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直隸井陘老百姓心情不錯，這一年大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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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井陘縣的知縣叫周尚親，是個典型的魚肉百姓的昏官。知縣一年的工資收入加起來也就一百兩銀子左右，這點錢根本不夠周尚親花銷。於是，他就打起了公糧的主意。井陘縣當時一共徵收了3000石公糧，按規定，公糧的價格應該每石九錢三分銀子，結果周尚親給的價格是每石六錢銀子，私自剋扣三錢三分。井陘的老百姓知道後立刻炸了鍋，集體到縣衙討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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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花花的銀子剛進了腰包還沒捂熱，周尚親怎麼捨得吐出來。他不僅不退錢，還把前來討說法的百姓打出了衙門。老百姓忍無可忍，把狀紙遞到了正定府。

正定知府方立經接過狀紙，轉過臉就把告狀的事兒告訴了周尚親：“你們井陘的百姓來我這兒告你的狀，你準備怎麼辦啊？”

周尚親是多聰明的人，一聽這話趕緊備了一份厚禮送去，還裝作一副可憐巴巴的樣子說：“大人，您可千萬別聽那些刁民胡說，他們這就是聚眾鬧事，攜私報復。您可得好好治治這些刁民，這樣才能維護咱大清的社稷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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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真是顛倒黑白，狗嘴裡吐不出象牙來。方立經也知道，井陘知縣周尚親和直隸總督周元理是同鄉，有總督大人罩著，還怕什麼。村民們又次被趕出了正定府。

事情越鬧越大，正定知府方立經給村民們扣上刁民聚眾鬧事的帽子，還派衙役到村裡抓寫狀紙的秀才，鄉民們拿出魚叉、鋤頭等農具，把前來抓人的衙役圍得水洩不通，打得抱頭鼠竄。

當時，正定隆興寺裡有一位欽差。這名飲差是工部侍郎劉浩，響噹噹的二品大員。可是，這個人當官的原則一直是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事，聽到有人來告狀，乾脆把門關起來，自己待在屋裡飲酒清閒。村民們不肯善罷甘休，一直在寺外請願，圍觀的百姓越來越多。劉欽差一看直躲著也不是辦法，就讓部下傳話：本欽差是皇上派來管理工程建設的，不能隨便插手地方的事務，我給你們指一條明路，你們去保定的清河道臺去告狀，我也會把你們的情況向上面轉達，你們趕緊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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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元理是以舉人出身入仕，學歷上有虧，官場上自然能放得下身段，加上性情通透，會來事兒，一生仕途走的是“暖男”路線。上級離不了他，用著特順手，下級都願意接近他，肯給下面的人罩著、護短。他任直隸總督時，年事已高，但頭腦還算清醒，出了這麼大的事兒，他知道必須親自出面。

他對井陘知縣周尚親一直印象不錯，一來是浙江同鄉，二來周尚親年過節經常拜望，來來去去，就多了幾分和諧之意。

周元理有意維護這個浙江老鄉，況且自己也是州縣出身，深知做地方小吏不容易。但是，為了保險起見，他還是傳見了正定知府方立經和井陘知縣周尚親，詢問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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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總督的詢問，周尚親巧言辯解：“回大人，根本沒有剋扣購糧款之事。收公糧的時候是因為公款不夠，只發給老百姓六錢，其餘的三錢三分過一段時間再補上。哪知道老百姓不僅不聽解釋，還三番五次到縣衙鬧事，這就是梁綠野等人挾私報復，故意聚眾鬧事，請大人明察。”

周元理久居官場，一聽就知道怎麼回事。他決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他對周尚親說：“你趕緊把欠的銀子全部退還給老百姓，這樣他們不就師出無名了嗎？”周元理給乾隆皇帝彙報說，根本沒有剋扣公糧款的事兒，是一些平民百姓聚眾滋事，對抗官府。

周尚親回到井陘，馬上將剋扣的每石三錢三分購糧款如數返還。但是金柱村拒絕領取，道理很簡單，之前好說好要你不給，現在事情鬧大了，想這麼簡單了事，沒門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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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怎麼說偏聽則暗，樹欲靜而風不止呢？乾隆聽信了周元理的彙報，批示捉拿帶頭鬧事兒的人，一旦查明，就地正法。當時寫狀紙的秀才梁綠野身在保定，僥倖躲過了抓捕，在朋友的幫助下，喬裝打扮潛入了京城，準備告御狀。

也趕巧了，梁綠野打聽到有個叫單邦傑的公公在王府裡當差，是井陘人，就託人把事情告訴了單公公。單公公一聽，心想：倘若不是有莫大的冤情，定不會千里迢迢冒死告御狀。於是，單公公就細心打聽出乾隆的行蹤，把時間和地點告訴他，幫著他攔轎子，告御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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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御狀分量也是夠重的，乾隆派刑部尚書福隆安為欽差大臣，到正定徹查此事。結果，可想而知，紙是包不住火的。

案件真相水落石出，乾隆大發雷霆：大膽奴才，竟然敢合起夥來欺瞞朕？！他下旨，將周尚親當眾絞死，以平民憤；只管工程不理案子的欽差劉浩，從一品降為三品；正定知府方立經革職為民，發配新疆……

周元理因為沒有原則袒護下屬，也被革職，由直隸總督的從一品降為三品，在正定隆興寺管理廟工，效力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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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事情就到這兒，井陘百姓也應該滿意了，但乾隆認為梁綠野等人觸犯了大清律例，全部處斬，其中，梁綠野的四叔梁進文被斬首時，已經83歲高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