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西漢在朝鮮半島北部建置樂浪那的時候，日本還處在原始氏族社會的後期。它的歷史起程要比中國晚得多，透過朝鮮半島的媒介，文明的春風逐漸吹拂了日本列島的大地，中國的物質和精神文明促進了日本社會的變化。

傳說，秦始皇派徐福下海採靈藥到了日本，未必可信，但作為古老關係的一種美談，已經流傳甚久。日本也有後人附會的徐福墓，以附此說。秦代有否遺使或商人去日本，並無確切資料，但秦代關於日本的傳聞，應該說是有的。漢代和日本列島的往來，則為史實所肯定。

《漢書》說：“夫樂浪海中（朝鮮半島的外海）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之。”說明西漢時期，日本已每年按時來使“獻見之”。所謂“獻見之”，就是官方易貨。

西漢時，日本的來使還只是地方部落首領的代表，並不是統一的國家。

沉睡多年的日本列島，一直處於荒漠孤立的狀態，中國是它遇到的第一個文明之源。所以日本的著名史學家井上清說：“直到公元三世紀，當時日本社會幾乎還是完全孤立在列島上。從那以後，透過朝鮮，接觸了中國的文明，在中國文明的影響下，到公元四世紀至五世紀，就渡過了野蠻階段，進入了文明階段。”

這個階段大致是我國的東漢三國兩晉時期，一方面是中國文明的影響，更重要的是日本人民敢於吸收外來文明，善於學習。日本歷史的明顯特點之一，是善於學習他人的先進而促進自己的進步。無論從古代的建國，到戰後的復興，都有這個基本傳統。

東漢光武帝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國使者（(實際是一位部落方國的代表）從日本來到了朝鮮半島北部的樂浪那，要與東漢政府建立關係，由樂浪郡的中國官員陪同來到京師洛陽。漢光武帝接受了這種要求，並給予“漢倭奴國王”的金印和其他珍貴物品帶回日本，標誌了中日兩國間政府關係的建立。這個金印長期為日本所珍視，中間曾一度失落，後在江戶時期，於今福岡縣的志賀島被發現。實際上，當時接受金印的是部落聯盟的首領。漢光武帝時，日本還沒有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

邪馬臺是日本史上第一個雛型的國家。公元238年，邪馬臺女王卑彌呼到曹魏的洛陽，獻來倭人十名，麻制的班色布二匹，可見日本這時還只是一個奴隸制雛形的國家。曹魏給予大批絲綢錦緞、毛織物、刀、鏡、鉛等日本需要的物資，並封卑彌呼為“事魏親王”。

當然，這種封號只是友好關係的象徵。邪馬臺國究在什麼地方，日本史學家曾有過激烈的爭論。多數史學家認為在近代的大和，今天日語的“大和”發音，就是“邪馬臺”。

應該說，中國歷史記載的日本邪馬臺，也就是日本大和民族國家的雛形。按日本史學家井上清的說法，這個雛形國家還處在“野蠻時期”。

日本是一個外向性的國家，向鄰近大陸擴張，是它歷史的另一個不光彩的特點。早在公元四世紀的奴隸制王國時期，日本的倭王即向朝鮮用兵，但因朝鮮歷來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經常要求中國支援他們抗擊日本侵略的鬥爭，故日本的侵朝勢力，常被遏制住。日本政界的有識之士，也多主張與中國友好，發展中日之間的關係，對中國的友邦朝鮮，就得持鄭重態度。

南北朝期間，日本和南朝保持著密切的經濟文化關係，曾多次渡東海入長江到建康，朝見南朝。公元430年，倭王珍要求劉宋王朝授予他都督日本、朝鮮諸軍事的安東大將軍稱號。但劉宋王朝本著中朝的友誼傳統，尊重朝鮮的主權，不同意日本國王之請，只准授予他“安東將軍、倭國王”，不准他干涉朝鮮。

公元五世紀，日本從“野蠻階段”進入到“文明階段”的歷史程序中，加強了和中國南朝的關係，不僅在物質上進行交流，而且輸入中國的文化。公元421年，倭王贊遣使來朝，要求發展這方面的交流，皇太子菟道稚郎子開始學習中國的儒家經典《論語》，儒學開始在日本傳播。

漢魏以來，日本雖不斷從中國進口各類物品，但因彼此差距很大，中國產品大多為日本未能生產的，且交通困難，來之不易，因此中國貨物到了日本，就被視為珍品。青銅鏡、勾玉和鐵劍，秦漢時已是普通之物，到了日本，卻視為極貴重之物而作為天皇權威象徵的三種“神器”，相當於我國古代代表皇權象徵的“九鼎”。

在中國的經濟文化影響下，公元五世紀日本的治鐵、養蠶等技術，都有了很快的進步，社會正向著“文明”階段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