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歷史上有很多戰爭都是由於貿易引起的。“貿易戰”是當下人們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它是可能會影響到每個人生活的大事。歷史上，從漢朝到清朝都不乏貿易戰，但很多時候，我們往往過於注意正史，忽略了從其他角度看待歷史。那麼，中國歷史上究竟有哪些貿易戰？不同時期的貿易戰有什麼樣不同的形態，又給當今帶來了什麼樣的啟迪和經驗？

作者馮敏飛與著名歷史學家馬勇一同做客更讀書社（東城隆福寺店），針對“歷史上的貿易戰”這一主題進行了分享。貿易是古往今來不同國家間、民族間文明交流的重要渠道和方式，歷史證明，“貿易戰”事關國運和福斯的生活。二人分別就中國歷史上貿易戰的焦點：長城內外的貿易戰、明朝海禁與大倭寇、清朝閉關鎖國與鴉片戰爭做了生動曉暢的史實爬梳，並對貿易戰的內在原因和結構及其風險做了新穎而深刻的邏輯分析。

中國歷史上，“四方來賀”成為盛世的重要標誌之一，歷代帝王都非常重視。對於朝貢者，實行“厚往薄來”的原則。通俗地說，只要承認中國的中心地位，就有朝貢資格。“外藩”都爭著向中國朝貢，唯恐沒有資格，恨不能每月來一趟。但帝王只不過是圖個風光，只要隔三岔五帶點土特產就行了，有來必記上史冊，向世人、後人炫耀。作家馮敏飛在他的新作《歷史的季節：讀史當明勢》“千古之嘆：史上的貿易戰”一節中，提到了歷史上中國貿易體系中的奇特景象——“像吸食鴉片上癮一樣欲罷不能”的“朝貢”。

馮敏飛說，今天通常所講的中美貿易戰，是純粹的經濟糾紛，也可以稱為“貿易摩擦”，而他在書中所提到的“貿易戰”，講的是由於貿易引起的實戰。“歷史上有很多戰爭都是由於貿易引起的。”馮敏飛說，中國歷史上的大部分戰爭都爆發於中原王朝跟北方少數民族之間，其中有一部分戰爭是由於貿易爭端引起的。馮敏飛將中國歷史上的“貿易戰”分為三種情況：第一種是“不能貿易只能搶”；第二種是“不想貿易只想貢”，第三種是“不敢貿易只敢禮”。

作者馮敏飛分享中

第一種情況，北方少數民族賴以生存的草原物產有限，中原則物產豐富，平時如果雙方有交換的話還好說，但是因為種種原因，雙方並不能進行正常交往。有人總結世界上兩種人最好戰，一種是草原的民族，再一種是島國民族，這都是因為生存逼迫他們要向外發展，必然也要進行一些戰爭。我們來講一些典型的例子。

秦始皇的時候，當時有一個大商人叫烏氏倮，他跟匈奴做生意做得非常好。秦始皇還表揚他，並讓他跟當時的一些文官並排上朝，類似現在當個政協委員一樣，可以參政議政。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中國人某種程度上對貿易重視的程度。由於草原上不能自足，再加上氣候如果不好的話，生存就更困難，它就要來搶。經歷過幾千年，長城內外大概都是這麼一種情況。中原王朝對這種情況當然很恨，也很想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也進行過多次的戰爭。但在冷兵器時代，跟它的戰爭確實是處於劣勢。

馮敏飛說，自漢朝以後，長城內外的貿易戰一直延續下來，到了明朝更加突出。明太祖朱元璋大家都知道他是一片木板都不許出海。在朱元璋時期還是有他特殊原因的。因為那時候他剛剛驅逐元朝，江山不是很穩固。蒙古政權被趕出北京以後建立了北元，而且勢力是非常強大的，直到清朝。這是明朝對北方的一種情況。

土木堡之變，明英宗被俘

對南方呢？有海面的人，朱元璋時期爭權奪利，造反的隊伍有好幾支。其中一支是方國珍，把他消滅了以後，但其餘部還是在海上繼續反抗。這時候封鎖主要還是出於軍事考慮、政治考慮。這個事情講起來也很正常，跟清朝是完全一樣的。清朝初期實行嚴格海禁，也是因為不僅面臨臺灣的鄭成功的挑戰。在這時期把福建一帶的海岸線幾十裡之內的居民遷移過來，一片木板也不許出海，主要是出於軍事的考慮。後來的話，更主要的還是出於要維持朝貢貿易這種價值體系，從這麼一種務虛的觀念出發。

明朝有兩朝是最典型的。一個是中期的土木堡之變，明英宗都被瓦剌俘虜了。瓦剌興起的時候先要求明朝要貿易，明朝不贊同，瓦剌幾次生氣的結果就是率兵入侵。還好他們沒有什麼大的野心，只要有正常的貿易就可以，後來也是談判解決了，把皇帝放回來了。

後來一次更典型。嘉靖皇帝對朝貢貿易、一些正常的貿易都要斷絕。閉了關，韃靼不能正常地貿易，就來入侵。結果又和談，明朝答應它。結果沒有貿易多久，明朝單方面又關閉了邊貿市場，韃靼又入侵，如此幾次反覆。只要貿易一通，兩者就和平，不久由於某種原因覺得入侵搶劫更方便，反反覆覆，北方的事情都是由於這個。我們經常說的“隆慶之治”才短短的六年，有兩個特殊的原因。一方面北方的話“隆慶議和”，它的一個要點是剛好抓來韃靼俺答汗一個孫子，後來談判解決了。

南方海邊則是倭寇問題。倭寇問題絕不像教科書所說的那麼簡單，當時有真正的倭寇大部分都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現在很多史料裡都可以看出，因為明朝它想把朝貢貿易作為唯一的渠道，把其他沿海的貿易都禁止。沿海的人不能下海，甚至打魚都不讓，不允許經商，只好化裝為海盜做生意，和日本人差不多，把這個頭髮一解，被官府抓了殺了以後說這是日本海盜，不至於連累家裡人。

福建的官員強烈地要求要開關，說商通海盜就會禁止。每個新的皇帝上任，都會推行一些新政，大家提提意見，福建的官員又提出，趕緊要開關，在這種情況之下才開關。對這次開關，有很多學者評價很高，說具有很大的世界意義，但是也有些學者認為這次開關的意義不會太大。一個是開放的非常有限，只開放福建漳州隴海的一個小港口，而且只限制漳州跟泉州，也就是閩南一帶的通商，所以對整個的範圍影響很小。

而這種情況在清朝尤為嚴重，因為與周邊國家的遊牧民族相比，西方列強更難對付，因此由於貿易引發的衝突也更加激烈。馬勇對此有著多年研究，他說，中國自古以來重農抑商機制的另一面就是重商主義機制，“抑制它說明重視它，商業本身有力量才需要抑制，給點機會商業就壯大起來。”那麼，貿易失衡發生在什麼時候呢？馬勇說是明朝初年。為什麼中國的商業會從宋元時期的自由貿易狀態走到明朝初年的畸形貿易形態呢？正是因為中國的管制貿易。馬勇注意到，在明清兩朝幾百年的時間內，大規模的資本流入中國，形成了巨大的貿易順差。

特邀嘉賓馬勇分享中

“為什麼我們會‘不想貿易只想貢’？這當中就跟中國文化有關。”馮敏飛說，這裡邊有一個心理情結。“朝貢貿易到了清朝，就更加地明顯了。我有點感到不可思議的是，清朝怎麼會阻止貿易呢？清朝是更會做生意的人。”在這裡，馮敏飛提到了一個數據，明末有全世界1/3的白銀流入中國，共計3.53億兩白銀（目前重估約為5億兩），而在這些白銀當中，又有25%流入了努爾哈赤統轄的建州女真。從這個角度說，馮敏飛認同《劍橋中國史》中的提法：清朝是貂皮創造出來的帝國。

可是這樣一個帝國，為什麼會變成閉關鎖國，拒絕英國人跟我們的正常往來？馮敏飛說，這也和朝貢貿易思想有關。正如他在書中所言，面對越來越多的新問題，乾隆、嘉慶、道光們卻依然幻想用“朝貢體系”的古老方式去解決，衝突怎麼可能不日趨激烈？與此同時，馬勇認為，中英之間在1793年一次很好的機會沒能達成妥協，沒能達成互相貿易的往來，非常可惜。

1793年馬戛爾尼要求清政府割給他們一個小島，之後再開放一個口岸，擴大貿易，最好建立兩國之間的溝通管道。我們接著研究馬戛爾尼來到中國的全部史料，當時清政府很爽快地就答應了。後來為什麼又鬧翻了呢？我們這幾十年來各種解釋，西方學者、中國學者，文化的衝突，禮儀的衝突，都忽略了歷史的本身。

在跟英國使節談話中，對大清帝國來說開放一個小島沒問題，而且土地都是大清國的，清政府爭過來了多少土地啊？都不是問題，但是問題出在哪兒呢？史料當中發現一個細節，就在回城的路上，英國使團給中國方面講了一個在四年前法國巴黎發生的故事。1789年什麼故事？法國大革命是現在講的，當年不能叫法國大革命吧？巴黎街頭髮生了暴亂，這種訊息傳遞給中國，傳遞給中國的高層，清政府拒絕馬戛爾尼的要求。在法國巴黎發生了大規模的武裝騷亂，把監獄給砸了，把國王給殺了。清政府在這時候緊接著判斷，改變主意，說我不跟你談了。

那清政府對不對呢？今天從大歷史的視角來看，清政府是對的。為什麼？因為法國大革命直接導致了歐洲半個世紀的混亂，法國大革命之後，拿坡侖帝國、共和國一直爭論來爭論去。今天去理解為什麼歐洲的騷亂，中國要和歐洲接軌呢？中國要跟你建立關係呢？

我們要從事實本身去解讀，今天從大歷史來講，清政府不理解的是法國的騷亂是資本主義的崛起，是社會階級的重新調整。歐洲半個世紀的動盪，也是工業革命所導致的社會階級的調整。但是我們不能要求歷史人物都能有我們的後見之明，不能用後見之明來解釋兩百年前的故事。回到當時來講的話，中英之間在1793年一次很好的機會而沒有能夠達成一個妥協，達成互相貿易的往來，非常惋惜。

馮敏飛 著 華夏出版社 2019年10月

馮敏飛：只有提倡“讀史明勢”，才可能真正“明智”！

人們常說“讀史當明智”，但如何明“智”，如何從歷史上吸取經驗和教訓？如何去看待中國漫長的歷史文化？在新近出版的《歷史的季節：讀史當明勢》一書中，馮敏飛聚焦中國14個長壽王朝，對其建國立朝70年前後這一歷史節點作切片式分析，別開生面圖解王朝興盛衰亡之歷史軌跡，對如何走出"歷史週期率"進行了獨到的思考，並根據當下的一些問題，以及我們對歷史的某些誤區，給出了非常通俗易懂的解釋和研究。

馮敏飛注意到，近年來有一股“讀史熱”，但有些歷史讀物過於追求“古為今用”，往往變成“權謀術”；有些則僅僅用非常通俗的方式複述歷史事件，把歷史兌得像白開水。但在馮敏飛看來，不能簡單地提倡“讀史明智”，而應當提倡“讀史明勢”，即千古歷史怎麼走來，又將很可能怎麼走去，只有“明勢”，才可能真正“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