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是決定性的歷史力量，是任何時期的政治首腦人物都不能忽視的生存支柱。當年，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財政改革的種種舉措，今天看來依舊有著深刻的啟示和借鑑意義。

王永江

一、重用理財能手

1916年，張作霖以盛武將軍督理奉天軍務，當上北洋政府任命的奉天省最高軍政長官。兩年以後又當東三省巡閱使，成了名符其實的“東北王”。然而，擺在他面前的嚴峻問題是財政困窘，入不敷出，金融危機，商民凋敝。1916年，奉天省積欠約300萬元，欠外債1000餘萬元，財政赤字高達130萬元之多，而當時全省歲人僅1000餘萬元，全部用於抵債尚且不足，財政形勢是相當嚴峻的。

張作霖雖然出身綠林，沒有文化，卻在江湖生涯中悟出了正確的從政道理，深知“吾此位得自馬上，然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他懂得治世人才的重要性，甘言厚幣，廣攬名人賢達，尤重理財能手。當時，王樹翰和王永江，並稱“奉天二王”，“皆以善治財賦名”。張作霖選中“二王”，整頓奉省財政。

1916年5月29日，張作霖任命王樹翰為奉天省財政廳長，謀求解決財政危機。王樹翰面臨著“奉票擠兌”的金融風潮。由於“奉票”跌落，錢商搶兌銀元，造成金融市場混亂舊幣乘機而入。張作霖支援王樹翰“揚湯止沸”的對策，力圖扼制通貨膨脹。他用“築堤疊壩”的理財方法，以行政手段限制兌換數量，向日本人借外債維持財政支付，又用武力壓制搶兌“奉票”的不法分子，對投機倒把的錢商起了威懾作用。王樹翰確是理財能手，但是並不想助長疆帥擴軍備戰的實力，主張“藏富於民”，顯然不符合張作霖的需要，他任職一年餘便辭職。

1917年5月，張作霖改任王永江為奉天省財政廳長兼東三省官銀號督辦。王永江精明嚴峻，勇於任事，曾任數縣稅捐局長，主持遼陽等地警政，“群推為全省警務之冠”，深受張作霖器重。經他大力整頓財政，取得日趨穩定的顯著效果，說明張作霖治理財政方略，首在知人善任。

二、剔除流弊，厲禁中飽私囊

財政廳長王永江是個有膽有識的人，他上任之後，先從調查研究入手，發現奉天省財政紊亂的根源在於主管財政部門的官員口是心非，掛羊頭賣狗肉，混水摸魚，營私舞弊，貪汙中飽，層層剝削。王永江上任不到3個月提出了一份《整頓金融意見書》，得到了張作霖的全力支援，以“秋霜烈日”的精神，大刀闊斧地進行了財政改革。

王永江首重綱紀，厲禁中飽，用嚴格的財務制度來限制官員貪汙公款。他對財政隊伍全面進行審查，將不良的稅捐局長盡行撤換，改變了以往各縣知事與稅捐局長虛報、貪汙的積弊。“一時摧稅之吏，皆股慄聽命。”財政面貌為之一新。

王永江注意節省政府財政開支，防止官員揮霍浪費，認真審查各行政部門財政預算，壓縮用款，預算以外用款嚴格控制，絕難批准。機關人員編制極為精簡，節制冗費。從政府機關抓起，解決財政困境，可以說是抓住了“節流”的根本點。

三、建立稅務獎懲制度

張作霖支援王永江理財，以整頓稅務為中心，建立規章制度。他規定各稅捐局，都有明確的指標、年額，凡是收稅超額完成定額指標的，按規定提取若干成作為獎金。從局長到巡員又按職務級別“合理提成”，都能分得獎金。如果發現有舞弊行為，要受嚴厲處分。於是，各地稅捐局都努力爭取超額完成收稅任務。據記載：“局長所得年皆鉅萬，省庫亦因之大盈，財政廳人員例亦分稅局之長征提成。”，稅務人員有了積極性，從不馬虎從事。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助長了官吏搜刮百姓，激起民憤，例如鳳城等地曾經發生群眾抗捐鬥爭。

四、改革“奉票”，整頓金融

張作霖支援王永江改革“奉票”計劃，發行“奉大洋票”，改“奉小洋票”為“奉大洋票”本位。“奉小洋票”因發行量過多而貶值。1917年8月，奉天省政府下令廢除“奉小洋票”本位，改為“奉大洋票”本位，規定“奉大洋票"1元等於“奉小洋票"1元2角，收回“奉小洋票”。“奉大洋票”與全國通用現大洋銀元貨幣單位統一，與日本正金鈔1元相等，防止錢商從兌換差價中牟利。同時發行“匯兌券”，防止銀元外流。奉票搶兌風潮逐漸平息。張作霖又頒佈《收銷各縣私貼章程》、《查收私貼考成辦法》，下令取締各類雜幣私貼在奉天省流通，提高了東三省官銀號發行奉票的地位，取消殖邊銀行、華富銀行、商業銀行的紙幣發行權，實行統一的奉票貨幣，整頓金融市場，穩定了財政秩序。

五、廣開財源，增加政府收入

張作霖認為開荒耕種，擴大農業生產是增加財政收入的主要渠道。他批准整頓財政方針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開墾荒地，獎勵移民。奉天省所屬荒地甚多，從1915年秋，奉天省官地清丈局開始丈放省屬閒荒。1916年，到局報領者已有300餘起，共丈放21.59萬餘畝。從1915年到1916年，奉天省共放出官荒581635畝。1916年，張作霖強迫達爾罕親王開放遼河南北蒙荒4000餘方。同時，張作霖下令對放熟地畝普遍清丈，透過丈放浮多地畝和督促墾地升科來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例如，奉天省清丈民地數額。1916年為534843畝，1918年為585538畝，1919年為1950143畝。東三省耕地增長指數，如以1908年為100,1913年為117,1918年為134。由於招民墾荒，東三省人口迅速增加。1912年總數為1877.4萬人，1917年增至2106.9萬人。

在城鎮，張作霖透過擴大工商的辦法增加財政收入。1917年3月15日，國務院致電各省督軍“擴張實業，救濟金融”。張作霖於3月17日命令奉天總商會“密行各分會妥為勸導，勿滋疑慮。一面擴張商業，以應時需”。據統計，1917年奉天省共有商會“個，會員5547人，為東三省之冠。奉天雜貨商鋪陸續增加，工廠、公司紛紛成立，到1919年約有商鋪3000多家。商稅鋪捐成為張作霖又一個生財之道。

張作霖還下令將奉天省內的礦山開採權完全收為官營，又廢止了嚴重虧損、將來沒有收益希望的官營事業，經營不善的官有財產，如有歸民經營必要的，儘快歸民管理，減少損失，開源節流。

六、抵制北京政府攤派增稅

張作霖在處理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財政關係上，採取了維持現狀，抵制增稅的態度。例如，1917年北洋政府國務院擬增收奉天省田賦、貨物稅、屠宰稅等項捐稅總計345萬元。張作霖覆電國務院，“奉省比年不登，民力凋敝，賦稅收入，逐年退減”。“如果力能作到，敢不龜勉以圖，內以濟中央之急，外以纖地方之困。無如商困已極，民艱尤甚，縱施竭澤之策，亦無益財之方。”“與其虛懸此格，無益財用，似不若仍列原額，稗歸實際。”張作霖主張依照原額上交，反對增加捐稅，以維持與中央的財政關係，爭取地方財政經濟的迅速好轉。

張作霖在動盪時局中著眼扭轉財政危機，表現出經濟思想中的成功因素。他力施改革財政，經過3年時間，使奉省經濟狀況發生根本變化，還清外債400萬元，省庫存餘1100萬元，一改奉天多年財政危機狀況，面目為之一新，是清末歷屆東三省總督無法比擬的。張作霖改革財政的業績對奉系軍閥的發展產生深刻影響，也是東北近代財政史上一次重大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