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標題：《“中華國民之一體”: 民國時期任乃強的邊疆民族觀及其嬗變》
李沛容
四川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西部邊疆安全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副研究員，碩士生導師，歷史學博士。
題 要：近代內憂外患的時侷促使中華民族從自在的民族實體向自覺的民族實體轉變。在這一過程中，內地知識精英與邊疆民族的交往互動對探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構建起到積極作用。文章嘗試運用“知識史”“概念史”等方法，從個人生命史的視角，探討任乃強如何超越傳統的“華夷秩序”觀，以邊疆民族為“主位”，重新思考邊疆民族與近代民族國家建設的關係，並探索與思考“中華國民之一體”的內涵。
關鍵詞：任乃強；邊疆民族；“主位”；“中華國民之一體”
20世紀80年代，費孝通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論探索中指出中華民族從自在的民族實體向自覺的民族實體轉變，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在這一過程中，內地知識精英與邊疆民族的交往互動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的探索起到重要作用。民國時期“華西學派”的學者因地緣優勢，較早地參與到這一程序中。本文以“華西學派”代表人物任乃強的邊疆民族研究為中心，嘗試運用“知識史”“概念史”等方法，透過梳理任乃強的個人生命史，探討其如何超越傳統的“華夷秩序”觀，以邊疆民族為“主位”，重新思考邊疆民族與近代民族國家建設的內在關係，並探索與思考“中華國民之一體”的內涵。
一、跨越“華夷秩序”：民國時期任乃強邊疆民族觀的變化
1894年任乃強出生在今四川省南充市，五歲時入鄉塾受童蒙啟迪，1906年科舉制廢除後轉入高小就讀，至1915年考入北平(今北京)農業專門學校，接受近代新式教育。為探尋建設具有內在凝聚力的現代民族國家，近代政界、學界的普遍邏輯是將西方的“民族”“種族”概念與中國傳統“華夷秩序”觀念相互調和，來達到統一多民族國家建設的目的。在這一話語體系下，邊疆民族固有的社會文化相對受到忽視。任乃強的早期論著也深受時代觀念影響。1929年，受大學同窗胡子昂(時任川康邊防總指揮部邊務處處長)邀請，任乃強前往西康從事墾務調查工作，開始與邊疆結緣，成為民國時期康藏問題研究的先驅之一。第一次入康之行後，任乃強撰寫的著述如《西康詭異錄》《西康札記》等，均受到傳統“華夷”觀念與近代社會進化論的雙重影響，較為注重漢族與邊疆民族之間的差異性。在《西康圖經》中，任乃強提出六項建議，旨在消除因“道路梗塞”“文語隔閡”造成的差異，促進民族之間的交流與交融。這些建議往往被學者誤解為任乃強早年純粹是以“漢文明為中心”審視邊疆民族。但是仔細梳理史料發現，將之簡單歸入“漢化論”並不恰當。
在相關論述中，任乃強對“漢文化”同樣抱持著審慎態度。1929年初入西康途經丹巴時，任乃強便發現彼時入康漢人同樣夾雜著“嗜煙好訟”“心地艱險”者。他在稍後的著作中進一步闡釋上述觀點：
往時入康漢人……或屬商賈小販，或為軍臺胥役，或流亡充配之徒。絕少文士通人也。即如官吏，亦以納捐入流者為多。故段玉裁曾官化林，姚瑩曾至乍丫，楊揆曾入西藏，李心衡曾宰金川，餘如果親王、查禮、孫士毅、王我師等，匆匆一過，偶有題詠，便成千古韻事。趙爾豐時，邊局全盛，得人較多。查所呼叫官吏59名中，只進士1名，舉人13名。此外鄉試副榜2名，貢生10名，增生1名，附生3名，監生18名，學校畢業者5名，無資歷者6名。其幕府中，自總文案傅嵩炑以下，皆吏材而非文學之士。曾聘井研吳蜀猷入康舉學，備極禮重，在當時邊區得此，直如鳳毛麟角矣。故康區漢人，雖有數萬，其足代表漢族文化者，不過十分之一。言行表現，多不能使藏族發生景慕。
任乃強未曾言明，但從其所舉案例中能看到讓邊疆民族發生“景慕”者並非漢文化本身，而是以飽讀詩書、科舉入仕者為代表的儒家文明。在傳統社會，崇尚和效仿儒家文化禮儀關係到威望的競爭，邊疆民族精英往往也將這一儒家化程序視為“文明化”的標誌。這便與明清時期要求邊疆民族“易椎髻而冠裳”“男耕女織”“婚配媒妁”“濟美華風”的“漢化”截然不同。任乃強認為上古時代的顓頊、大禹和啟皆生於邊疆，正因環境嚴酷艱苦，天賦“奮鬥精神，沉毅厚重、銳志奮發”，“其成就往往較長於安樂環境之腹地人士為大”。在長期接觸中，任乃強逐步以本位角度審視邊疆民族，指出“蕃族”不僅有“佞佛、仁慈、從容、有禮、節用、愛物、矯捷、獷勇、樂天、安命、自尊”等固有美德，而且“於其特育之佛教文化中，成就偉大，足使五千年岸然自詡之漢人俯首稱弟子者，尤多不勝舉”，“是固不得不為偉大之文化，不得不為偉大之人物”。而彝族中也不乏知名人物，暖帶田土司嶺承恩“繪像紫光閣”，嶺光電則“博識能文，多數漢人不逮之”。因此，任乃強認為理想的治邊之道應該是“儘量發揚各族文化優長之點”，“使之交融”。在與邊疆民族的不斷接觸與交往中，任乃強已然意識不同民族的文化各有優劣，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文化的構建實需發揮各民族的優勢文化，促進彼此間的相互交流與融合。
抗戰全面爆發後，邊政學興起，邊疆成為各類學術流派的實踐場域。隨著國民政府內遷，川康地區被視為民族復興的根據地，西南邊疆的重要性開始受到學界的重視。學界在重新定位邊疆地位和構建中華民族國族體系時，逐漸破除“華夷”之別，改變了傳統“華”“夷”二分的認知邏輯。
在這一背景下，1943年任乃強辭去西康省公職後，赴華西協合大學任教。適逢李安宅任社會學系主任，推動邊疆社會工作。任乃強遂以十餘年的邊疆實踐經驗為依據撰寫《邊疆墾殖與社會工作》一文，以學者身份重新闡釋對邊疆、邊疆民族問題的思考。此時，政界、學界對邊疆概念的界定大體分為三類：一是地理意義上的邊疆，即與外國接壤的內陸邊疆區域；二是政治意義上的邊疆，也就是奉行傳統邊疆舊制的特殊區域；三是文化意義上的邊疆，側重指少數民族聚居區域，“即使在內地也可視為邊疆”。任乃強對邊疆的理解不同於李安宅、吳文藻等主張的文化意義上的邊疆，而是從政治層面加以解讀，但是又與當時主流的政治意義上的邊疆，即“推行舊日邊政制度區域”有所不同。政府的行政執行力度是任乃強區別邊疆和腹地的主要依據，誠如其所言“不以吾國政化未能貫徹全領域為諱，則政化已能貫徹之地域為腹地，未能貫徹之地域為邊疆”。如若政化全部推行，則“邊地與腹地之對立名詞，俱當消減”。消減對立的方式是促進“邊民”與“腹民”一同轉變為“現代公民”：
我中華民國，領土與主權，本自完整。惟所包含之人民，語文習俗，尚未一致，因而對於國家法令之瞭解力與推行程度，各地不同。如此未能瞭解國家法令之含義而熱忱推行之者，稱為邊民。一區域中，邊民佔大多數者，稱為邊地。與此相反，邊民佔絕對少數地區，是為腹地，腹地居住之國民，依比例方法作一省稱，似亦可呼為腹民。邊民與腹民，皆我國家之公民也。所不同，僅在於是否已能達於現代公民水準。
任乃強強調“邊民”與“腹民”具有達到“現代公民水準”的平等性。“移植腹民”的目的在於促進“邊民”“現代公民化”。在這一視野下，任乃強痛斥“用夏變夷”的傳統“華夷秩序”，“不問邊民之生活習慣如何，一概以施於內地者施諸邊疆”。這就難免造成“邊民”對國家政令的誤解，以及國家在向邊地推行政令時遭遇的頗多掣肘。故此，為將“邊民”納入“現代公民”體系時，任乃強認為在行政層面，“邊疆行政，與腹地行政，大經大法，可以相同；小處細處，決不可以從同”。而國家應當因地制宜，切實研究並推行適應邊疆特殊性的法律、法規，將邊疆問題特殊化處理。此外，任乃強建議在邊疆民族聚居區設立墾場，以發揮如下優勢：首先，“研究邊民習俗信仰，政教之宜，推尋因勢利導之術，貢獻政府。以墾場為社會工作站，推行一切邊民福利與合作事業，調協邊民情感”，達到“化除民族畛域之目的”；其次，“以墾場為新社會之示範區，一切社會行政，悉依現代公民之標準施行”；最終，邊疆社會追隨墾場，“捷速進達於現代社會之新階段”。任乃強理解的“政治上的邊疆”與“文化意義上的邊疆”雖有一定相似性，“邊地”轉化為“腹地”的核心均在於“民眾”，但是“文化意義上的邊疆”所具有的“他者”屬性，在內化為“腹地”時勢必需要藉助“涵化”手段改變邊疆民族的原有文化。而“政治上的邊疆”可以擺脫民族間的文化差異。誠如任乃強對比上述邊疆概念後指出，“政治上的邊疆”“與住民之血統亦無關，隴西多回民，黔省多苗民，固不失為腹地也”。因此，對於國民意識的塑造、國族的構建無需改變邊疆民族的固有文化，只需政令推行順暢，即可實現變“邊地”為“腹地”，變“邊民”為“現代公民”的近代民族國家建設目的。
二、“中華國民之一體”：任乃強邊疆民族觀轉變的動力機制
抗戰全面爆發後，基於對“邊疆”屬性的重新定位，國內民族學/人類學界拋棄了傳統“華夷”觀念，轉而提倡建構“近代化”或“現代化”的國族。學界的變化主要源自西方歷史特殊論、文化相對論、功能主義等新興理論的推動。長期以來，學界認為任乃強對邊疆民族問題思考的轉變源於1943年入職華西協合大學後，逐漸受到“華西學派”學者的影響。但是透過對比其主要論著的表述變化會發現，有關任乃強學術思想轉變的上述解讀實為一種誤識。任乃強諸多重要思想的形成事實上奠基於任職西康期間。早在1940年任西康省通志館編修主任草擬《西康通志稿撰修綱要》時，任乃強便流露出期望改變過去“華夷之辨”的成見，矯正“昔人漠視邊民之習，而負總理民族平等之義”的想法，提出《西康通志》的撰寫應當本著“研究精神”“平情敘述”的方式描述邊疆民族的宗教、語文與習俗。回到成都後，任乃強深知學界對邊疆概念的爭議以及對國族認知觀念的轉變。但是其對邊疆、邊疆民族問題以及邊疆民族國民意識的理解，得益於政務人員、學者等多重身份的實踐及其與邊疆民族的交遊和交往經歷。這一思想的集中表述是任乃強的妻子羅哲情錯在國民代表大會結束後提出將邊疆民族熔鑄於“中華國民之一體”。這或許可視為任乃強邊疆民族觀轉變後夫婦二人的共同倡議。
總體來講，任乃強邊疆民族觀的變化，可以看作其多重身份轉換下的學術反思。
第一，從政經歷的體悟轉化為以邊疆民族為“主位”的學術思考。初次入康時，任乃強深知烏拉流弊積重難返，“民間聞烏拉，鮮不色變”。對於烏拉引致民困一事，任乃強如鯁在喉。1935年被劉文輝委任為西康建省委員會委員時，任乃強提交《建議設立公運局辦理牧站聯運期能永廢烏拉以紓民困而利交通案》。提案一再強調“徭役繁數，民不堪命”，“苟非設法徹底解決”，則“邊民苦痛，終難減除”，建議以牧站聯運制代替烏拉差役。任乃強指出西康藏族同為國家的國民，政府“釋民重負”，方可“深得民心”。在1946年發表的《論邊疆文化與其人物》一文中，任乃強又將上述從政時期的經歷內化為治學的理論思考，運用比喻手法描述“國家”與“邊疆”之間的關係，將“邊疆”喻為“舟”，“政府”喻為“邊疆之舵工”，“人民”喻為“邊疆之櫓手”，只要“政府與人民，通力合作”，得其道者，則“數十年可化邊疆為腹地”。
第二，從地方性知識審視和反思邊疆民族問題。自20世紀40年代初，任乃強在著作中放棄了傳統文獻對藏族的“蠻”“番”稱謂，轉而使用藏族自稱“蕃”一詞，這一稱謂轉變源自其早年在西康從事的吐蕃史研究。任乃強翻閱和對比大量中外文獻後，發現新、舊《唐書》“吐蕃傳”對於唐蕃邊釁記載翔實，對吐蕃內情卻“隔膜未通”，尚不如西人貝爾所著《西藏今夕》，寥寥數語間卻將吐蕃“政治文化與興衰隆替之跡，臚列指掌”。究其原因，貝爾“取材藏籍”，唐書僅“持漢文件冊”。任乃強認為，“夫一民族文化，各自有其特質著作為文化之代表品”，而欲求知藏文化全貌，需要從藏文典籍入手，因而任乃強開始著手《西藏政教史鑑》的譯註並考證“蕃”字一詞使用原委。此外，1946年組織成立“康藏研究社”時，任乃強特別注意邀集和延聘謝國安、劉立千、任映蒼等長期居於康藏、邊疆知識豐富的學者，將麻翁傾真、夏克刀登、羅哲情錯、革桑悅西、甲日宜瑪、邦達多吉、嶺光電等邊疆民族精英列為理事或會員。成立“康藏研究社”的初衷之一就在於“吸收邊疆土人之遊歷內地者於此，以為活動的研究資料，則一切死的資料皆可印證”。可見任乃強致力於理解和掌握邊疆地方性知識的努力。
第三，長期的邊疆實地考察經驗促使其發現多民族文化的交融趨勢。早在初入西康途中，任乃強就發現道孚覺樂寺附近清代塘汛遺民與當地藏族形成了混處雜居的共生現象且文化和語言多受藏族影響。任乃強將此現象稱為“康化”。在邊疆社會中，各民族間的文化交融現象比比皆是。如同任乃強對比史料與田野經驗後所言，近代康藏地區的渾脫(羊皮筏)、羊卜骨等均是蒙古族南下後的文化遺存。尤為重要的是，散處康藏山谷中雖為同源卻分散隔離的人群在文化上漸趨統一，正是明末厄魯特蒙古部在康藏地區傳播藏傳佛教的結果。寧屬白彝也是漢族受彝族文化影響的例項。基於上述認知，1949年問世的《四川第十六區民族分佈》一文可視為民國時期任乃強邊疆民族研究的總結之作。文中詳細分析了川西北藏羌地區多元的文化樣態。透過長期的邊疆問題研究，任乃強清晰地認識到川西北是高原遊牧文化與平原農耕文化交往互動的重要場所。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交融最終促使區域內各民族形成不同程度的文化融合傾向。歷史上文化強勢的漢人進入此區域後同樣逐漸受到藏族或羌族文化的影響。任乃強的思考源於對研究物件，即被後世稱為“藏彝走廊”這一民族文化複合區域的深入考察。區域內呈現的多民族交往、互動現象促使任乃強提出發揚各民族的優勢文化，促進民族交流與交融的主張。另一方面，基於對邊疆多民族區域的認知與理解，任乃強認為在保留邊地與邊民文化的基礎上，透過塑造邊疆民族的“國民性”同樣可以實現近代民族國家的轉型。
第四，族際通婚的生活經歷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任乃強對邊疆民族問題的理解。西康建省委員會遷入康定後，任乃強攜羅哲情錯入康並被劉文輝委任為宣化員。在溝通漢藏關係中，羅哲情錯不遺餘力，招撫甲日家、接待孔撒女土司以及組織藏族婦女會，並於1942年加入西康婦女工作會。羅哲情錯展現出的參政意願與政務能力及其邊地實踐經驗，改變了任乃強過去認為康藏官吏“取自邊地”，“未可勝任”，應“即早招致內地有志邊疆青年”方為上策的最初觀點。任乃強曾對羅哲情錯談及，“未來的康區官吏，必然是懂得漢情又懂得康情，說得漢話又說得康話，認得漢文又認得藏文的人”，那時猶如羅哲情錯一般深諳漢藏語言文化的邊疆人士便不乏用武之地。這些想法極可能融入羅哲情錯向國民大會提交的《請以法律規定邊民參政權益案》。羅哲情錯在提案中提到，“是非有邊民參加政府幫助其研討設計，則措施難洽於邊情”，而政府“誠能容許邊民之先進者與我治邊之士混處一堂，既可使得學習政治之機會，又可藉昭提攜邊民之至誠”。早在迎娶羅哲情錯之初，任乃強便希望羅哲情錯可以“宣洩西康民眾之真實心願於國民”。自1947年以來，任乃強鼓勵羅哲情錯與聲援嶺光電參選國大代表，便是希望實現邊疆民族“現代公民化”的轉變，實現邊疆民族以國民身份參政議政、將邊疆民情傳達於國家的意願，最終破除族際隔閡，真正熔鑄邊疆民族為“中華國民之一體”。
結 語
在歷史文獻的研究過程中，由於刻意尋求正規化化的規律性解讀往往會遮蔽歷史存在的多樣性與復調性。以民國時期的邊疆民族問題研究為例，奉行解構主義的西方學者普遍認為，民國中後期中國知識界結合傳統史學考據與近代西方考古學、民族學、語言學、體質人類學等學科知識對中國民族史的研究，雖然奠定了“中華民族多起源論”，但為服務於“國族一體性”的構建，其認知主體並未超越中原與周邊、華夏與四夷、征服與被征服、先進與落後的二元對立關係，最終導向仍然是優勢民族——漢族必然“同化”邊疆民族的認知神話。從民國時期任乃強的邊疆民族觀及其嬗變過程來看，這一典範化、程式化的研究模式並不適用於對這一時期知識分子思想的概括性分析。
此外，有學者提出，在建構“民族”與“國民”的雙重話語下，隨著邊疆調查的深入，民族學者成為“民族”知識在邊地的普及者與傳播者，客觀上成為民國時期邊疆人群民族身份的塑造者。這一認知或許有意或無意地遺忘、淡化了兩條重要的史實線索。首先，在長期的實地考察經歷中，以任乃強為代表的民族學者發現邊疆民族地區存在著多維度的文化互動與交融現象。基於此，任乃強認為可以透過學校教育、社會教育與族際通婚，促進民族間的“人物交流”“語文交流”“文化交流”，進而發揮各民族的優勢文化，形成中華民族優良的共有文化。其次，羅哲情錯的案例並非孤證，近代以來藏族精英格桑澤仁、彝族精英曲木藏堯等邊疆民族精英不斷踐行著其作為國民的義務，為溝通民族關係奔走呼籲、建言獻策，積極躋身於國家的抗日救亡運動中。這些事例均是邊疆民族精英自覺的中華民族意識在近代民族國家構建過程中的鋪陳與展演。
誠如費孝通所言，中國各民族歷經“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最終奠定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特殊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由於頻繁的互動與交往，近代邊疆民族精英自覺的中華民族意識無疑也投射、影響到漢族知識分子對邊疆民族問題的理解與思考。邊疆的田野經歷、邊疆民族精英的啟示以及藏族夫婿的特殊身份促使任乃強越來越傾向以“主位”(emic)或“移情”(empathy)的方法重新審視研究物件。透過深度理解邊疆民族文化，任乃強跳脫出傳統的“華夷秩序”觀，而羅哲情錯、嶺光電等邊疆民族精英展現出的“國民”情懷，促使任乃強意識到邊疆民族具有自覺的國民意識。有學者曾慨嘆道，“建‘民族’易，造‘國民’難”。回顧歷史，在內外交困的民國時期，以任乃強為代表的一代學人以其邊疆實踐經驗為“華西學派”乃至民國時期中國民族學的研究注入了新鮮血液。更為重要的是，基於對邊疆問題的“主位”反思，深入發掘邊疆民族自覺的國民性，仍不失為今天學界探索熔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一份寶貴遺產。
【注】文章原載於《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1期。
責編：李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