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4年11月，北宋王朝截獲了後蜀給北漢的一封蠟書密信，建議聯合抗擊宋軍。不久，在趙匡胤“西討有名”的大笑聲中，北宋將領王全斌統帥六萬步騎，突破了劍門天險，一舉蕩平了後蜀。前後才66天，速度很快！但宋軍卻就此止步，未乘勝南進攻取大理國的所在地雲南。對這個事實，後來傳說紛紜。
一種代表性的說法是“玉斧劃界”，或者說“宋揮玉斧”。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六十六是這樣記載的：
“大渡河，……宋乾德中，以為邊界。……宋初乾德三年（965年），王會斌平蜀，以圖來上。議者欲因兵威服越南（今四川涼山州）。藝祖(宋太祖趙匡胤)以玉斧畫此河曰： ‘外此吾不有也。’於是為黎州（今雲南漢源）之極邊，昔時河道平廣，可過漕船，自玉斧畫後，河之中流，忽而隱下五六十丈，水至此澎湃如瀑，從空而落，舂撞號努，波濤洶湧，船筏不通，名為噎口，殆天設險以限中外。父老雲，舊有寨將欲載杉木板由陽山入嘉定貿易，以數片試雲，板三噎口，為水所舂沒，須臾，片片白沫水浮出。蠻人聞之，益不敢窺視。”
可見所謂“玉斧劃界”就是指趙匡胤查看了後蜀地圖，決定放棄大渡河以外的地方，用手杖“玉斧”一揮，沿河劃線說：“自此以外，朕不取” 。
其實，這個傳說很難讓人信服。提到“宋揮玉斧’’的史籍，除《讀史方輿紀要》、《清波別志》外，還有《宋史·字文常傳》、《宋會要輯編·蕃夷》、《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05、《玉海》卷153等等，都是南宋及以後人的著作。《讀史方輿紀要》顯然不是作者親眼所見；《清波別志》所記載是根據《西南備邊錄》，但後者年代不詳；《宋史》也僅是追述到北宋徽宗時宇文常所說的話。因此，有理由認為，這個故事其實是好事者故意為之，不足為信。
宋軍在平定後蜀以後，確實未乘勝南進，這不應從某個 “英雄”人物的舉動來尋找原因，而應結合北宋初年的戰略形勢來解釋。
當時北方還面臨強大的契丹政權的威脅，東南方面還有好幾個割據政權。儘管北宋王朝初年血氣方剛，可是鞭長莫及，無論從財力人力來講，或從當時全國的政治軍事形勢來看，要想立即用武力降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都有很大困難。何況大理國政權從北宋平蜀之初就立即表示友好，西南邊當時不存在什麼威脅。所以說，北宋在平蜀後，便把注意力放到東南，去結束五代十國數十年混亂的局面，完成統一大業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整個宋代對大渡河的少數民族地區採取一種低調態度，倒是事實。根源在於對民族關係問題患神經衰弱症的宋統治者，不可能正確對待和處理宋代紛繁雜亂的民族問題。在西南，應從唐王朝與南詔政權的關係談起。南詔政權是唐王朝扶持起來的“烏蠻” （今彝族先民）建立起來的地方政權。唐後期，它向內地發動了一系列擄掠戰爭，唐王朝不得不從廣西到四川的漫長戰線上設防，耗資非常大。公元868年，駐守在桂林防禦南詔侵擾的軍隊因久戎不得歸發生了兵變，幾年之後，便爆發了席捲全國的黃巢大起義，徹底動搖了唐王朝的統治根基。宋代的史家總結說：“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新唐書·南蠻傳》），錯誤地把唐王朝覆亡之“基”歸之於南詔對內地的侵擾，企圖對南詔之後不久“白蠻” （白族先民）建立的大理國地方政權採取“以大渡河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的政策，也是很自然的。
宋統治者的這種政策事實上是行不通的。有人所斷定的“在北宋建國的最初百年之內，宋與大理雙方的統治者之間沒有任何來往” （翦伯贊《中國史綱要》）更是令人難以置信。整個宋代，不但云南和內地人民之間的交往未中斷，就是大理政權也始終對末王朝保持著一種臣屬關係。史籍記載說：
太平興國（976—984年）初，首領有百萬者款塞氣內附，我太宗冊為雲南八國都王 （楊佐的《雲南買馬記》）。
太平興國七年（982年）三月， “沼黎州造大船於大渡河， 以濟西南蠻之朝貢者”（《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3）。
淳化（990—994年）末，宋王朝又特授大理國主驅詔為“檢校太保，歸德大將軍” （辛怡顯《雲南至道錄》）。
這些事例說明，在北宋建立僅十多年後，雙方已確立了隸屬關係。
北宋建立五百年以後，雙方統治者之間來往增多，包括大理政權繼續受到宋王朝的冊封，大理國也多次派使臣到宋王朝進行通商交涉和購買經書、醫書等活動，是公認的歷史事實。這些交流促進了雲南和內地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大理馬、大理刀馳名全國；而大理國人民也努力學習內地先進文化，“白蠻”的文化水平得以大大提高，幾乎可以和內地相比了。不過，宋王朝統治者出於防範心理，有時也拒絕大理政權的“朝貢”或通商要求，但這不過是交流，只能說明宋王朝統治者虛弱的本質。
所謂宋太祖以玉斧劃大渡河為界之說，始於北宋末年的宇文常。宋與大理交往當中，有人建議在大渡河以外設定城邑，以便進一步互市，《宋史·宇文常傳》記載宇文常就提出意見說：
“臼孟氏（後蜀孟昶）入朝，藝祖（宋太祖）取輿地國觀立，劃大渡河方境，歷百五十年，無西南邊患。今若於大渡河外建立域邑，虜情攜貳，邊隙漸開，非中國之福”。
其實，宋太祖是否真正以玉斧劃大渡河為界，以斷絕大理國之間的交通往來，這是個問題。因為在事實上，北宋初年以來，大理國人都不斷過大渡河而入貢於宋王朝。宇文常所說的宋太祖曾劃大渡河為界，不過是在北宋末年全國政治形勢複雜化的情況下，作為拒絕與大理國交往的藉口罷了。
著名的昆明大觀樓《長職》中，長嘆道：“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嘆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桿、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烈豐功，費盡移山心力，……”我們不必為歷史上的英雄們嘆息。千古江山，人民自有“移山心力”，“玉斧”豈能劃界！中華民族各族人民在數千年的發展過程中，早已是渾然成就不可分割的整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