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5年，唐帝國內部因爆發嚴重的叛亂（安史之亂），經濟發展幾乎陷入停滯的狀態。唐廷一邊調集軍隊鎮壓叛亂，一邊又想盡辦法在實際控制區域已經大幅度縮小的情況下擴大稅收。即便在戰爭結束後，唐廷仍然需要進一步提高每年的財政收入來進行戰後重建工作。為此，唐皇任命劉宴上臺主政。

那麼為了增加帝國每年的財政收入，劉宴為封建統治者提供了哪些改革方案呢？這些改革方案又是否產生了積極影響呢？

上圖——安史之亂前唐帝國疆域圖

一、對第五琦的榷鹽法進行改進

在劉晏對帝國財政進行改革之前，第五琦就曾經提出過一項為帝國財政帶來大量收入的榷鹽法。簡單來說，榷鹽法就是將售賣鹽的權力回收至政府手中。當國家壟斷了食鹽這一不可被替代的生活物資之後，便提高11倍的價格出售，從而獲得大量的利潤。

劉晏在意識到榷鹽法的弊病之後，隨即對其進行了改進。首先便是放鬆了對食鹽的管制，允許民間商戶代為銷售。就連鹽的轉運工作，也下放給了民間商戶。當然，民間仍然不許私自煮制食鹽。簡單來說，就是劉晏將鹽利從之前的官府壟斷轉變為了官民共享。

上圖——古代從事鹽業的百姓

很明顯，第五琦的榷鹽法雖然能夠在短時間內為帝國財政帶來驚人的稅收增長，但是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是十分巨大的。在榷鹽法實施之後，百姓購入食鹽的成本大幅度增加，許多貧困家庭根本無力購買。久而久之，必然會引發一系列的社會問題，進而動搖唐皇的統治根基。

在榷鹽法經過劉晏的改進後，徹底消除了榷鹽法本身所具備的弊病。況且朝廷也並不是一無所得，僅僅是讓出了部分鹽利就起到了穩定社會秩序和鹽價的目的，可謂是一舉兩得。

上圖——安史之亂示意圖

晏又以常平法，豐則 貴取，飢則賤與，率諸州米嘗儲三百萬斛···

上圖——漢武帝時期的理財家桑弘羊

三、治理漕運，減少不必要的支出

在古代中國，漕運一直是帝國內部週轉的重要交通渠道。所謂"要想富先修路"，此路不僅可以指陸地上的道路，也可以指水上之道路。漕運不通，意味著水路不通，這會對經濟的發展產生較大的阻礙作用。

安史之亂過後，唐皇在處理政治問題時已經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根本沒有多餘的精力放在治理經濟上。隨著時間的推移，帝國內部的漕運逐漸堵塞，已經無法發揮其本來的作用。劉宴主張對原有的運河進行疏通，使其恢復原有的功能。

上圖——安史之亂後唐廷的實際控制區域

隨後，劉宴又建造了多個大型造船廠。建造這些船塢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生產裝載量更大的專門運輸漕糧的船隻。同時劉宴又在許多重要的停靠點建造了糧倉，各地船隻以接力的形式分段運送，這無疑提升了轉運的效率。對此，《資治通鑑·唐紀》中曾經有過相關記載：

晏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谷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沉覆者···晏於揚子置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

經過劉宴的治理，漕運的效率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先前帝國投入在糧食轉運上的經費，也隨著漕運效率的日益提高而逐漸減少。雖然劉宴治理漕運所帶來的收入提升相對來說不算特別明顯，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劉宴在治理漕運的同時減少了許多帝國財政在這一領域的固定支出。固定支出的下降，年財政收入的提升，二者同時發揮作用便使得這一改革成果變得十分可觀了。

同時，治理漕運所帶來的紅利並非是短暫的。在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帝國都將一直享受到漕運疏通所帶來的源源不斷的紅利。從長遠角度看，這一方案對帝國財政的積極影響是十分巨大的。

上圖——被投入使用的漕運交通

四、 結語

在劉宴提出的改革方案得到全面推行後，帝國財政確實出現了明顯的好轉跡象。且這種好轉跡象並非是微弱的，而是為帝國財政提供了大量且十分可觀的稅收增長。

透過對漕運的整改，使帝國內部的水上交通得以重新發揮作用。由於運轉效率的提高，先前朝廷在這一領域的固定經費支出便得到了減少。在這一基礎上，劉宴的常平法才能夠得以有效實施，為經濟能夠恢復至戰前水平創造良好的客觀環境。

總的來說，劉宴為封建統治者所提供的改革方案都產生了不錯的效果。也正是憑藉"劉宴理財"所帶來的紅利，唐帝國才能夠儘快擺脫安史之亂帶來的負面影響，為後來中興之世的出現奠定重要的基礎。

參考文獻：

【1】《新唐書·列傳·劉晏傳》

【2】《資治通鑑·唐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