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今天（11月9日），由中國外文局指導，新中國翻譯事業70年暨2019中國翻譯協會年會在北京成功舉行。中國翻譯協會顧問唐聞生在發言中回顧了自己的外交翻譯經歷，講述了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晚年一些鮮為人知的故事，聽來令人淚目。小百通特將其講話全文推送給大家。

各位同仁：

讓我談新中國的外交翻譯工作，心中忐忑。我的個人經歷和知識不足以概括這麼大的題目，就講點故事吧。

從我講起。我是1965年4月和另外7名北京外國語學院（今北京外國語大學）畢業生共8人（3個英文，3個俄文，2個西班牙文）同坐一輛大巴到外交部幹部司報到的，都分配到了翻譯處（現翻譯司）。我到了英文組，和所有的新同志一樣，從學打字（用打字機，正本一頁不得多於一個橡皮印，還要儘快，那時沒有電腦），到學用字典（根據什麼需要查什麼字典，不僅是Webster’s, Oxford,各種漢英字典，還有Synonyms, Collocations, Thesaurus, Duden 等）。半夜有活兒，年輕人先上。在夜深人靜的時候， 在辦公室裡翻譯緊急的小電報、照會等，心中會油然升起一種神聖感，感覺自己在和祖國的心臟一起跳動。

後來參加翻譯外交部宣告、政府宣告、領導人講話，雖然自己可能只翻其中一段或幾段的初稿，而且時間緊急，但組裡對初稿有明確要求，必須查準人名、地名、專用名詞等，不得有誤。初稿改出以後，要認真研究定稿中的改動，不斷提高水平。因為，我們在為國家發聲。

再後來，有機會為毛主席、周總理等領導人做口譯。從他們與外賓高屋建瓴、深入淺出的談話中，娓娓道來、以理服人的講述中，以及鞠躬盡瘁、獻身人民的風範中，不由得被深深打動，更感責任重大。僅舉幾例：

1970年12月18日清晨，毛主席於感冒發燒後不久，讓把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請到他的住處，從上午八點談到中午一點多，長達5個多小時。其中談到中美關係，說尼克松早就到處寫信說要派代表來，如果尼克松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等等。應斯諾要求，這篇談話的英文紀要，整理出來後交給了他，作為他日後寫文章發表的依據。紀要的中文稿，在基辛格祕密訪華前，曾在1971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和幾天後的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印發，同月作為中央檔案印發黨內。

1972年2月21日中午，美國尼克松總統抵達首都機場來華訪問。下午2:40-3:50，毛主席於大病休克後不久在中南海住處會見尼克松，周總理、基辛格在座。本來預計15分鐘的會見時間延長到了70分鐘。談話時，主席滿面紅光，談笑風生，言詞犀利，但結束後，臉色立刻灰暗，需要馬上吸氧。此後周總理和尼克松在京5次會談，每次會談後，總理都單獨到主席那裡彙報和商談。基辛格後來在吹風會上說，雖然毛主席和尼克松只會見了一次，但等於參加了總理的各次會談。

1974年5月28日至6月2日，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來華訪問。他是當時的東盟五國中，第一個來與中國談建交問題的總理。那時周總理已經病重，但他堅持親自完成建交談判。在最後一次會談時，總理的醫生告訴我，在我的座位旁、桌子下面安裝了一個按鈕，如果看到總理臉色發白或出虛汗，要立即按下按鈕，醫務人員會立即進來搶救。幸好那天沒有出現那種情況，但事後想起來，還很後怕。5月31日建交公報簽署後，總理把外交部有關人員叫到旁邊的小房間裡，仔細地交代了後續的工作，然後告訴我們：我現在就去住院了。我們當時沒有意識到，那竟是總理最後一次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外賓。

那時，主席和總理都已經年邁有病，但仍在為開拓有利的國際環境而殫精竭慮。他們用生命寫就了新中國外交事業的華彩篇章，我們這些做外交翻譯的工作人員，能不受感動，能有任何理由不努力工作嗎？

但是，只有主觀願望是做不好工作的。主席曾經批評我說，你就是滿足於會幾個英文字母，一個月掙56塊錢，也不研究點學問，比如：英語是從哪裡來的。這激勵我要學習。

與國外的教科書上要求譯員譯入母語和電視劇裡表演的不同，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的外交翻譯人員要把我方領導的話譯成外語，而不是相反。如果外方帶翻譯，他也是把他的領導人的話翻譯成中文。如果外方不帶翻譯，我方譯員則要兩邊都譯。因此，不知己知彼，不了解我們國內的形勢和政策、中國對國際問題的看法，不了解外方的國情、歷史文化和語言習慣，以及來訪人物的情況、擬談的問題和各自的意見，對於可能遇到的中外文表述沒有準備，就很難順利完成任務。

總理曾經告誡我們，翻譯要和業務結合。我到美大司工作後，切實感到這是非常正確的。參加到業務工作中以後，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中美關係的背景，以及雙方的立場，才能透過文字表面，懂得雙方到底在講什麼。

我聽五十年代擔任周總理英文翻譯的浦壽昌同志（他曾任中國翻譯協會多年的領導職務，並於2012年獲我會“翻譯事業特別貢獻獎”）講過他在1955年萬隆亞非會議期間的經歷。針對1955年4月19日上午舉行的全體會議上出現了針對中國不和諧聲音的新情況，總理臨時決定上午改為書面發言，而在下午的全體會議上做補充口頭髮言。由於時間緊迫，中午休會期間，總理把胡喬木和浦壽昌兩位同志找去，口授發言，胡喬木記錄中文，浦壽昌同時譯出英文稿。總理審定中文稿的同時，浦壽昌校訂英文稿。總理交待，由於要講的內容多，時間有限，他只講開頭和結尾，中間由浦壽昌直接用英文講。補充發言中強調，中國代表團參加會議的目的，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我們的會議應該求同而存異。並且回答和解釋了上午提出的針對中國的問題。浦壽昌說，他盡全力聲情並茂地表達了總理髮言的意見和情感。據黃華同志的回憶錄，周總理鏗鏘有力的講話，平和的語調和充分體諒他人處境的態度，博得了與會各國代表的尊敬、讚賞和好感。

這就是外交翻譯的作用和職責。試想，如果不懂得問題的背景和實質，不懂得如何用外文去正確表達，而外方聽到的只是外文，能達到這樣的效果嗎？

當然，這種功夫，絕非一日之功。當年不同語種的眾多外交翻譯人員都有許多各自的故事，而他們無一不是靠著辛苦的日積月累的學習，在實踐中不斷提高，厚積而薄發的。我們後來者，自當學習、繼承和發揚前輩的優秀傳統。

今天的外交翻譯人員，面臨著新時代提出的許多新挑戰。撲面而來的新課題、新概念、新表達方式，應接不暇。隨著中國對外交往的日益廣泛，非外交系統的翻譯人員和使用外語對外交往的人員，在不同程度上也面臨著與外交翻譯類似的任務。例如：華為公司的翻譯人員，在當前所處的形勢下，他們不論在用外語推介產品或起草合同的條款時，還是在口頭交涉、談判與會見領導人或記者的翻譯工作中，對其翻譯的信達雅的要求，相信不亞於外交翻譯。

從事國際傳播工作的朋友們，難道不也是嗎？要想把非常中國化的內容譯成外國受眾聽得懂、聽得進的文字，得到理解和同情，雖然可能比外交翻譯靈活性大一些，但絕非易事。同樣需要深刻理解中文的含義，並探求能引起心靈相通的表達方式。毛主席曾用“對牛彈琴”的比喻批評一些傳播方式，指出不能全都怨牛，還是要從彈琴人身上找問題。

在此，想提出一個小建議。我們現在面臨很中國化的新詞不少，往往在新出現時譯法多樣。例如：“一帶一路”，曾經並不準確地譯為One Belt One Road, 後經多次研究才確定為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簡稱BRI，但原譯法已在國際上流行多時。建議成立一個由一家牽頭、多家參加的權威翻譯小組，可臨時召集會議，及時研究新出現的重要新詞彙的譯法，然後由各家主要對外媒體統一採用，爭取更早發出一致的中國聲音。

可喜的是，我們的各位譯界同仁，都是努力向前奔跑的追夢人。看今日外交翻譯，乃至整個翻譯界，人才濟濟，後浪推前浪。相信在人民共和國未來的70年間以至更長遠的未來，大家會和我們摯愛的祖國一起前行，共創翻譯事業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