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夏朝的幾點新認識”系列之1】

文‖連城

夏是中華民族的根，華夏文明的源頭，對中國的影響最大。即便是商周、秦漢、唐宋加在一起也難以與之頡頏。因此，鄭樵在《通志•上宰相書》中才會極力言之：“天下之理不可以不會，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會通之義大矣哉！……水不匯於海則為濫水，途不通於夏則為窮途。”不知夏禹不可言文明，不知文明不可言歷史，不知歷史不可言文化，不知文化不可言治國。然而，一個多世紀以來，夏是否存在，成了中國乃至世界學術界熱議的焦點。這對中國的歷史不公平。

誰杜撰了一個夏

質疑夏的根本原因是至今為止還沒發現有關夏的文字。胡適在《研究國故的方法》中說：“在東周以前的歷史，是沒有一字可以信的。”德國學者羅曼·赫爾佐克《古代的國家：起源和統治形式》一書言：“今天已經沒有人想要完全排除下面這一可能性，即有關夏朝王室的傳說並不僅僅是杜撰，但在這個問題上同樣沒有確切的結論。”

人們可以找到無數條有關夏的存在，疑古者卻始終未能拿出一個能真正否定夏的證據。顧頡剛是疑古派的核心人物，他在1923年起就堅持大禹為戰國後古書“偽造”，1926年在《古史辨》中又提出“禹是一條蟲”，到1943年卻承認“禹作九鼎”實有其事。陳寅恪曾諷刺說:“顧頡剛不信歷史上有禹，而竟信有九鼎”。《禹王碑》既不是商周及秦漢文字，更非天外來客，其結果只能是夏文字。《墨藪》說：“夏后氏（禹）象鐘鼎形為篆，作鐘鼎書。” 《西苑存稿》也有記載：“禹精於治水，今篆體皆有流水形。”可以說，九鼎、禹王碑成為了夏釘在歷史上的鐵證。2900年前的周遂公盨轟動了史學界，其銘文之記載內容與《尚書》、《詩經》、《史記》關於大禹治水的內容高度吻合，成為斬除疑古之論的又一件利器。禹在，夏焉有假。

周到秦漢，夏禹一直存在於史料與文物中。歷時千年，全國各地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的文人共同偽造了一個夏，且從未出現一個打假者，這樣的機率億萬分之一的可能也不會有。一邊極力鼓吹諸子百家之文是何等金貴，一邊又說諸子對上古史之論是偽造，這種自打嘴巴之異象怪事也只有中國的學術界才能製造出來。

河南禹州有禹王鎖蛟井、古鈞臺、禹妃廟，三門峽有禹鑿:人、鬼、神三門，開封有禹王臺；山東禹城有禹王亭；陝西韓城有禹門；寧夏有青銅禹跡；安徽懷遠有禹虛；湖北武漢龜山有禹功磯；山西河津有禹門口。山西夏縣禹王村有禹王城；河南許昌桂村小崗楊村有禹王城；湖南衡陽衡山廣寺有禹王城；湖北黃岡城區有禹王城；山東臨沂市區有禹王城。以夏禹名字命名就有禹州、禹城。以禹命名的山則更多，河南禹州禹山、鄧州禹山、汝州禹王山；江蘇邳州禹王山、東海禹山；湖南華容縣禹山；安徽淮南禹王山；山東淄博禹王山；陝西韓城禹山等等。以夏禹命名城市、村鎮、山名、地名，所表達的是人民對大禹的愛與念。歷史上的禹廟有上萬座，大禹成為了人們最信奉的神。這些同世代相傳的大禹故事與中華民族的血脈融為了一體。疑古者對這些群山之鐵證視而不見，僅以掛一漏萬之舉而疑古、否古，實乃管中窺豹之觀。

今天的學術界夢想著有朝一日若能挖掘出一個“夏”字，就可確定夏的真實存在了。考古是為了建設歷史，中國的考古卻成了疑古、否古者的幫兇，在找不到物證的情況下，上古史料幾乎被全盤否定了，這是在破壞歷史。考古同用瓢量海，一瓢之水，不可言海，一物之證，豈可成史。中國是一個從未斷代的國家，雖然上古史料由於歷史原因而殘缺不全，但史料是不會斷代的。在中國歷史這個大舞臺上，考古只能是小配角，史料才是真正的主角。離開史料，中國考古會成為睜眼瞎；離開考古，中國歷史將一片光明。70年的考古，始終沒能走出“禹域”，逃脫《尚書》《史記》。夏早已烙在了中國人的心裡。

大禹治水是在前人失敗中取得的成功，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偉大壯舉，贏得百姓敬仰，成為中華民族人人欽佩的英雄，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神靈。這一偉大的勝利，弘揚並加強了中華民族自省、自侓，從集體、團結、協作本位出發的禮治思想和重義輕利的社會責任觀。增強了人類依照自然規律改造世界，造福人類的信心。

大禹把個人的命運轉變為人類的命運，他在人類身上喚醒了所有的那些正義、勇敢、無我和仁慈。這種偉大的使命成為了他勇往直前的動力源泉，凝結為一種偉大的精神。正是這種精神保證了人類社會能夠隨時戰勝危難，創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全國各地到處都有大禹的遺蹟遺址及流傳的故事，這說明大禹的影響廣泛。大禹不僅是涉禹城市的大禹，也是中華民族的大禹，甚至是世界的。大禹所流傳下來的言行、理念、法制、文化等等，皆需要我們排除一切功利主義的想法，以大禹的精神來研究大禹，正確定位夏禹文明體系，應用好已知夏禹文化資源，拓展廣度和深度，形成獨特的中國文化體系，以達到文化享受、文化融合、文化發展、文化消費和服務的各項指標，這都是需要我們潛心研究的，並且任重而道遠。

（未完待續）

【作者簡介】連城，文明史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