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若望是繼利馬竇之後，從澳門來到中國內地，受到明清兩朝三代皇帝重用的西方傳教士。他對中國與西方的文化交流,對澳門的存在和發展，都產生過重要影響。

“通玄教師”

湯若望1592年出生於德國，早年加入耶酥會任傳教士。後來在葡萄牙的支援下，在中國各地傳教。

1644年5月，清軍大舉入關進佔北京，湯若望熱心服務的明王朝頃刻之間滅亡,他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注視著明清王朝的迅速交替。

少年天子順治作為清軍入關後的第一任皇帝，勵精圖治,命人廣招人才，內秘書院大學士范文程在進入北京的戰亂中，發現清兵正在教堂中糾纏湯若望，就把一張諭帖貼在他的住處，不許八旗兵弁隨便出入騷擾天主教堂,從而使湯若望得以免受明清鼎革之際的無妄之災。

范文程是個有學問的人，久聞湯若望的大名和深知澳門對中國的作用，就把湯若望作為博學多才的天算家推薦給清廷,他由此進入欽天監工作。

湯若望看到清朝的安定局面和對他的優待，逐步改變了對清朝君臣的偏見，把親自按照西洋曆法編修而成的“時憲曆”交給輔政大臣多爾袞，很快受到清王朝的信任與尊重。

范文程把湯若望引見給順治皇帝,第一次見面，順治就被湯若望仁慈的長者風度、淵博的知識、明智幽默的談吐吸引住了。順治請湯若望做自己的教師，湯若望逐漸與順治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湯若望身在北京，卻始終與澳門的天主教會保持著密切的關係，不斷得到在北京發展天主教徒的指示。他經常從澳門得到各種資訊，從澳門買到歐洲出版的學術著作，使他作為清廷聘請的歷法局專家極其稱職。

1645年，湯若望把經他一年修改完善的《西洋新法曆書》,進呈給清政府，更被另眼相待，任命他為太常寺少卿,首次由西洋教士掌管欽天監。

順治親政後，1651年誥封湯若望為通議大夫，加封他的父親、祖父為通奉大夫，追封其母親、祖母為二品夫人。1653年3月，順治賜給湯若望以“通玄教師”的稱號。

一天，順治帶領幾乎所有大臣前往口外行獵，僅鄭親王、皇太后留守京師。

那天，湯若望的天主教堂突然來了三個滿族婦女，訴說家裡有個女孩得了急病，請博學多才的湯若望救命。湯若望細問病情，認為只不過是感冒發燒，就給了一些治療感冒的藥片，外加一小面十字架聖牌，滿有把握地讓女孩把藥片吃下，將聖牌持在胸前，四天後即可痊癒。

五天之後，那三個滿族婦女又來到天主教堂，拿來300兩白銀和五匹金線錦緞酬謝。湯若望分文不取，三個滿族婦女就把300兩白銀捐獻給了教會。

幾天後，那三個滿族婦女又拿來1000兩銀子前來酬謝，湯若望敬謝不收。她們被老傳教士的崇高品質所感動，就吐露真情:

她們的女主人便是當今皇上的母親莊太后，患病者是莊太后的親侄女，還說莊太后要像義父一樣尊敬湯若望，願意隨時聽從他的指教。

湯若望大喜，有了莊太后這樣的義女，對澳門的發展,對他的傳教事業都大有好處

當時的澳門教會指示湯若望，要設法讓天主教取代喇嘛僧侶對清朝宮廷的影響，湯若望便在莊太后派人贈送禮物的時候，指責喇嘛僧侶愚昧落後，請莊太后遠離他們，免受不良影響。

莊太后很快派人答覆他的義父：由於複雜的歷史原因，她不能立刻斥退喇嘛僧徒，但是不會讓他們干預國家政事；她也不便介入澳門天主教與中國佛教界的複雜爭端。

當年9月，順治大婚的時候，湯若望以60 歲的高齡連續幾天在宮中奔忙,又探望莊太后，祝賀她因順治大婚加封的尊號，從而使湯若望與順治母子的關係更加密切。

順治皇帝在大婚後親自前往天主教堂看望他的老師，把湯若望稱為“瑪法”（即滿語“爺爺”），一下子提高了湯若望的身價。湯若望不時到宮中給順治上課，順治不斷地到天主教堂看望瑪法，兩人的關係越來越密切。

日久天長,年輕的皇帝順治對慈祥而博學的外國爺爺產生了一種崇敬而親切的依存感，親自寫了一塊“通微佳境”的匾額，命人大張旗鼓地掛在宣武門內的天主教堂中；還特別撰寫了碑文一篇，大力稱讚湯若望“事神盡虔,事君盡職”，命匠人刻文立碑豎於堂前，勉勵文武大臣、傳教士都以湯若望為榜樣，忠於順治和大清朝。

這在清朝，可謂極其少見的事情，滿朝文武朝臣，誰能享此殊榮？這使順治與湯若望的關係“有如家人父子”。

順治對這個洋爺爺極其崇拜，治理國家大事遇到疑難問題,多次前往天主教堂與湯若望商量。有人根據皇宮人員統計，發現兩年中順治到天主教堂訪問湯若望多達24次；湯若望為幫助順治成為有作為的皇帝，更是有話直說，不避嫌疑。龔鼎孽在《定山堂文集•堂道末七十壽序》熱情地稱讚湯若望與順治之間的非比尋常的關係說：

“睹時政之得失，必手書以密陳，舉凡修身事天，展親篤舊，恤兵勤民，用賢納諫，下寬大之令，慎刑獄之威，盤固人心，鏃厲士氣，隨事匡建，知無不言。”

在范文程和湯若望的影響下，順治逐漸放棄了一味依賴武力的“窮兵黷武”政策，更多地採取“招降彌亂”的“文德綏懷”政策，完成了他治國平天下政策的第一個大轉折。

湯若望利用令人吃驚的對順治母子的巨大影響力，在北京大力發展天主教徒，據記載發展了好幾萬人，連莊太后都洗禮入教。

澳門教會首領得知這一情況自然高興萬分，指示湯若望進一步擴大戰果，爭取把順治皇帝拉進天主教會，最終達到以天主教統治中國的目的。

不久，湯若望被順治任命為欽天監監正，他發現兩個手下官員不學無術，傲慢無禮，就決心予以撤換。被撤者是貴族子弟，託順治說情，湯若望鐵面無私拒不讓步，反而得到順治的敬重。

影響朝政

順治敬重湯若望還有更深一層的考慮。他得知南明王朝的永曆帝及其皇太后、皇后和宮中大臣、太監，大都受澳門宗教界影響加入了天主教，而湯若望與澳門宗教界關係非同一般，在天主教中地位很高，頗有影響力。禮敬湯若望，就是招降永曆皇帝的一個重要的姿態，若由湯若望透過施加宗教影響而讓永曆皇帝投降，豈不是少動干戈的好事？

然而，這畢竟是複雜的政治問題，順治居於廟堂之高，自然不好貿然開口相求，就反覆詢問湯若望希望得到什麼賞賜；湯若望曾想借此機會發展順治加入天主教，但是又覺得還不到火候，只好再找機會。

湯若望時刻不忘在中國傳教的頭等任務，他吸收、總結利馬竇在中國傳教的經驗教訓，努力以天然宗教和一般道德為基礎，結合中國的傳統儒學和佛教精華，把天主教教義融匯其中，引導順治自然地加入天主教。

順治九年即1652年,被人敬為活佛的西藏達賴喇嘛帶領3000喇嘛和大批蒙古族護衛，來北京覲見大清皇帝。順治非常高興，決定親自前往邊地迎候法駕，遭到許多大臣的反對,但是順治根本聽不進去，一意孤行，莊太后只好把德高望重的湯若望請出來勸駕。

湯若望不僅呈上精心撰寫的諫書，而且上朝跪拜面奏皇帝，請他要保持必要的尊嚴，不要遠離京師，以免發生意外事故。順治最終聽取湯若望的意見，派一位大臣前去迎接達賴喇嘛進京。

達賴喇嘛想請順治成為喇嘛弟子,湯若望想到澳門宗教界要他發展順治加入天主教的指示，就極力反對順治接近喇嘛教,認為皇帝與喇嘛應該各行其是，各盡其責。順治接受湯若望的建議，給達賴喇嘛以隆重接待，並答應冊封達賴喇嘛為“西天大善自在佛”，但卻使達賴喇嘛的主要心願落空。

不久，荷蘭大公派遣使節團來華進貢，順治大喜，命以湯若望為主接待荷蘭使節團。湯若望發現荷蘭使節團的副團長竟然是他當年在荷蘭學習時期的朋友，老朋友見面分外親熱，荷蘭使節團直率地提出了與中國訂立通商條約、在澳門獲得居留權、允許荷蘭加爾文派耶酥會來中國傳教等要求，湯若望笑容滿面答應全力幫助。

然而，湯若望考慮到加爾文耶酥會與他所屬一派有矛盾，就勸說順治拒絕荷蘭人在中國傳教，不允許荷蘭人獲得澳門居留權，使葡萄牙、荷蘭、南明王朝三種力量在澳門相互牽制，對大清朝最為有利。

順治對湯若望如此忠於大清朝大加讚揚，詢問如何對待荷蘭使節團。湯若望提出“既顧念私交,又無礙大局”的解決方案,允許荷蘭人“八年進貢一次，可附帶小宗貿易”。

湯若望以圓滑的手腕，取得了清朝皇帝、荷蘭使節團、澳門當局三方面都對他極其滿意的結果。

年輕的順治皇帝雄心勃勃，力求勵精圖治，決心當一個有所作為的皇帝。但是受到朝廷保守勢力的重重阻撓，難以有所作為，處處受到牽制，甚至他喜歡的董鄂妃也在後宮的複雜爭鬥中身亡。

在這種情況下，他突然接到鄭成功兵臨南京城下並即將北伐的訊息，這使順治感到絕望，就精神失常地發洩感情，荒淫無度，幹出許多不成體統的事情，受到莊太后的訓斥後，又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傳下聖旨要御駕親征，誰也無法勸阻。

宮廷上下都束手無策，大臣們紛紛跪下勸阻，順治根本不聽，親自用寶劍劈斷御座，以顯示他的堅定決心。大臣們萬般無奈，最後只好搬出德高望重的湯若望出面勸駕。

湯若望與南懷仁、蘇納、白乃心等傳教士緊急協商對策，一致認為順治一旦帶走御林軍，會帶來京師畿輔重地的混亂，中原多難對西方傳教事業及貫徹澳門宗教界首領的指示精神不符，為了耶酥會的傳教事業，湯若望應該冒險出馬，去勸說順治改變主意。

湯若望比較瞭解順治，知道這個少年天子天資聰慧，有極高的判斷能力，不會不知道一意孤行帶來的嚴重後果，需要有一個適當的臺階，如果勸說得當，很可能趁機改變主意。

於是，湯若望精心撰寫能夠打動順治此刻心絃的奏章，選擇適當的時機跪勸順治，說他以十數年的老臣忠誠之心，懇求皇上罷親征之議，不要使國家再瀕臨被破壞的邊沿……

湯若望的冒死直諫可謂恰逢其時,不愧有“湯聖人”的美稱，順治心如明鏡，早有回心轉意之心，但是找不到臺階下，這時認為湯若望博古通今，見解精到，分析透徹，看到湯若望感情激盪，老淚縱橫，也深受感動，便適時轉彎，就把這個面子給了湯若望。

24歲的順治不久得天花病重不起，但是還沒有確定皇太子，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特意讓莊太后召見湯若望，就這個事關國家前途的重大問題徵求湯若望的意見。

順治提出由他的一個堂兄繼承皇位，湯若望認為子承父位、父子相承，這是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通常做法，應該立皇子登極，而三皇子玄燁出過天花，又聰明過人，勤於學習，最為合適。

湯若望的意見與莊太后的意見一致，玄燁便被扶上皇位，他就是有名的康熙皇帝。

順治皇帝的去世，使湯若望失去了宮廷保護人，他的命運也發生了巨大的轉折，開始走下坡路了。

早在順治時期，就有一些漢族士大夫反對順治信任湯若望等傳教士 ,對湯若望竟然在中國發展了十幾萬天主教徒極其不滿，極力主張從葡萄牙人手裡收回澳門。安徽歙縣的官生楊光先就是他們的代表，首先向西方傳教士發難。

楊光先在順治十六年即1659年5月寫了一本《摘謬論》，攻擊西洋曆法有10個大錯誤；接著又著《群邪論》三章，駁斥基督教的理論，到處散發稱：“非我族類，其心必殊”，對傳教士要提高警惕。

1660年年底，楊光先向禮部送上《正國體呈稿》，控告湯若望借推行西洋曆法陰行邪教，要警惕傳教士“呼朋引類,外集廣澳，內官帝掖，不可無蜂蠆之防”，但是湯若望有順治皇帝保護，誰也無可奈何。

順治死後康熙未親政之時，楊光先又上《請誅邪教狀》，攻擊湯若望等傳教士謀反，在鰲拜等四輔臣支援下，判處湯若望死刑，後來因為發生地震才被釋放。但是幾個月的折磨巳經使湯若望心力交瘁，氣息奄奄，一年後死於東堂（在今天王府井大街）。

康熙皇帝親政後重新審理“欽天監案”，楊光先被判死刑，湯若望恢復“通玄教師”之名，奉康熙之命湯若望被重新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