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3年，李普曼就對美國人的“世界主義”情緒提出了警告
在美國即將成為世界霸主的1943年，美國戰略思想家沃爾特·李普曼在《美國外交政策》一書中對美國人的“世界主義”情緒提出了警告。他寫道：“美國必須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間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達的範圍之內，也使它的手段可以達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負擔和它的力量相稱，也使它的力量足夠來完成它的‘責任’：要是不確立起這個原則，那根本就談不到什麼外交政策。”
1947年，李普曼針對喬治·凱南的“遏制”戰略和以此為基礎的“杜魯門主義”的危險出版了《冷戰》一書，他指出了美國安全的脆弱性，提醒美國政府不要忘記在“目的和力量之間保持平衡”。
李普曼旨在為美國卸除“杜魯門主義所加於我們的負擔”的看法對20世紀50年代處於巔峰期的美國政治家們來說已難以接受，他們寧願聽信丘吉爾意在驕縱美國的“鐵幕演說”，偏愛英國曆史學家阿諾德·J·湯因比讓美國擔當世界民主領袖的“倡議”，採納英國人喜歡的約瑟夫·麥卡錫和凱南等不冷靜的激進建議，揮師衝向世界，這使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陷入全面危機，國力大幅衰落。
與美國相反，李普曼的文章卻在中國受到毛澤東的長期關注。據統計，從1949年到1972年間，新華社電訊稿中提到李普曼的約有350篇，其中全文轉載李普曼觀點的稿件就有百篇之多，引用比較集中的時間段是1956年至1958年。1958年11月12日，李普曼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發表《蘇聯的挑戰》一文，認為西方的軍事集團和基地包圍政策不能遏止共產主義的發展。新華社《參考資料》第2512期刊載了這篇文章，毛澤東讀了李普曼的這篇文章後，寫下批語：“此件印發。值得一看。”1959年3月4日，他在會見美國共產黨中央書記傑克遜時說：
美帝國主義看來好像很強，實際上也是帝國主義中最強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歐洲要駐兵，在亞洲也要駐兵，如此分散，到處都有，結果是到處不頂事。無論從軍事、政治、經濟方面來看，美國都是擴張得非常大的。它越擴張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對的人也越多，這樣，事情就會向它的意願的反面發展了。美國就好像一個用雙手抱著一堆雞蛋的人一樣，雞蛋堆的滿滿的，可是一動都動不得，稍一動雞蛋就掉下來了。
尼克松上任後表現出的帶有收縮色彩的外交政策，使李普曼的觀點再次引起毛澤東的關注1968年11月17日，毛澤東在會見越南領導人范文同時鼓勵說：“美國有個記者叫李普曼，最近發表了一篇文章，說要提防再掉進一個陷阱。他說在越南已經掉進一個陷阱了，現在的問題是要想辦法爬出這個陷阱。他還怕掉進別的陷阱裡去。所以你們的事業是有希望的。”喬治·凱南的“遏制”戰略拖垮美國的原因，是他為美國設計的戰略邊界過於龐大，結果讓美國老虎吃天，耗盡了力氣。已入暮年的凱南曾後悔地說，“我們要承認世界上有些問題我們是沒有本領解決的，我們深深捲入其中既無益也於事無補；地球其他地區的難題只好在沒有我們插手的情況下讓人家自己去解決。”
尼克松是糾正凱南戰略失誤的政治家。1972年他在前往中國的飛機上說，我要去跟毛澤東談哲學。他說的“哲學”就是兩個國家的國力邊界及其合作的邊界。毛澤東與尼克松這兩個有哲學的政治家一握手，這個世界就變了。事實上，毛澤東注意到喬治·凱南為美國設計的戰略邊界過於龐大的“遏制”戰略是拖垮美國的原因。尼克松上任後表現出的帶有收縮色彩的外交政策，使李普曼的觀點再次引起毛澤東的關注。在尼克松訪華後不久，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告誡全黨：“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毛澤東意在警示未來中國不要重犯美國擴張目標與國家資源不匹配導致國家衰落的錯誤。
國際關係本質上是一種在總量守衡中此消彼長的合力結構。戰略設計可以憑學理在紙上任意縱橫，而對國家資源支撐力度的認識則需要“居家過日子”的經驗。能夠把握目標和資源間的合理匹配關係以及擴張戰果和國家消化能力之間的合理匹配關係，是國家戰略能力及其理論研究成熟的表現。爬坡最難下坡處，在相當多的時候，下坡所用的力量和資源要比上坡更大，這與消化所需的體能要比吃飯更大的道理一樣。
一般意義的細節並不決定成敗，只是具有戰略意義的細節以及洞察這些細節的戰略能力才決定成敗明乎此，也就知道了政治尤其國際政治上的事並不是振臂一呼就可以解決的。心血來潮，之乎者也，只能演戲而不能為政，更不能為戰。19世紀末中國文化人中的新銳人物那高亢的行文行事的作風促成了震驚中外的“戊戌變法”，但當他們將變法及其首領人物光緒皇帝推向無路返回的險峰時，卻發現中國並沒有準備好推行他們紙面“改革”的現實力量，結果留在他們及其變法事業前面的只有跳崖一途。
20世紀初的沙俄新銳人物別佐布拉佐夫在西伯利亞大鐵路初通、其運輸能力遠未形成的條件下，力主沙皇進取遠東，最終導致沙俄在1905年日俄戰爭中的慘敗和由此引發沙俄帝國在數年後的解體。政治無色彩，只有成和敗，地下埋的東郭先生一定比狼多，而要“和狼在一起，就要學狼叫，至於要消滅所有的狼，象一個合理的人類社會所應有的那樣”，列寧說，“那我們就要照俄國一句精闢的俗話去做：‘上戰場別吹牛，下戰場再誇口’……”為了提高布林什維克領導層的戰略思維和國家戰略管理能力，1920年，列寧還專門寫了《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戈爾巴喬夫不信列寧的這些經驗之談，沉湎於西方的“普世價值”，輕信西方的和平承諾，對蘇聯政治體制按西方標準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致使蘇聯瞬間解體。蘇聯解體不久，鄧小平同志告誡我們說：“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
1905年對日戰爭失敗後，俄國各地流傳著一則笑話，說當時俄國人在遠東對付日本人用的是聖像，而日本人回敬俄國人的卻是子彈。事實上蔣介石也是這麼對待中國共產黨的。毛澤東曾說蔣介石“用機關槍上課”，王明“用嘴上課”。看到赫魯曉夫因戰略能力低下出現的忽而冒險主義、忽而又機會主義的外交錯亂，1964年毛澤東同志告誡全黨：“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與此同時，作為幹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毛澤東要求“教育革命”，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學生不會脫離實際，不會“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毛澤東當時最擔心的是未來中國高層出現像別佐布拉佐夫那種手中只有“聖像”而沒有“子彈”更無使用“子彈”的沙場經驗的人物，或出現像赫魯曉夫那種只知“衛星上天”而不知“紅旗落地”的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在相當一段時期裡我們社會上存在這樣一種錯覺，似乎生產力的發展、財富的發展就能帶動國家的發展和崛起。其實財富是生產的結果，國家財富的佔有水平相當程度上是國際分配規則及該國在這個規則中所佔地位的結果，而分配規則的形成多是大國強力較量後的結果。大國間的博弈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國家戰略能力的博弈，而不是財富多寡的博弈。不然我們就不能解釋歷史上那麼多窮國打敗富國的原因，也不能解釋富裕的宋朝和明朝何以敗亡於北方少數經濟落後民族之手的原因，更不能解釋蘇聯在“五大三粗”的時候竟轟然垮臺的原因。
財富的本質不是生產的結果，而是佔有的結果。佔有權決定分配規則及由此規定的財富流向。要改變規則，需要的就不是一般的技術能力而是將事理和學理統一到目標與資源能夠保持動態平衡實踐經驗中的國家戰略能力。前幾年有人出書，其題目就是《細節決定成敗》，確切地說，一般意義的細節並不決定成敗，只是具有戰略意義的細節以及洞察這些細節的戰略能力才決定成敗。
（作者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
主題延伸
喬治·凱南，美國“遏制”戰略的提議人。1946年2月22日，時任美國駐蘇聯使館代辦的喬治·凱南通過明碼電報，向國務院發回長達5542個英語單詞的電報，這封電報被認為是導致美蘇冷戰的先聲。1947年7月7日，凱南化名“X”，在同年7月發表《蘇聯行為的根源》一文，明確提出“遏制戰略”，該戰略被美國政府所採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