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雍正年間，文字獄案件比康熙年代增多了。雍正皇帝即位的頭幾年，同他的兄弟允禩(即“祀”字)、允禵、允禟等諸王，展開了激烈的權力鬥爭，允禵遭降爵禁錮，允禩和允禟被廢為庶人，死於禁所，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十分尖銳。凡是對皇帝本人或對朝廷政事表示不滿，或有所議論，就會被看作“非議朝政”、“謗訕君上”，甚至被加上“黨附奸惡”、“蓄謀叛亂”的罪名。因此，在這個時期，文字獄往往成為皇帝用以排除異己的一種懲治手段。
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庭擔任江西省考官，他出了一道考題，叫做“維民所止”。這本來是《詩經》裡的一句話，有人卻向皇帝報說，“維”、“止”二字正是“雍正”二字去掉上半截，豈不是暗示有人要砍皇帝的頭嗎?這一說，引起皇帝老子勃然大怒，於是立即下令把這個考官逮捕入獄。後來雍正擔心光憑這一點定罪，人們會說查嗣庭出於無心，於是下令査抄他的日記，找出許多被認為是“謗訕聖祖(康熙)”、非議朝政的罪證，並且說他“趨附”奸臣隆科多，因而定了“大逆不道”的罪。査嗣庭病死在監獄裡，可是皇帝還不甘心，下令將他戮屍梟首，他的兒子也被處斬，他的哥哥和侄兒被流放到三千里外的地方去。
川陝總督、撫遠大將軍年羹堯，本來是雍正皇帝的寵臣，曾因“平定”青海有功，被封為一等公。後來雍正帝認為年羹堯恃功弄權，“顯露不臣之跡”，於雍正三年(1725年)加以法辦，定了九十二項大罪，下令“賜”他自縊。年羹堯的記室(秘書)汪景祺寫了《西征隨筆》，其中有一首詩寫道:“皇帝揮毫不值錢”，被認為是攻擊康熙皇帝;此外，他還寫了《功臣不可為論》，被認為是替年羹堯鳴冤叫屈，對雍正皇帝不滿。雍正四年案發，汪景祺被“立決梟示”，妻子兒子被髮往黑龍江為奴。同年發生的，還有錢名世案。
翰林院侍講錢名世，也因為寫詩頌揚年羹堯，而觸犯了雍正皇帝。他的詩裡有兩句是:“鼎鍾名勒山河誓，番藏(即西藏)宜刊第二碑”。這意思是說，應當在“聖祖仁皇帝(康熙帝)平藏碑”之後，再為年羹堯立一個記功碑。雍正認為這是把平藏之功歸於年羹堯，這種看法自然冒犯了皇帝的權威。不過，錢名世所犯的罪還不至於死。雍正便親自寫了“名教罪人”四個大字，製成匾額，張掛在錢家的門前。皇帝還命令在京的大小官員，凡是科舉出身的，都要寫詩譏笑錢名世。這類刺詩多被保留下來，現在還能看到的有三百八十多首。
這些案件所給予的罪狀，都同觸犯清朝皇帝的威嚴有關，而這在君主專制的時代是絕對不能容許的。此外，這些案件都涉及“奸惡”的權臣和朋黨，他們的存在，是對由皇帝所獨掌的皇權的威脅，所以必須加以剪除。顯然，打擊褻瀆君王的行為，打擊朋黨勢力，目的是要使人們忠於皇帝，以維護絕對的君主集權的專制統治。
例如，雍正時，原庶吉士徐駿由於寫過“明月有情遠顧我，清風天意不留人”的詩句，被怨家告了狀。在刑部審訊時，有的官員認為他是“實出無心”，可是結果還是以“於詩文稿內造為譏訕悖亂之言”的罪名，依照所謂“大不敬律”而被殺了。
據說，有一次，雍正皇帝微服出遊，到一家書肆裡看書。那時候、微風習習，吹得書本一一頁地翻動不已。一個書生見景生情，出口成章地吟出了“清風不識字，何得亂翻書”的詩句。此詩被雍正聽到，認為這是意含諷刺，這“清風”不就是暗指著清朝嗎?建立清王朝的滿洲貴族，他們以少數民族統治者的地位，奪得了大中華的統治權，所以最怕漢人起來反抗，最忌人家說他們淺薄少文。於是，皇帝下了一道聖旨，便把那個可憐的書生抓去砍頭了。
凡是善於逢迎拍馬的人，總想佔一些便宜，他們也往往撈到了一些好處。因為歌功德、獻媚求寵而遭到殺身大禍的，確實少見，可是在文字獄案件中，卻有這樣的事例。
雍正五年(1727年)，太常寺卿鄒汝魯呈進《河清頌》頌揚雍正皇帝的功德。在領詞中，用了“日染維新，風移俗易”的字句，這意思是說，在雍正的治理下，過去不好的東西都得到改變，面貌一新。雍正看了，懷疑這兩句話“不知其出自何心，亦不知其有何所指”。頌揚當今皇帝固然是好的，可是如果蓄意譏諷皇帝的祖先，罪過可就大了。儘管沒有弄清它的真正含義，雍正帝在諭旨中還是武斷這是“悖謬之語，顯系譏訕，於是，獻媚者卻受到了懲罰。鄒汝魯反被革去官職，發往荊州府堤工處效苦役去了。
還有就是，監察御史謝濟世揭發河南巡撫田文鏡貪贓枉法等罪行。這田文鏡是雍正皇帝極為寵信的心腹之臣，謝濟世竭力抨擊他，因此觸怒了雍正帝。雍正皇帝維護田文鏡，說他是一個“秉公持正”的好官，並且指斥謝濟世有意誣告，把他充軍到阿爾泰(今新疆阿勒泰地區)去。謝濟世在邊疆註釋《大學》，著書立說。清統治者向來對犯罪的漢族官員是很注意的，總是命令各地官員留心監視這些人的行動，隨時向朝廷密奏。雍正七年(即1729年)，謝濟世註釋《大學》的事情被人告發了，並且還給他加上了“毀謗程朱”的罪名。
在學術上不同意朱熹的觀點，提出自己的見解，這本來是正常的事。可是在清王朝前期，反對朱熹就是反對官方的思想，就算是一種嚴重的罪行了。朝廷官員在審閱書稿時，認為謝濟世不僅反對朱熹，而且更嚴重的是利用註釋“見賢而不能舉”的機會，大講所謂皇帝用人之道，指責拒絕納諫、掩飾過錯的作法，這顯然是借題發揮，有意攻擊皇帝，對自己被充軍邊疆心懷不滿。
雍正皇帝向來對這類案件都是親自處理的。他看了這個案件的奏摺以後，親自寫了“硃批”。首先表白自己一貫對“拒諫飾非”有所警惕，接著，他指出只有忠心耿耿地向皇帝提出批評和建議才叫做“諫”，而謝濟世所說的卻是進行影射攻擊的“私言邪話”，並不是什麼“直諫”。本來對這種人是要處斬的，還算是皇上開恩，從寬送往軍隊裡當苦差，效力贖罪。
和謝濟世同時流放的工部主事陸生楠(工部是掌管工程、水利、交通等事務的朝廷機構，而主事為部裡的低階官員)，也在阿爾泰研究學問，寫了一部《通鑑論》，這是讀史札記之類的著作，其中提到封建、立儲(確立儲君-皇位繼承人)、兵制、人主、相臣等問題，發表了自己的觀點和主張。究竟是裂土而治的地方分權的分封制好，還是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好，這是封建時代政論家爭論了一千多年的老問題。清王朝實行郡縣制，而陸生楠卻大談分封制的好處，說這是古代聖人制定的最好制度，廢除分封制害處很大，竭力主張改革現行的郡縣制。而他主張實行分封制，是同反對絕對的君主專制相聯絡的。他認為君主個人的權勢越大，帶來的禍害也越大。顯然，陸生楠的這些主張，是和當朝官方的思想相對立的。雍正七年，他寫《通鑑論》的事被查了出來。雍正皇帝親自寫了《駁封建論》，以批駁陸生楠的“邪說”。
為什麼一個犯罪的低階官員寫了這樣的著作，竟引起皇帝這樣重視呢?這是和當時的政治背景有關的。雍正皇帝同他的兄弟之間，為爭奪統治權進行過激烈的爭鬥。諸王企圖奪取或分享一部分權力，當然反對雍正的專制集權，贊成實行分封制。這樣一來，陸生楠的主張就被看作是“黨援諸王”，為他們製造輿論。雍正皇帝把它看成一個重大問題，親自出馬進行批駁，後來又下今將陸生楠在軍前處死;他力圖用暴力手段壓服政權對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