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古開天神話傳，三皇五帝數千年”，悠悠歷史，萬古文明，宋朝是一個前承隋唐盛世，後啟明清王朝的朝代，宋朝結束五代十國的分裂割據，一統支離破碎的天下，建立起統一專制的封建王朝，泱泱數百年，專制制度空前加強，宋明理學橫空出世，王權得到極致維護，是封建社會由盛轉衰的轉折點，也是歷史車輪浩浩向前的助推器。北宋政治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莫過於政治監察制度，政治監察上能鞏固皇權，下助地方管轄，得到了歷代皇帝的重視。

宋代的監察機關一脈相承於唐朝，在中央設立御史臺，並以此為最高檢察機關，在《宋史·史官志》上有記載：“掌糾察官邪，肅正綱紀。大事則廷辯，小事則奏彈”，由此可見，御史臺在嚴正朝官方面頗有成效，在其官員設定方面，御史大夫一職通常被授予政績勤勉，功績豐碩的朝臣之身，一般只是作為加官並不實授，因此，御史中丞為御史臺實際最高長官，掌判各項臺政。

御史臺在結構設定上，下分臺院、殿院、察院，各院分別置侍御史一人，殿中侍御史兩人，監察御史六人。各司在元豐改制前後，變化頗大，元豐改制之前，侍御史以御史臺副長官的職位，兼任知雜事，輔佐御史中丞處理要務，在元豐改制之後，侍御史雖仍為御史臺副長官，卻不再兼知雜事之任，專心於臺務之事。殿中御史則管理殿院，有史料記載，殿中御史“掌以儀法，糾百官之失”。顧名思義，監察御史的職責在於領導監察院，監察御史分掌朝廷大大小小，六曹百司之事，如若發現錯誤不當之處，大則奏劾聖上，小則予以舉證。因此，監察御史的任職，事關吏、戶、刑、兵、禮、工六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官職，宋朝的檢察機關雖沿襲於唐朝，但唐朝的監察御史由宰相任命或推舉，但在王權進一步加強的宋朝，監察御史則由皇帝直接任命，監察御史不僅監察六部，而且可以監督宰相，由此可見，宋朝的檢查制度，使朝廷百官，難逃皇帝之掌控，俱在皇帝監督掌控之下。

除上述幾大職務之外，御史臺還設有主薄和檢法，各置一人。主薄的職責主要為公務、文書、監督、稽核等幾大板塊。而檢法不僅主擔律法檢核之責，還會充當刑事案件審理顧問，協作案件處理。主薄和檢法也是傳承已久的御史臺主要屬吏，在哲宗時期曾遭變革，但在崇寧初年又得恢復，並得以長期沿用直至南宋，南宋時期，御史臺正副長官常面臨空缺之況，而由殿中侍御史代之的情形，但仍為屬吏身份的主薄和檢法，卻得到士大夫的一致青睞，常成為其晉升青雲的基石，因此主薄和檢法二職的重要，可見一斑。

我們如今提倡實踐出真知，並強調“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宋朝也不例外。宋朝當廷為了確保監察機構的行之有效，特要求御史要具備豐富的實踐經驗，要在地方擔任過兩任縣令，充分的歷練之後方有資格擔任御史，行使對朝廷百官的監察權。這一舉措，乃宋朝開天闢地之首創，在前朝歷代皆不可見。御史一職在宋朝各代皇帝的統領下，其職權也經歷了巨大變革。宋初之時，御史可不憑實據便向皇上奏彈百官，且不擔負任何風險。不僅如此，彼時御史還擁有數量考核要求，需要每兩月向皇上奏事一次，真可謂彈人之事如風聲，風過無痕，卻無人可躲，時人將此稱為“風聞彈人”。至宋仁宗時，御史彈劾之權受到了限制，且如若彈奏為虛，則需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除卻御史臺外，宋朝還在中央設立諫院，名為諫院，但職責並不是規諫皇帝，而是與御史的職務有異曲同工之妙，專司舉發朝臣的不法行為和對朝廷各部門的舉措進行諫正。諫院之所以不甚突出，是因為它和御史臺並稱為“臺諫”，隨著御史臺的職權逐漸強化，慢慢兼任起規諫之責，使二者呈現融合之勢。

宋朝對地方行政監察的重視，超過了之前各個朝代。正如上文所提，宋朝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割據局面，是一個幅員遼闊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王朝，統治者以史為鑑，吸取唐朝的經驗教訓，提防地方勢力蔓延，重蹈藩鎮割據之亂，使王土異化，失去皇權掌控，因此，宋朝當廷出臺了各種政策以削減地方權利，光是有史可正的就有地方財政限制，回收地方司法權力，地方官員任命權歸中央等，長此以往，形成了天下大事，事無大小，仲裁之權皆在皇權，河山萬里，無論遠近，皆在皇權統轄之內的局面。眾所周知，宋朝的行政區劃實行州、縣二級制，中央為了牽制周軍官員，還另設“通判”一職，通判聽命於中央，乃州監察官，專職監察地方長官，向朝廷通報地方情況。

地方政府受制於宋朝的監察司長出巡地方，按律察辦州縣的制度，取名為監司。監司出巡傳承於唐朝，唐朝稱之為巡院，至北宋時，依舊吸取巡院之意，在各路設立轉運使，由此引起地方行政區劃的變革，使監察路漸漸過渡為行政區。北宋轉運使，遍佈各路，其權責範圍，設定特點皆圍繞於“問民疾苦，察吏藏否”，關係民生，關係安穩，故以監司之名而為人所稱道。宋朝監司相較於唐朝監司，大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勢，唐監司為單一體制，而宋監司則為多元監察體制，

各路所置監司沒有統屬關係，長官之所也分散各地，各司不僅皆具監察職能，且職責偏重不同，但毋庸置疑的是，各司相互監察牽制之效果，尤為顯著。除了州、縣之外，朝廷還在邊鎮之地，要塞之區設立經略使，亦或安撫使，因為軍事區，所設官使皆高於州縣。

上述乃監司的機構設定，下面介紹監司的職能，深入地方的監司，其職能雖尤為廣泛，但主為刺舉，刺舉意同為察舉，行使物件涉及廣泛，涵蓋地方行政，事無鉅細，皆在刺舉範圍之內，如貪贓枉法，欺凌百姓者、為官不作為者、昏庸差勁，怠惰政務者、以及侵蝕國家稅收者等，因此監司的確立，很好地將地方行政置於中央眼底，是對於加強中央集權行之有效的政策。監司不僅具有刺舉職能，還具有舉薦官員，監督刑法，公正地方刑獄案件，協同管理地方財政，並對財政施以監督，等各種行政職能。另外，地方災害防控，災後重建及水利工程等民生民政工作也繫於監司。因在宋朝，社會仍以自然經濟為主，因此監司還肩負督促農耕之務，並且逢亂時，還要一馬當先，鎮壓農民起義等。各監司機關所轄範圍較大，因此每兩年就要巡查所轄區域，後來經過改進，變為一年一次，確保不漏一山一地，並且遇到災荒之年，還要奉皇帝之令，出巡地方。中央與地方的橋樑繫於監司，因此為了防止監司與地方官僚勾結貪汙，或借職務之便敲詐勒索尋常百姓，特制定了多項規則以牽制自身。

律法的變革沿用，機構的更迭設定，關鍵在於是否有利於加強專制，這是歷代封建王朝亙古不變的思想。宋朝的監察律法思想主要對違反者的處置之法，監察者的職責許可權也深受律法考量，不僅如此，在後期的發展中，監察者行使監察權的自由度也受到了削減，詳情內容可見各部宋律。

封建社會在中國能夠延續數千年之久，立下汗馬功勞的乃是日趨完善的封建王朝設定。對於封建王朝的監察機構來說，其主要思想一為“振舉綱紀，糾彈奸邪”，具體可見宋朝的監察機構，上至中央，下至地方，莫不在監察範圍之內，無論皇親貴胄，還是黎明百姓，皆為被監察物件，國土遼闊，但監察輻射範圍更廣，各種原則規範在宋朝全境編成一蓋巨網，籠罩在王土之上，對於其中違法亂紀的官員予以嚴厲的懲處。二為“制衡相權，防範臣下結黨”，此點可見於御史彈奏範圍包括宰相，自古以來，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深為皇權所忌憚，宋設御史之職，大大削弱了這種隱患。三為“重視納諫，以廣聖聰”，監察者在一定程度可充當皇帝布在中央地方官員身上的耳目，不僅可以鞏固君主專制，而且還起到勸諫君主的作用，在宋太祖時就有規定，子孫後代不得殺士大夫，宋朝統治期間，文臣不能因言獲罪。這種規定為傲骨錚錚計程車大夫提供了寬鬆的諫諍環境，並有“言事之臣或得責，大不過落一官，其次居散地而已”之說。

宋朝的行政監察制度，大有歷史考究。縱覽封建歷史，天下之權雖日趨繫於皇帝一人之身，但門閥貴族在封建統治中的力量，仍然不容小覷，幸得科舉制度，庶族文人得以透過十年寒窗苦讀，進入統治階層，但其仕途環境頗為狹窄，在門閥貴族和皇權之爭的夾縫裡度日維艱，才能難以施展。俗話說：“前車之鑑，後事之師”，宋朝結束了唐末以來，五代十國的亂世，軍閥混戰，百姓不堪其擾，各地武士擁兵自重，割據為王，雖大大動搖了門閥貴族的統治之基，但於庶族寒士而言，其處境更加艱難，除了受制於貴族之外，還成為武士的附庸，雙重壓迫導致了士大夫的衰落。士族的轉機始於公元960年，大宋王朝掘地而起，支離破碎的山河得到了統一，當權者吸取前人經驗教訓，對武官忌憚頗深，從上到下，出臺了一系列壓制武人的條文，其中最為顯著的一條當屬“以文抑武”，對武士的打擊之大可想而知。於宋朝皇帝而言，大奸大惡的文臣也不過行使貪贓枉法，偷盜國糧，但也僅此而已，而如若武士得權，便有多人天下，撼動大宋江山之禍。歷代皇帝回想亂世經歷，便如墜冰窟，因而義無反顧地壓制武人，並建立以御史臺為核心的監察制度，為宋代文人提供大為寬鬆的奏彈規定。且不以宋末之事論長短，宋朝的監察制度為加強中央集權無疑帶來錦上添花的效果。

封建朝廷官僚設定的目的，不在於強化官僚，而在於強化皇權。“朝廷命官”四字細細讀來可知，官僚在於服務皇帝，在於鞏固江山，在於統轄天下蒼生，但人性的私慾本就與生俱來，皇權江山屢屢遭到官僚的覬覦破壞，他們相互之間不僅傾向於結黨私營，而且傾向於排斥相爭，但他們同時作為一個官僚集體，當集體利益受到侵害之時，就會全力以赴，維護私權，哪怕官僚所維護之利益與皇權對立，他們也會奮力相爭。因此，對於皇帝來說，只有永無止盡地加強皇權才能擺脫這種皇帝威嚴被挑釁的噩夢，從中央到地方，至高無上的皇權要求天下蒼生只聽命於皇帝一人，而監察機構，無疑是皇帝抑制官僚擴張的一把利刃。

儒家思想源遠流長，廣受統治者的青睞，從漢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儒學的統治地位便得以確立。隨著封建社會的發展，統治者對儒學的依賴日益加深，他們不僅將儒學造詣作為入仕途的考核專案，而且將其深入推廣，導致儒學成為貫穿封建社會的信仰學說。儒家思想有大量關於“忠”的闡釋，儒學之“忠”含義豐富至極，對於官僚階層而言，他們忠於皇權但並不是片面愚忠，他們負有匡正君法的職責，而對於皇帝而言，他們也有明辨是非，認清忠奸，不偏私，不偏頗，對臣下的赤忠之心要作出正面的迴應。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對皇帝諫正直言是為忠臣，對皇帝隱瞞不報，虛與委蛇是為奸臣，要治欺君這一彌天大罪，尤其在宋代，君臣皆習孔孟之道，監察制度的設立，無疑在君臣之間架起了一座盡忠與迴應的橋樑，皇帝可以廣納諫言，臣民也可以上報聖聽，以盡忠孝之心。

宋朝的行政監察制度的影響源遠流長，它不僅能鞏固當時社會的封建統治，維護封建官僚清明，維護皇權至高無上，有利於江山社稷安穩，有利於黎明百姓生存權益，還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哪怕在當今社會，透過宋朝監察之鑑，我們要在思想上充分認識監察制度的重要性，要在立法上確保監察機構獨立性，要在行政上妥善發揮監察機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