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文化益陽”欄目編輯在編輯張洋《回望民國老照片裡的益陽》一文時,曾就一張“歡送大公縣長”的照片,問我中間穿軍裝者是不是當時的專員謝聲溢。對此,我請教了謝聲溢的長子,原河北省政協常委、現年82歲的謝霖先生,謝先生回答不是,並猜測是不是當年的益陽縣長王秉丞。
為此,筆者依據自己所掌握的線索,對上世紀40年代的益陽縣長進行了一番探軼,證實此人就是那個修15裡麻石街的王秉丞。
中穿軍大衣者為王秉承。
一
民國縣長多為客籍,這是沿襲歷代的一個用人制度,即本地人不得在本地為官。1941年至1944年在益陽當縣長的王秉丞,自然也不是益陽人,他1894年出生於湘潭板塘鋪,北洋大學(解放後改天津大學)畢業,可以說是湖南縣長中文憑最高者之一。且,他來益陽當縣長時,已在辰溪、永綏(花垣)、新化等縣當過縣長。
雖是平調,但能到益陽來當縣長,對他是重用。
因為益陽緊挨省府,又是魚米之鄉,屬一等縣。民國年代,湖南按照人口、賦稅、面積,將縣分為三等,其中一等縣23個,二等縣21個,三等縣31個。有人算過,包括他在益陽的三年,王秉承當縣長長達20年,與民國湖南縣長平均十五六個月的任期相比,他算是縣長專業戶。
王縣長到益陽後,提出了“生、養、管、教、衛、用”的六字施政方略。其中,“生”是總綱,即倡導“新生活運動”。“養”是養德,最後的“用”是用度,即節儉。其餘三個字,就不用解釋了。下面就圍繞有關方略來介紹王秉丞。
在介紹前,還得感謝老益陽市(現資陽區)政協委員彭牧原寫的《王秉丞在益陽》,因為下面一些介紹就取材於此。
解放前,彭老在益陽“四維完小”當過老師,其文字的可信度是比較高的。不過因此文寫於1990年,這位老人或多或少還有“左”的束縛,文章一開頭就給王秉承定了個性:“勾結豪紳,搜刮民脂民膏,是一個有名的貪官”,似不這樣,政協文史委就通不過。不過文中所述,卻無一貪例。
二
先說“生”字。生,在蔣介石那裡是指新生活,到了王秉承這兒便是“體育救國”。
平心而論,在日本強盜都佔了半個中國的情勢下,談“體育救國”未免有點“奢談”。但王縣長有他的用意:日寇小國敢於進攻大國,不就是小瞧我們是“東亞病夫”嗎?現在“救國”雖有點晚了,但“體育保命”還是可以的。若沒有好身體,“跑西山”都跑不動,又何來保命救中國呢?
王秉丞的“體育救國”其實很簡單,就是由縣機關和教育局帶頭,成立籃球隊,規定職員每天清早打半個小時球,女職員也不例外。
他聽說泉交河鎮有個譚得雄,石牛江鎮有個鄧秩明,均在上海、江浙那邊讀過大學,“八一三事變”後回到益陽,無所事事,就只愛打球,便將他倆請來當教練。因教練有功,後來一個當了縣體育館館長,一個到桃源鄉當了鄉長。
1943年秋,因日寇步步逼進,湖南省政府機關已遷至耒陽。為了鼓舞全省抗戰士氣,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嶽在耒陽舉辦了一次“湖南省抗戰運動會”。益陽的主專案是籃球,王秉丞親自帶隊前往。
在籃球場上,王秉丞身先士卒打前鋒。當時他已49歲了,比賽時又恰好下雨,王縣長和小夥子一道,在泥水裡拼命搶球投籃。這一幕,使坐在主席臺上的薛嶽感動了,他拿起大喇叭冒雨跑到球場邊,大喊:“益陽王縣長加油!”“益陽王縣長加油!”
薛嶽當完拉拉隊員,回到臺上又向主席團的人說:我早就聽說過,這個人很正直,也很能幹,為益陽修了一條好長的麻石街,是個大公無私的好縣長!
因為薛嶽的力舉,王秉丞“大公縣長”的名聲便在湖南官場上傳揚開來。
不過,這次有薛做拉拉隊的球賽益陽卻輸了,排在全省若干參賽縣的第13名。王秉丞可說是沒有給薛嶽長臉。但名可輸,氣不能輸,比賽歸來時,他想了個鬼主意,令手下自制一面旌旗,上書:“湖南抗戰籃球賽 第三名”,然後聘了個鑼鼓班子,當輪船進入清水潭後,就鑼聲鼓響,鞭炮齊鳴,使沿河居民紛紛趕到大碼頭去歡迎。
不到兩個月,這泡就穿了,因為第三名是桃源縣。王秉承為何弄虛作假?說到底,是他那顆“體育救國”的苦心,好不容易興起來的籃球運動,不能因這次出師不利而栽了。
三
接著說說王秉丞的“管”。
其實,“管”與“治”是分不開的,王秉丞1941年調到益陽,首先就對益陽的行政機構作了一番調整和治理。
摘自《益陽市建設志》。
對行政機構的調整治理,老百姓一般不大了解,但如果說將曾經的“龍興鎮”“麟興鎮”合併為“龍麟鎮”,上了年紀的人都曉得。
按說,中國傳統的行政都強調“一統”,民國時代的益陽縣城為何一分為二,還“一城兩鎮”或“一城兩制”呢?
這是日本侵略使然。
王秉承之前,益陽有個縣長叫黃治方,是一名讀了老書的年輕縣長。他在任上時,正值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東北和中原各地相繼淪陷,人民流離失所,大批向西南遷徙。當時的湖南益陽,有點像“隔江猶唱後庭花”,出現了一種沒有想到的繁榮。何以故?難道益陽人“不知亡國恨”嗎?非也,這是流亡到此的難民帶來的。
大家知道,一般遠距離逃亡的,不是社會的精英和上層人士,就是有錢的商人或老闆,當然還有大量的學生與教師。這些人的到來,因為吃住花銷,對當地經濟無疑能帶來短暫繁榮。
具體到益陽來講,作為客運碼頭的大碼頭一帶,流亡的人來了後,不僅“大碼頭的錢一腰子深”了,包括該碼頭所在的二堡,還有兩邊的頭堡和三堡,其客棧、貨棧、商店、書號、戲院、妓院、歌廳,一股腦兒就興盛,就光怪陸離起來。這下,便大大刺激了城內的人。
所謂城內,是朱元璋當年“高築牆”所建的城池,即現在的西門口到東門口。從那張古城輿圖上看,該城雖只一巴掌大,但它是益陽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這裡的居民從明代起,就以“街上人”自居,對於西門城外逐年延伸出去的頭堡、二堡和三堡,統統認為是“鄉下”。現在,這些鄉下人發達了不說,物價高了不說,連稅收也不合理了。
說不合理,是因為商業稅是按鋪面收的,過去城內城外生意差不多,這不成問題,可城外的消費者增加後,同樣是做豆腐,城內一天還是一桌,城外每天五六桌還供不應求,然稅收呢,卻是一樣。其他南北貨的差別就更加明顯了。
針對城內民眾的意見,當時的縣長黃治方為均衡收益,和平共處,從1938年7月起,便將縣城一分為二,即以賀家橋為界,將上面的街道叫龍興鎮,下面包括城內叫麟興鎮,並將龍興鎮的稅收作了相應提高。
但到王秉丞當縣長時,連續三次的長沙會戰,龍興鎮特殊的繁榮便不復存在,且該鎮的行管人員也比常制多了一倍。另外,本可以一杆子到底的縣衙管理卻生出兩個鎮來平添矛盾或掣肘,也與抗戰期間政府要減肥瘦身的要求嚴重相悖——就像老百姓說的,戴著碓窩子舞獅子,獅子沒舞好,先把人壓垮了——還談什麼抗日?
因此,王秉承上任第一年,便把“一城兩制”取消了,既將龍興鎮和麟興鎮合為“龍麟鎮”,並裁撤了70多名吃“皇糧”的人。
政府裁員多少,老百姓雖不知道,但兩鎮合一後,那些賣燒紅薯、發粑粑、打白糖、粉蒸糕的流動攤點卻知道,他們不會因為價格或稅收問題,時而城內、時而城外的到處跑了。還有城內原居民的那種“城鄉觀念”,也因此而淡化了,才明白城內城外是一家,大家都是“一坨”的。
為配合新生活運動,王秉丞還有一個“竹篾片管理法”。即凡滿18歲的男人,上街不準打赤膊,不準打赤腳,且衣釦子要扣好;女人不準燙頭髮,不得穿短褲,穿裙子則要過膝五寸;為防空,所有住家不得當街晾晒紅綠衣被。如有違反就抽篾片,男的抽背心,女的打手板。
篾片不能像打小孩一樣就地取材,而是由他統一製作,長兩尺,重半斤,既能抽,又能打,共做了50片,由他授權的人去執法,按情節輕重,抽打2至10下不等。
據老人講,那時益陽每天總有幾人要遭這樣的體罰。如大碼頭一租房的婦女,住在一偏舍的吊腳樓裡。縣府規定,每家晚上要挑一缸水,以備日機轟炸時滅火用。該女仗著自己是租賃戶,非但不備缸,還說:房子又不是我的,燒了關我屁事!此話被執法隊員聽到了,被罰處竹篾片兩下。
但就在執法時,該婦女索性撒潑,“關我屁事、關我屁事”的大喊大叫,鬧得半條街都曉得。
這事被王秉丞知道了,親自跑到她家,訓斥說:一家有難大家幫,鄰里起火百人救,這是我中華千年的美德,今日本人打到家門口來了,你還說“關你屁事”,禮義喪盡,給我加到10下!
王秉承的“竹篾片法”,不知怎麼被曾到益陽視察過的馮玉祥知道了,便由此而發感慨:三句好話當不得一馬棒棒,戰時法規雖簡單粗暴了一點,但管用,何況此舉純屬得罪人,王縣長卻要堅持,說他是“大公縣長”乃名至實歸!
四
“竹篾片法”因管到了婦女的穿戴和燙髮,便難免不遭世人特別是女士的詬病,甚至“政聲人去後”地還留下不少笑聞。如事過70多年後的2016年12月24日,《瀟湘晨報》還登載了一篇“民國縣長王秉丞仕途消亡史”,說他管女人的頭髮管出麻紗來了——
他有個特點,執行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非常賣力,經常騎著他的大黃馬在街上溜達,遇到賭博和燙髮的,就拘留罰款,理髮店還要停業半個月。一天,他在長沙中山路一個理髮店,看到一個美少婦正在燙髮。他跳下馬來拿著馬鞭質問為何燙髮。理髮師被嚇到了,唯唯諾諾不敢做聲。而燙髮的美女橫了他一眼,“你當市長好多事該管的不管,倒管到女人頭髮上了,真混賬。”王正想發火,眼見挎著槍的警衛過來了,原來美婦人是駐軍軍長老婆,王秉丞只好走了。
其實,這故事就發生在我們益陽,文中的“長沙中山路”是李代桃僵。被代的是益陽臨興街“大華”理髮店,且這美少婦背後的軍長還有名有姓。
說的是1938年初,大華理髮店為適應躲日本、大量人口西南飛的現實,從上海引進了先進的燙髮技術,什麼電燙、火燙、飛機式、齊園式、荷葉式、學生式,應有盡有,滿足外地時髦女性的需求。可是,到了1941年,按王秉丞的“竹篾片法”,燙髮者連同燙髮師須各執行篾片4下,誰還敢?
卻也有不信邪的。
1942年4月,一名美少婦走進“大華”,後面還跟了4名馬弁。進店後,說要燙髮,理髮師說燙髮已經取締,不敢造次。誰知美少婦大耍貴婦人派頭,其馬弁甚至用槍抵上了前來解釋的經理。經理沒法,只得取出封存的火燙工具。但就在燙髮時,王秉丞的執法隊趕來了,結果就如《瀟湘晨報》說的,被這女人“真混賬”的臭罵了一頓。
在婦人的淫威下,當然也懾於那4名馬弁,執法隊沒有動手,回去了。
但他們並不是嚇跑的,而是回去向王秉丞彙報。王縣長聽說此事,即帶六名執法隊員趕來。他責問經理;“你怎敢不執行戰時法規,私開燙髮禁令”?
經理只好囁聲稟告:這是向敏思軍長的夫人……
向敏思乃79軍98師師長,中將軍銜,當時老百姓一般將中將都喊軍長,意軍中之長。這位所謂夫人,是他包養的女人,因戰時軍官不得娶小,也未辦正式手續。
王秉丞轉向美少婦:“你既是長官眷屬,就該維護蔣委員長的新生活令,今你仗勢違紀,擾亂我縣秩序,若不責罰,我這縣長還怎麼當?”
美少婦看到王秉丞的凜然氣勢,諾諾半天不知作何回覆。而馬弁看到腳穿草鞋的王秉丞,雖說人家只是縣長,感到不比穿馬靴的將軍遜色,再看他身邊的六名執法隊員,個個腰圓膀粗,一身正氣,自然也不敢輕舉妄動。於是,王秉丞喝令:
按規則燙髮者打四下,店老闆打四下,但店老闆是被槍桿子頂著違禁的,這四下便由燙髮者一人承擔,共八下,執行!
就在美少婦的手心被打得見紅時,她實在忍不住了,便口吐狂言:“我明天就要敏思把你這個縣長撤了,給老子跪下磕頭!”
王秉丞看了美少婦一眼,轉身對經理說:“把你剛才燙的發全剪了,本縣不允許出現燙髮!”直到看著經理把美少婦的燙髮全剪了,他和執法隊才才轉身出門。
那花容失色頭髮全無的“美少婦”,最後在大華經理提供的一頂遮陽帽下,悻悻然離去。但她回去後並沒像她說的,要她的思敏把“這個縣長撤了,給老子跪下磕頭”。
原來,王秉承北洋大學畢業後,在湘西當過教員,還曾受湘西王陳渠珍聘請,任過湘西十縣聯誼中學教育部長。這向敏思是湘西人,剛好是王秉丞的學生,他在永順老家的結髮妻子,還是王老師給證的婚。這美少婦不過是向敏思在武漢駐軍時,臨時找的一個小,因戰時軍官納妾要受軍法制裁,於是就金屋藏嬌地帶到了益陽。誰知這婦人不諳情勢,一味以軍長太太自居,不想被王秉丞狠狠教訓了一頓。
對此,向敏思自然也做不得聲,一是礙於對方是自己的老師,二是也怕老師反映到九戰區,影響自己的仕途。於是,他晚上派一親兵,帶上一大箱子桂圓和一封親筆信,給老師道歉來了。至於信中寫了什麼,那就無人知曉了。
可知曉的是,王秉丞此後便囑咐屬下,不準傳講責打軍長夫人的事,以免影響軍地關係,若有違反者,按破壞軍民關係論處!
向敏思1949年12月在四川郫縣率部起義,這是他在永順縣那丘村的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