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八年十一月，金國派使臣張通古、蕭哲與王倫一起來南宋商議和約。由於金國使者所持自稱是“詔諭江南”，視南宋為藩屬之國，激起了南宋朝廷主戰派的極大不滿。主要將領韓世忠、岳飛、張浚等，分別上表反對議和。朝廷內，中書舍人呂本中、禮部侍郎張九成是秦檜往昔的朋友，都明確地反對宋金議和。許忻、趙雍、朱松、胡珵、張擴、凌景夏、常明、範如圭等一併上疏，反對議和。其主要理由就是金人言以詔諭江南為名，要南宋皇帝稱臣，是對南宋的最大侮辱。當時，禮部侍郎曾開來見秦檜，詢問宋金雙方的名分與禮數，秦檜告訴他猶如宋朝與高麗，希望曾開能夠協助自己。

隔了幾天，朝中大臣張燾、吏部侍郎晏敦復、魏矼、李彌遜、梁汝嘉、樓照、蘇符、蕭振、薛徽言等上朝時又極力反對和議中“稱臣”。胡銓當時任樞密院編修官，他以魯仲連義不帝秦為依據，以石晉、劉豫稱兒皇帝為例，堅決反對向金人稱臣，並憤激地提出“願斬檜與王倫以謝天下”。胡銓的奏章，激怒了高宗。貶為監廣州鹽倉。聽說胡銓被貶廣州，陳剛中寫文章祝賀胡銓成為忠君的典範，被貶知贛州安遠縣； 王廷圭以詩贈行，被流放辰州。胡銓等人被貶，成為執政者秦檜的汙點之一。但平心而論，南宋向金人“稱臣”，是一種政治屈辱，與張邦昌的偽楚和劉豫的偽齊有著本質的差別。

在國家危急之時，宋高宗和秦檜，考慮的是如何度過危機，能夠忍受“稱臣”的屈辱，爭取到更多的國家利益，恰好說明宋高宗和秦檜政治的成熟，不為理學僵硬的教條束縛。金國“詔諭江南”的政治侮辱，金國使者要所過州縣迎以臣禮的狂妄，加重了南宋君臣的屈辱感，韓世忠再次強調在此“主辱臣死”之時，自己願意與金人拼死一戰。韓世忠的態度以及部分將領的主戰言論，也是高宗和秦檜與金人議和的籌碼，並未受到宋高宗和秦檜的記恨。所以說，適度的表達的向金人“稱臣”屈辱感和主戰的呼聲，是符合宋金議和需要的。但如果要徹底否定這一艱難前行中的正確國策，儘管可以站在道德制高點上指責宋高宗和秦檜，卻是置國家安危於不顧，屬於政治外交的幼稚與無知。

藉助南宋朝廷內外的輿論，秦檜導演了一出掩耳盜鈴的戲劇。秦檜與金國使者張通古、蕭哲商議，把“詔諭”改為“國信”，把“江南”改為“宋”，承認南宋皇統的地位。秦檜在驛館接受金國的“國書”，然後派接待官員盛裝為先導，把金國“國書”送到皇帝宮中，避免了宋高宗“稱臣”迎接金國詔書的尷尬。金人許諾先歸還所侵佔的陝西、河南部分領土，歸還宋徽宗靈柩以及宋室旁系親屬，具體和約，另行商定。紹興九年，南宋以王倫籤書樞密院事，充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出使金國處理和議實施諸事。宋高宗擔心金人有詐謀，秦檜根據宋高宗的旨意，派樓炤為宣撫使，以鄭剛中等為幕僚，前往河南駐守。

紹興十年，金國發生了鉅變，金兀朮殺掉宗磐、宗俊，奪去撻懶的兵權，認為歸還南宋河南故地是極大的失誤，準備毀約出兵入侵南宋。當金人向南宋進攻的訊息傳來，南宋朝廷一片慌亂，只有張巨山鎮定自如，張巨山隨即向秦檜提出作戰計劃，部署前線將領如何反擊。秦檜遂讓張巨山替自己起草奏章，宋高宗採取了秦檜的意見，部署軍隊準備迎擊金人，但沒有同意秦檜去前線督戰。金兵再次搶佔河南時，開始並沒有多少人馬，甚至派一個人就能收復一座縣城。

可見，經歷了北宋徽宗以來殘酷掠奪的淪陷區百姓，對宋室早已失去信心，並沒有多少守土抗敵的觀念，國家既然是天子與群臣的，百姓並不在意皇帝姓什麼，也不會認真組織起來去抵抗外敵。宋高宗和秦檜以“稱臣”屈辱，換來軍事和領土的巨大利益，是不該受到指責的。特別要指出的是，斥責宋高宗和秦檜向金人“稱臣”的前提，是以南宋為皇朝正統。宋、金、遼，還有西夏，是並存的幾個政權，其領地均在今華夏版圖之內，其種族也是炎黃一脈，其國力強弱，不時發生變化，遼、金、西夏可以“稱臣”宋朝。

同樣，宋朝也可以向遼、金、西夏 “稱臣”，評判其是非的標準應該是能否保護並發展華夏文明，能否有利於社會發展、歷史進步，再就是能否造福於黎民百姓。可惜的是，由於南宋“祖制”的缺陷和樓炤等缺乏決斷擔當，致使南宋未能保住“稱臣”帶來的利益，這當然不是秦檜主持宋金議和的過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