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日維新的最後時期，發生了1898年9月的宮廷政變，它一舉削弱了漢人激進派和穩健派，恢復了反動的滿人政權，榮祿和裕祿及啟秀等其他保守派都進入軍機處，大學時剛毅日益得到太后寵信。這些人主張搞強硬政策，太后在他們的影響下也決定不再向外國列強讓步。

1899年2月當意大利人要求割讓福建省的三門灣時，太后命令拒絕這一要求； 當10月份義大利人改變原意時，大後就把這項新政策看成是正確可行的。1899 年11月21日，她訓令各省當局不要再抱任何和平幻想，她說：“ 各省督撫，必須同心協……以.中.國地大物博……又何強敵之可懼。正不必化干戈為玉帛，專恃折衝尊俎也。”

1860年英法的入侵，使清宮廷逃到熱河，隨後又敗於法國人和日本人之手，在1897- 1898年外國又競相向中國要求割地：這些都使太后有充分理由怨恨外國人。外國人同情1898年變法的嘗試，他們的干涉又使康、梁維新派得以脫逃，再加上他們在日本逃亡時仍在繼續搞維新活動：這一切都加深了她的反感。

此時外國駐北京的公使們公開反對她廢黜光緒皇帝和立端王之子為大阿哥的計劃。太后和端王因無力反對外國對他們的計劃的干涉而感到丟臉和沮喪，便轉而支援義和團運動這排外的大暴亂。排外情緒不僅充滿朝廷，也滲入到學者、官員、紳士以及一般老百姓中。

半個世紀的外國人的侮辱深深地傷害了他們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傲慢的外國公使、領事和咄咄逼人的傳教士及商人，經常使他們想起中國的不幸。日益增長的不平之感，再加上一 些更大的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因素，釀成了一場廣泛的排外運動。

1858年的天津條約和1860年的北京條約允許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內地自由傳教。但是他們很難在中國人中贏得信教者，因為中國人痛恨基督教在炮艦保護下的人侵。有些傳教士對中國皈依者提供金錢補助或其他舒適環境，甚至在訴訟中也為他們的教徒向縣官說情。總理衙門在一份奏章中將傳教士的保護權總括為這樣一句話：“十年來總理衙門辦理教案，從未見有教士責罰教民之事。”

紳土是排外最烈的，他們把基督教看作敗壞社會的異端邪教，他們自封為儒家禮儀的衛道者，痛恨任何外國宗教或哲學的侵蝕，特別對中國教徒不舉行傳統儀式和不參加地方節日活動的行為感到憤恨。紳上往往就是那些仇教暴動的秘密增動者。民間的傳說和遙言描給外國人在教堂和女修道院的高牆深院內為非作歹，這更激起中國人的仇恨，於是基督教就成了挑起排外情緒的一個基本原因。

1897- -1898年的割地浪潮，促使愛國的中國人意識到民族正瀕於滅亡的境地。康有為發出警告說，中國有成為第二個細甸、安南、印度或波蘭的危險，進步分子則提出要透過根本的制度改革來拯救民族。然而，反動派和愚味無知之流則主張清滅洋人。德國佔據膠州之後，山東發生的事件估計有上千起，國內其他地方爆發的事件更是不可計數。所有這一切表明了廣大民眾對外國侵略的無比憤怒。

外國進口貨的湧入和固定不變的海關稅率，看來已經使中國的經濟凋敝。隨著饑饉驅使許多人成為匪盜，19世紀中葉的生活就更加艱難了。很多貧民最初把他們的不幸歸罪於太平軍，最後卻把怨恨轉到外國人身上，因為叛亂者是外國人用基督教的思想意識鼓動起來的。

在太平天國以後的時期，外國貨在中國城市的市場上顯著增加，而到了自強運動時期(1861- 1894 年)，洋式企業和工業以及外國資本都被引進了中國。外國鐵路也威脅著傳統的運輸體系。運河和從漢口到北京的陸路不能與當時正在修建的鐵路競爭，成千上萬依靠這些運輸體系為生的人擔心失業。到19世紀末，中國似乎被農村的貧困、日益嚴重的失業以及老百姓普遍艱苦的生活所困擾。

很多中國人因把這一切歸咎於外國的影響及其經齊控制而對洋人產生刻骨的仇恨，這就不足為怪了。經濟上的困難又伴隨著天災： 1898年， 黃河決口，淹沒了山東幾百個村莊；在四川、江西、江蘇和安徽也發生了水災。此後，1900年在華北又發生了嚴重的乾旱。

自然災害的受害者和迷信的學者、官員們譴責外國人，他們堅決認為，這是洋人傳佈異端邪教觸犯神靈的結果。加給洋人的罪名不一而足： 說他們在陸地上建造鐵路傷了“龍脈”;他們開礦放走了山中的“寶氣”;普遍地破壞了風水( 雖然這很神秘)，打亂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在迷信、極端的經濟蕭條以及對外國人到來的普遍不滿的總氣氛下，-場排外的大運動在1900 年爆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