰等重大事務須呈報噶廈政府、達賴喇嘛批准。馬基康的“馬基”即總司令常設僧、俗職各1人，均由達賴喇嘛任命，一般以三品扎薩充任。達賴喇嘛任命擦絨·達桑佔堆為總司令，赤門·羅布旺傑為副總司令。馬基下轄諸代本（相當於團），代本下轄2個如本（相當於營）、4個甲本（相當於連）、20個定本（相當於排）、50個居本（相當於班）。一個代本的正常兵額是500人，但因其所擔負的任務，其中三個代本各轄兵1000名，最多達到1500人。1000人以上的代本一般要設2個代本。1個如本轄250人，甲本下轄125人，定本轄25人，居本轄10人。代本由噶廈提名、達賴喇嘛批准;如本則由馬基提名，噶廈任免;如本以下則由馬基康直接任免。如本以上軍官，須從貴族中選任，平民為軍官者不得超過如本。這種編組軍隊方法，形成了上下層次分明、統屬有序的比較完整的軍事領導體系，便於集中管理和統一指揮。
擴充兵額是達賴喇嘛整頓藏軍的重要內容之一。1913年之前，藏軍只有3000人左右，其中多數是應服兵役的土地所有人為自己僱傭的替身，不少還是老弱病殘者，軍事力量相當有限。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十三世達賴與其顧問強巴丹達、擦絨·達桑佔堆經周密考慮後決定，在原有藏軍數量上按前藏地方每2崗土地、後藏地方每4崗土地各出兵一人的方式擴編1000名，並計劃建立30個代本兵力的新式藏軍，分別以藏文30個字母為順序排列軍隊番號。此間最先改編成立的常規部隊為如下六個代本：（1）噶（kha）當團：此係達賴喇嘛的警衛部隊，常駐拉薩羅布林卡。兵源來自前、後藏地區，各佔一半。該團常設兵額1000人。（2）卡（ka）當團：該團駐防拉薩北郊的扎什城，兵源主要來自前藏，常設兵額1000人。（3）喀（ga）當團：駐防日喀則，士兵來自當地，兵額1000人。（4）阿（nga）當團：駐江孜，兵源來自江孜。（5）賈（ca）當團：駐定日，兵源來自定日及尼泊爾附近。（6）恰（cha）當團：駐防拉薩近郊，是在第司桑傑嘉措時期建立的森巴近衛軍的基礎上改編，兵源主要來自噶廈政府的支差戶。
自西姆拉會議以後，英國人便大力協助西藏擴軍。據當時正在拉薩留學的日本人青木文教記載，1916年前後，藏軍已達6500名，加上僧兵，合計約有1萬人，情況危急時可以動員到2萬名。1919年11月，英國政府授命駐錫金行政長官查爾斯·貝爾進入拉薩，貝爾利用自己與達賴喇嘛的特殊關係，以抵禦中國人的“入侵”為由，極力利誘達賴喇嘛將藏軍由原來的7000人左右，增加到15，000名。達賴喇嘛在交“民眾大會”（亦稱“春都會議”）討論後，決定“每年招募五百到一千人入伍，不讓喇嘛去當兵”，“寺廟和貴族的莊園都應納稅，以為士兵們提供費用”。此後又陸續擴編，徵召“八岡四頓兵”2300名，分別編為第七、八、九、十代本。其中第七、八、九團計程車兵從前藏徵召，第十團從後藏徵召。
（二）聘請外國教官，派遣留學生，仿效洋法練兵
辛亥革命之前，藏軍的訓練方法與清軍雷同，軍事教官多系清軍軍官，訓練內容和訓練方法都按川軍綠林營的操典進行訓練。1913年以後，隨著新的藏軍體制的確立，訓練方法也隨之發生了重大變化，即藏軍的訓練方法由“漢式”訓練逐漸地變為英式訓練。達賴喇嘛及噶廈政府起初為了考察不同國家訓練方法的效果，分別聘請了英、俄、日三國的軍事教官各按本國的操典分別訓練藏軍的一個軍營，以判定優劣，再選出一種操典統一訓練藏軍。聘請的日本教官是退役軍人矢島保治郎，給他如本即營長的軍銜，負責訓練藏軍中的精銳部隊———達賴喇嘛警衛營，同時聘請畢業於俄羅斯軍校的布里亞特蒙古人丹巴堅贊，擔任藏軍一個軍營的俄式教官，還建立了英式訓練的軍營，原有的軍營仍按漢式軍制操練。然而，英國政府不願看到他國在西藏擴大影響，反對西藏採用除英國以外的國家訓練藏軍。由於來自英國的壓力，加之當時西藏已傾向英國，因此達賴喇嘛最終確定採用英式操練方法。對此，當時正在拉薩的日本人多田等觀說：“日本教官矢島保治郎的軍營成績最為優秀，他得到了達賴喇嘛的信賴，決定採用他訓練的軍隊作為近衛營。但是，大概考慮到英國的影響，決定由受過英式訓練的少壯士官訓練西藏新軍。”英人查爾斯·貝爾則雲：“一俄國布里亞特人與一日本人嘗以其方法訓練藏兵。西藏政府聘之，正在英國政府態度縱不惡劣亦屬可疑之時。今日友誼恢復，彼等乃停止俄人日人之訓練而採用英人方法於其軍隊全體。”這也折射出列強在西藏影響的變化。
1919年，應達賴喇嘛的請求，英國人在江孜成立了軍官訓練學校，教官由駐江孜商務委員會公署的英籍軍官擔任。該校是藏軍中下級軍官的培訓基地，藏軍各部隊的甲本、定本等輪流到這裡受訓，然後返回自己的部隊訓練士兵。每次50名，為期半年左右，“藏人來此訓練，一直到1924年，中間很少間斷”。在這裡受訓的軍官都要剪短髮，改穿英式軍裝，並且完全按照英軍操典進行訓練，操練口令也完全是英語，奏英國國歌，幾乎與英領下殖民地的軍隊相侔。
為了更好地掌握外國先進的軍事技術，達賴喇嘛還派遣藏族青年到英國、印度等地留學。1914年，達賴喇嘛令噶廈政府孜本龍夏帶隊，選派四名貴族子弟仁崗、門衝、吉卜、崗卡到英國留學，其中最年長的崗卡專門學習軍事，“歷受軍事訓練，在約克邑第十聯隊中（ 10thYorkshire）服務十月，在武力（Woolwich）之炮隊中服務九月。於此期間，彼始悟戰時能行嚴格軍事訓練。……崗卡首歸西藏，在拉薩以現代方法助練新兵。”1915年12月，達賴派桑班丹曲旺、定恰·多吉堅贊、索南旺傑等貴族子弟和一些士兵前往印度去受訓，學習火炮和機槍的使用方法及拆、裝等技能;次年又派索南貢覺等一批青年赴印度學習事;1923年，達賴又派姜樂建公赴錫金，考察印度軍事制度與現代武器的使用方法等，這些措施對提高軍隊素質作用甚大。
（三）購買新式武器，設立軍工廠
舊式藏軍的武器裝備相當落後，時人云：“番人兵具仍用刀、矛、弓箭、排銃、藤牌、木牌等古代舊物，不知採用新式利器。”達賴喇嘛深知不斷提高武器裝備的現代化水平是提高軍隊戰鬥力的重要條件，因此，他對用現代武器裝備新式藏軍非常重視，西藏地方政府獲得現代武器裝備的最主要手段靠購買，英國成為西藏的最大的武器供應者。英國的西藏事務官員貝爾曾說：“1913年以來，吾等鼓勵藏人信賴吾等。1914年簽約時，英政府許以外交援助，並許以在相當範圍內接濟軍火。因此，吾等時時許其在印度購買軍火。”1914年8月，應噶廈政府的請求，英印政府“饋贈”給西藏5000支新式來福槍和50萬發子彈;1915年，藏軍司令擦絨噶倫請求貝爾提供火炮和機槍，並要求派3名教練或4名機械師來西藏教授製造彈藥，同年英印政府又提供給西藏20萬發子彈，西藏自印購特母式槍2萬支。1918年上半年，英國政府為了鼓勵和支援藏軍進一步向東擴張，又贈送子彈50萬發。1921年10月，在貝爾的斡旋下，英印政府答應在以後的7年中，向西藏政府出售10門山炮和足量的炮彈、20挺機關槍、1萬支李—恩費爾德式步槍及200萬發子彈。1933年，西藏由印度購進步槍5000餘支，存於布達拉宮，以備遭遇不測時武裝拉薩三大寺僧人。另外，西藏地方政府透過民間渠道所購得的軍火，仍然從印度境內不斷秘密運進西藏，配發到藏軍士兵手中。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的次年（1934），據中央政府致祭專使黃慕松調查，當時藏軍所擁有的武器，總計大炮19門、機關槍4架、步槍2萬餘支，這些武器的來源除從英、俄等國購入的外，還有一部分是川軍從西藏敗退時繳納之槍彈。從此，熱兵器開始替代冷兵器，逐漸成為藏軍武器裝備的一部分，從而推動了西藏近代軍事的發展與進步。
達賴喇嘛知道完全採用外國武器，難免受制於人，因此決心自造槍炮武器，遂重開拉薩北郊的扎什軍械廠，由藏軍總司令擦絨·達桑佔堆具體負責。1913年9月，達賴喇嘛召見克什米爾技師額斯烏拉，任以列參巴（las-tshan-pa）之職，令其在拉薩北郊扎什塘建造一座機器工廠，專門製造槍支彈藥。但由於技術落後、原料缺乏等原因，製造出來的槍彈品質拙劣，而且數量有限，遂將此廠改為造幣廠和印刷廠，印製西藏地方政府的紙幣、銅幣、銀幣和郵票等，武器彈藥主要從英印政府購買。1931年，西藏地方政府又開辦了扎什軍械廠，達賴喇嘛任命其親信土登貢培為廠長。該廠吸收了原來製造廠、造幣廠的技術人員，並從社會上徵召了不少技藝精湛的匠人，仿效英國武器，製造步槍、刺刀、子彈等，同時還印製貨幣。雖然因西藏的近代工業基礎極其薄弱，科學技術相當落後等客觀條件的限制，達賴喇嘛開設的兵工廠，不僅規模小，而且大多數機器裝置以及技術專家來自英印政府，無法獨立自主地生產，產品質次價高，很難滿足藏軍的需要，但是十三世達賴從戰略角度考慮軍事工業的思想，在當時實屬難能可貴。
（四）調整薪餉，籌設軍餉局
軍隊薪餉是穩定軍心的重要保障。清代，藏軍的薪餉一直按照1792年藏軍初建時的規定發放。民國初年，達賴喇嘛擴編藏軍時，對藏軍官兵薪餉作了較大調整，規定馬基年俸為銀3000兩，代本1800兩，如本以下按月發餉銀、實物。當時以4兩5錢銀、3克青稞、3斤酥油、1斤食鹽和1合鹼作為一份薪餉，如本每人發5份，加本3份，定本2份，士兵1份。至達賴喇嘛圓寂時，藏軍官兵的薪餉又發生了變化。實行薪餉制，不但有利於固結軍心，使官兵安心服役，而且還能相應提高軍人的社會地位，有利於破除重文輕武的陳舊觀念。
擴軍練兵、購買新式武器需要龐大的軍費支援，這徹底改變了辛亥革命之前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開支在宗教方面的原有格局，使得其支出急劇膨脹，甚至到了難以為繼的程度。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從1914年開始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向牧區徵收鹽稅、羊毛稅、皮革稅，向農區徵收茶稅。1920年達賴喇嘛創設一個新機構“財源調查辦事處”，由精於理財的孜本龍夏負責，該機構很快實行了一套有效的財政改革措施，極大地增加了西藏政府的財政收入。1921年，成立軍餉局，專門為軍隊籌備經費。當年7月，達賴下令新增藏軍的薪餉由策墨林莊園、丹傑林拉章莊園支付。為了擴大稅源，十三世達賴喇嘛要求後藏的扎什倫布寺承擔整個藏軍四分之一的費用，九世班禪大師因不堪來自達賴的這種經濟及政治壓力，於1923年12月被迫逃往內地，開始了長達15年的流亡生涯。
由上可見，從1913年起，十三世達賴喇嘛採取了一系列擴軍強兵措施。但是，擴軍增稅等革新措施威脅到了傳統的寺院集團的利益，因此很早就引起了他們的反對，同時也使接受了較多現代新思想的藏軍青年軍官集團與寺院集團為首的保守勢力的矛盾日益尖銳。僧人們認為“擴充軍隊恰如往他們世襲的權威心臟捅刀子，並且會使寺院制度運轉的財源枯竭”，他們把擦絨的建議看成“是使西藏政教分離的一種手段，是企圖傳播外來的（異教徒）思想觀念尤其是英國觀念。”尤其是隨著改革的逐步深入，來自僧侶集團和保守勢力的阻力越來越大，使達賴喇嘛對藏軍的改革程序漸趨緩慢。另一方面，新興的軍人集團，為了爭取和享有在西藏的政教事務中更大的發言權，已經對達賴喇嘛的世襲權威構成了威脅，1924年甚至發生了青年軍官集團預謀逼宮的未遂政變事件。達賴喇嘛憑其政治家的敏感，在感覺到來自少壯派軍人集團對他地位的威脅後，斷然採取了削弱藏軍的措施，1925年4月罷免了擦絨的藏軍總司令一職，不久又被免去噶倫之職，其他參與者也都受到了降職處分，使新興的軍人集團受到沉重打擊。隨後，藏軍官兵的訓練活動基本停止，武器彈藥被封存，達賴喇嘛雄心勃勃的擴編藏軍計劃大大緩和下來，直到他圓寂，基本上沒有新的措施出臺，從此，藏軍勢力迅速衰落。儘管達賴的寵臣龍夏、土登貢培等人曾做了重振藏軍的種種努力，卻也在守舊勢力的強力壓制下慘遭厄運，無力挽回頹局。
三、結 語
綜上所述，十三世達賴喇嘛對藏軍的近代化改革給我們留下了以下一些歷史啟示：
第一，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軍事改革所遵循的是“師夷長技”的基本思路，以引進、學習西方先進軍事技術作為基本目標，透過採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一方面加強了藏軍的正規化建設，使藏軍的軍事素質和戰鬥力得到了較大程度的提高，使西藏曆史上出現了一支比其前輩遠為優越、前所未有的近代化軍隊。達賴喇嘛試圖透過建立這樣一支軍隊，更好地防範和抵禦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威脅，進一步鞏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統治。因此，達賴的軍事改革不可能觸動西藏的封建農奴制，這也決定了他的軍事改革主要限於器物層面上，而軍事制度、作戰理論和軍事文化等層面涉及不多，軍隊實現近代化的程度不高，使得藏軍直至20世紀中葉，也仍是一支相當落後的軍事力量。
第二，十三世達賴喇嘛對藏軍的改革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進行的，因此，其改革及組建的新式藏軍，帶有鮮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烙印，具有濃郁的由英帝國主義幫助組建的半殖民地武裝力量的色彩。英印軍隊幾乎控制和壟斷了藏軍的軍事教育，武器裝備、訓練方法等無不仿照英國，甚至採用英國歌曲作為藏軍軍樂。英帝國主義透過幫助西藏訓練藏軍，提供武器，雖然加快了藏軍的近代化程序，但這也帶來了相當嚴重的問題，即加深了藏軍對英印政府的依賴，他們處處仰西方列強鼻息而缺乏自主性，從而使英帝國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著西藏軍隊，這無疑進一步強化了西藏的半殖民地地位。
第三，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西藏，社會政治制度落後，經濟基礎脆弱，生產力水平低下，缺乏國防工業體系，加之宗教觀念在西藏根深蒂固，因此，西藏社會從傳統向近代化轉型的過程中具有抗拒變遷的巨大的惰性。這從一個方面決定了十三世達賴喇嘛對先天不足的藏軍進行近代化改革的前景及西藏向近代社會轉型的特殊困難。達賴喇嘛曾試圖仿照英國的軍事組織結構、訓練方式、軍事技術、學堂教育、營制餉章、武器裝備等要求，強化西藏的軍事力量，但受經濟基礎的制約，他既不能為軍隊提供足夠的軍用物資、武器裝備，又無法支付充足的軍費開支，因此對藏軍的近代化改革步履維艱，程序緩慢，最終在西藏寺院集團和貴族守舊勢力的阻撓和打擊下歸於失敗。
第四，新式軍事教育對轉變軍人的思想觀念起到了重要作用，因為“軍事近代化本質是一場政治經歷，有助於軍人形成近代化的世界觀”，新的知識體系使藏軍軍官產生了對西藏現代化的極大渴望，並促使他們用全新視角探詢西藏落後的深層原因。達賴喇嘛未曾想到，憑藉一支由西式武器和現代思想裝備起來的新式軍隊去維持落後腐朽的封建農奴制統治，這存在極大的風險。新式藏軍的建立不僅沒有給他帶來“磐石之安”，苦心孤詣培養的新式藏軍差一點成為其政教合一制統治的掘墓人。正如塞繆爾·P·亨廷頓所言：“在君主集權官僚體制中，軍隊是最現代和最具有內聚力的典型，君主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去加強軍隊，到頭來往往變成這支軍隊的犧牲品。”
第五，經過十三世達賴喇嘛組編、改良的藏軍，其性質發生了根本性的演變，即由以前清政府駐藏綠營兵的輔助部隊，蛻變成為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地方上層及英國殖民軍化的一支武裝力量。在整個民國時期，這支武裝力量長期駐紮在東部藏區一帶，並在英帝國主義唆使下一度向東擴張，成為西藏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抗衡和製造分裂的工具，起了消極作用。
第六，儘管達賴喇嘛建立新式藏軍的目的是為了防範和抵禦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威脅，鞏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統治，但它在客觀上對促進西藏向近代社會轉型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達賴透過軍事改革，在培養、造就了一支近代化軍隊的同時，也帶來了西藏稅賦制度的改革，近代實業的發展，以及先進現代通訊設施等的引進。尤為重要的是，接受了西式軍事訓練的部分藏軍官兵得以接觸現代文明的某些因素，對他們的傳統觀念造成了衝擊，一些人開始反思西藏的現實及未來命運，甚至在個別藏人中出現了革命化傾向。這猶如一縷春風，吹進了這片雪域大地，使長期處於封閉狀態的西藏透出幾絲近代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