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家屏為康熙六十年的進士，到乾隆二十年，在這35年當中他已歷任江西、雲南、江蘇三省的布政使，官職二品，在各省的布政使當中他是資格較老的大臣了。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要南下視察工作，當然這位皇帝也到處觀光。但這時，任江蘇布政使的彭家屏卻向中央報告他要告病假回河南老家夏邑縣休息，他竟然告老不幹了。他到徐州迎接皇帝，皇帝於行在詔見了他，問他河南的情況，他說夏邑、永城上年水災嚴重。河南巡撫圖爾炳阿也到徐州向皇帝報告工作，皇帝談到彭家屏所說的情況並詰問圖爾炳阿。圖爾炳阿說，有水但沒有成災。去年秋天，夏邑、永城等四縣還有八九成收成。因為當時的河東總督兼管山西河南兩省，所以乾隆皇帝又問前來彙報工作的河東河道總督張師載，河南的情況如何?有無水災?師載所說的情況與彭家屏所說的一樣。
乾隆皇帝在徐州看到饑民面黃肌瘦，困苦不堪，彭家屏、張師載所說的夏邑、永城水災一定真實，但具體詳情，卻不知道。於是一方面命令巡撫圖爾炳阿秉公查災，如實報告，同時，皇帝親自委派御前侍衛觀音保化裝成民人百姓，到夏邑、永城暗訪災區實情。
乾隆皇帝要離開徐州時，夏邑的一個百姓張飲攔路呈遞訴狀，告知縣隱災情不報。皇帝一行到了鄒縣境內，又有夏邑縣百姓劉元德攔路告知縣不能如實賑災。皇帝對民人接連攔路告官，心中很不高興:這還了得，這樣下去，不是要造反吧?皇帝左右人員看皇帝面帶怒氣，就把劉元德拉下去，追問是誰指示他來攔駕告狀，如果實說，你們都無罪如不實說，欺君罔上，就滿門抄斬。劉元德想:既然我所反映的都是真實情況，出主意告御狀的人也不犯法，讓皇帝知道災區全面實情，並沒過錯，就將出主意的諸生段昌緒供了出來。皇帝即派侍衛成林押解劉元德到夏邑縣交給縣官審辦。
觀音保自災區返回京城，向皇帝報告:河南夏邑、永城、虞城、商丘四縣水災嚴重，到處積水不幹，災民賣兒鬻女，一個小孩只值二三百文錢，他本人收養了兩個小孩，並將收養字據呈上。乾隆皇帝聽了觀音保災情報告，心裡很是難過，悲傷地說:災區百姓，如同我的家裡親人一樣，而現在竟讓他們親生骨肉不能相顧，弄得這樣悽慘。於是，就下令撤銷了河南巡撫圖爾炳阿的職務，並下令將他發配到黑龍江充軍，這四個縣的知縣也都被判罪。
成林與夏邑知縣孫默傳召段昌緒。段昌緒以為劉元德告御狀，知縣隱災不報，欺君之罪在劫難逃，現在傳他到縣，他拒不應召。知縣派丁去捕速段並在段的臥室搜查出吳三桂所發檄文的傳抄件。知縣、成林等立即上報，乾隆皇帝怒不可遏。於四月二十日下令，河南巡撫、知府及四個縣的知縣都不要革職了，查出吳三桂的逆檄文而且是段昌緒手抄的，這個功勞大，隱瞞災情罪小。乾隆帝認為，既然吳三桂的偽檄能在此地傳抄，此地的識字之人一定還有該檄的傳抄件，彭家屏家有沒有很難說，於是立即傳令彭家屏到京並對其進行訊問。彭家屏說:家中沒有吳三桂的偽檄，也沒有其他不利於大清王朝的文字。又問彭家屏:你家中還有其他什麼書籍?彭說:有兩本明末野史，但我沒有看過。
彭家屏被火速傳詔入京，他的兒子彭傳笏心中納悶。因為傳詔他父親時的氣氛並不和諧、喜慶，且是在段昌緒家搜出偽抄件之後，他就連忙把家中的所有書籍檢査了一遍，看到明末野史兩本，就取出燒了。
彭家屏說出家有明末野史，但不知內容，認為他態度不實，即撤銷其職務並將他交刑部處理。同時派人偕同縣官到彭家搜查，當即勒令彭家屏兒子彭傳笏交出明末野史，彭傳笏說已經燒去，即將彭傳笏、段昌緒逮押京城，與彭家屏共同交三法司等審問。
六月初七日的諭令中說，審問彭家屏此書來自何處，彭說，是從江蘇崑山徐家乾家得到的。此案沒有繼續株連，即判處彭家屏、彭傳笏應斬監候，秋後處決。段昌緒立即處斬，其家產沒收，田地分給貧民。
隱災不報而被撤職的巡撫圖爾炳阿，因在段昌緒家中查出偽繳取銷其撤職處分。彭家屏的兒子被押解進京之後，巡撫大人即速親赴彭宅再搜查一遍，看到彭家屏的族譜上有大彭統記四個大字，認為是狂妄至極，又與大清一統聯絡起來，彭氏家族怎能與大清並稱?又經過朝臣議論，大學士刑部等九卿共同審定於七月十三日令彭家屏自縊。
彭傳笏以幫父消證而燒去明末野史而獲罪，但免其死罪。
究竟明末野史是什麼內容，此案中無任何記載。急令彭家屏入京受審之前，無任何證據事實說明彭家屏有罪。匆匆逮捕，匆匆判刑，這與乾隆皇帝惱火劉元德等攔路告官“縣吏諱災”、“施災不實”，害怕因省州縣長官的瀆職而引起事端有關，想以彭家屏等壓住民間對官吏隱災不報和施災不實的不滿情緒。
但巡撫等人隱災不報，致使夏邑等四縣災區民人那樣悽，就因在段昌緒家搜出偽檄，彭家屏家燒去明末野史而將巡撫、知縣瀆職之罪ー筆勾銷了。這時，富有統治經驗的乾隆帝深知如果僅這樣處理是不能了結此案的，必然會很快引起河南夏邑等四縣災民不滿的，於是，就把巡撫圖爾炳阿召人京城，逮捕關押到刑部監獄。又任命前邊化裝到夏邑暗訪災情的侍衛觀音保為通判並夏邑知縣。觀音保臨上任出京前，乾隆皇帝交給他一道詔敕檔案，上面有四句話:“刁頑既除，良儒可憫，當善為撫綏，毋俾災民失所也”。這四句話，正是處決彭家屏等與治災賑災以圖穩定災區的舉措。
該案中最終將巡撫圖爾炳阿逮京關押，雖多少帶有一定程度的監護性質，但這一權宜之計也會起到使災民安定的作用，以及派觀音保去任知縣賑災，這是值得肯定的。該案審理中的教訓是值得重視的。首先，這個命令性檔案當中的四句話，後三句是正確的，但“刁既除”語中的“刁頑”的含義主要是指向皇帝攔路狀告知縣隱災不報、災民饉餓鄉里而不得賑濟的上訪者劉元德及段昌緒等。把向上如實反映情況的民人當作“刁頑”給予處決，這是絕對錯誤和冤柱的。在當時，乾隆帝對災區劉元德狀告知縣隱災不報、不賑會引起群眾鬧事的顧慮是毫無根據的，也是錯誤的。如果根據彭家屏、張載的反映及觀音保的調査，一方面派員前往接任知縣，進行賑災安民，同時，將政府的賑災安民，鼓勵生產自救，安定鄉里，防匪防盜，並將瀆職隱災不報不賑的巡撫、知府知縣已經撤職查辦的決定寫入告示，告知災區民眾，並作一些安民宣傳，災區人民群眾是通情達理的，而不會出現皇帝所顧慮的事端。從現有的檔案資料看，劉元德、段昌緒兩人實為封建統治者統治權術的犧牲品。
另外，至於彭家屏的獲罪，與他在至高無上的皇帝即將南巡之際提出辭官回鄉，而不在任恭迎皇帝引起皇帝對彭家屏產生意見有關。這時，皇帝對彭家屏本來就有了看法，而彭家屏從家鄉夏邑到徐州去陛見皇帝，如實反映了河南遭受嚴重水災的悽慘嚴重情景，難免又惹得皇帝不高興。至於彭家的明末野史兩本，既來自徐家乾家，並非彭本人撰寫，為什麼要被判大刑?而彭家的族譜上的“大彭統記”四字與“大清一統”有違意牴觸，這更是欲加冤罪，無碴找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