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們的腦海中對"青樓"二字的直觀認知，說的文雅一點就是聲色犬馬之地，所以一定是不會認同青樓對於中國文化是有貢獻的這個觀點。

在展開本文前，讓我們先來了解什麼是娼和什麼是妓。

在中國古代娼和妓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

娼，是指以出賣自身肉體為職業的人。而妓是賣藝不賣身的，不但需要長的絕色傾城，而且這些伶人，琴棋書畫、教坊吹奏無一不通。所收的費用也十分昂貴，一般的市井之輩還請不動。

古代的妓院有提供給文人雅士觀賞表演的場地，所以表演場地如勾欄和教坊也因此變成了妓院的別稱。

古代的妓女(尤其是明朝之前的)具有很高的藝術和文學水平，妓院實際上是文人雅士社交和欣賞表演、吟詠詩詞的場所，甚至有些極具才情的妓女還能成為文人雅士的心靈伴侶，所以古代很多光顧的客人並不只是為了解決性需求。

詩經時代風氣開放，是質樸地詠頌男歡女愛的時代。秦漢之後，詠妓之作開始出現，但妓女進入文學伊始，被重視的就是藝而不是色。《古詩十九首》裡出現了整篇吟詠妓女的詩作，到了六朝之時，聽妓、看妓之作多了起來。

而在中國唐代時進入繁盛時期，《全唐詩》將近5萬首中，與妓有關的多達2000多首，約佔《全唐詩》的二十分之一。

從初唐到盛唐，青樓妓女在中國文學中大多處於一種被審美觀照的歷史地位，代表人物和作品，首推詩仙李白和其所作之詩。

中唐開始，在觀妓、攜妓之外，出現了一批別妓、懷妓、送妓、贈妓、傷妓、悼妓之作，給詩化中的青樓增添了些許的感傷色彩，其中尤其以白居易的詩作頗具代表性。

到了晚唐以後，詩文裡的青樓多了一些生活氣息，豔浮之作也不少，例如張鷟的《遊仙窟》。

《遊仙窟》是中國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唐代傳奇小說

比之於詩，詞更加真實、更加細緻地寫出了妓女和客人們微妙曲折的心理情感。所以宋詞與青樓的關係要比唐詩與青樓的關係還要密切。

宋徽宗趙佶去訪名妓李師師時，是以風流士人的身份，為了獨獲李師師的垂青，與大詞人周邦彥鬥文，結果不曾想輸給了周邦彥。

李師師：北宋末年青樓歌姬

名垂青史的妓女都不是依靠單純的姿色，而是依靠她們的藝術オ華和與重要士人的交往。

比如唐代的名妓薛濤和魚玄機，宋代的嚴蕊，明末的董小宛、柳如是、李香君幾位，不僅與自己愛慕計程車人建立了堅貞的愛情，還能在民族危亡之際，表現出大義凜然的民族氣節。

李香君畫像

如果把當時所有的青樓伶人全部放到現在，可以負責任地說，幾乎個個是才女。

這些女子只不過是因為當時的生活所迫等原因，而出賣自己的才藝，地位並不是絕對低下的，而且這樣的女子往往最後還是能有一個較好的歸宿。

所以最初青樓妓女一開始，拿現在的話說，是以藝術工作者身份出現的，她們主要的服務物件是統治階級最為基礎計程車大夫階層。

士人一般具有中等以上的經濟實力，但青樓女子與士人交往，並不是簡單的因為其經濟實力，而是因為士人比起其他階層的人來說，更懂得風花雪月、情致格調。

不僅懂得欣賞青樓女子的色與藝，而且他們自身的色與藝也反過來使妓女產生審美愉悅。這也是自古以來，才子更須配佳人的道理。

於妓而言，與士人交往的同時，可以抬高自己的身份地位士人為其吟詩作賦，也可以使得自己獲得世間的認可。

而對於士人而言，詩或詞能被知名的青樓女子傳唱，自然使得自己聲名遠播。可見，士與妓是互有所需，互相欣賞，互相依賴的關係。

除卻功利目的之外，士與妓之間還能產生真正的友誼和愛情，互相理解，互相同情，互相尊重，彼此找到人生的慰藉。在這方面為人稱道的模範是明代的名妓董小宛嫁給冒闢疆之事，這是一個士妓相戀的典範。

士與妓，可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對雙璧，他們共同創造了燦爛的中國古典文學和藝術，留下了數不清的美麗動人故事。可以這麼說，沒有青樓，中國文學恐怕要減色一半。

青樓雖然是歷史的產物，是男權社會的重要標誌，但它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與繁榮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青樓是中國文化藝術重要的組成部分，研究中國文化如果迴避青樓文化，就無法透徹瞭解中國的藝術和中國的文學。

同時，青樓還是古代最重要的消費場所，不僅自身商品消費巨大，而且還引領著社會的消費潮流，直接刺激了中國古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宋代，青樓最為發達，同時宋代也是中國歷史上至今為止經濟最發達、最富有的一個時期。

宋代的青樓是當時最重要的社交娛樂場所，達官顯貴、商賈名士，都以青樓為主要的社交場所，甚至官方許多的重大禮儀活動也多有青樓伶人到場。很多影響和規模較大的青樓禮儀還會效仿皇宮內院，青樓文化可說是中國各階層文化的一個混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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