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歷史，集權與政治之黑暗多是相伴相生，但宋代以前，多為一人一時之人為或人事例外，而宋代以後，卻多為相承相續之制度漏洞【皇權與相權失衡】所致。然，宋代雖是制度漏洞之根源或禍首，但其政治卻不像明清那般黑暗：它優待士人【其一，太祖遺訓明言“士大夫不殺，上書言事者無罪”；其二，俸祿甚高，生活奢靡；其三，貪汙事小，太祖更是縱容：與武將造反比，文官貪汙不足懼】，雖是因為忌憚武將造反而為之，但卻也因此扭轉了唐末及五代以來之社會風氣，更承繼我中華歷史傳統，不致絕亡；它安民有“道”，即災荒之年，“豎起招兵旗，自有吃糧人”，雖然此種養兵不為也不能打仗，甚至還造成冗兵之惡果；它對敵有“方”，與遼、金、西夏對峙，用武雖不能勝之，卻可以用錢買之，尤其是宋遼檀淵之盟，區區幾十萬歲幣即換來百餘年和平。

俗話說：凡事有其果即有其因。在歷史的長河中，我們不可預測事情之始終，卻可據現有之果，追本溯源求其因【當然，亦可觀已往之事，求未來之果】。因此，如果說中國政治制度之集權轉變，由宋代始，那麼倒不如說是巧合中之必然。

對比各朝代，宋朝是“可愛的”，但時間卻不會就此定格，多少讓人心生遺憾，甚至是怨恨【怨其怕死而集權，恨其不生難為繼】。及宋亡，明清承其制【甚至變本加厲】，終致中國政治之黑暗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