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定思痛” ——1900年在華宣教團體對庚子教難的宣告與反思

編譯/亦文

引言

庚子事變不僅對近代中國造成了重創，也震驚了全世界。這樣大的國際糾紛對外交和商貿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但受創最深的還是宣教團體。然而，成為公眾焦點的宣教士，很快成了世俗社會的替罪羊。驚魂未定的宣教士們發現自己陷入一個腹背受敵的困境：一方面在中國官民手中損失慘重，另一方面在母國同胞面前備受詬病。身心耗盡的倖存者們，在駐華外僑圈子和英國的公共空間中，不僅得不到安慰和諒解，反而要面對很多責難和質疑。從外交部和對華商人傳來的譴責之聲，也影響了很多不明真相的教會人士對赴華宣教團隊的認知，以及在道義和財力上對他們的支援。因此，眾赴華差會英國本部的領袖們深感有必要發表一篇聯合宣告，向公眾闡明真相，表達立場。於是，便有了正文中所譯出的這篇“基督教新教宣教差會聯合宣告”。該文於1900年8月24日首發在《泰晤士報》（Times）上，同年11月《億萬華民》轉載。該文從法理角度客觀地解釋分析宣教士在華的工作處境，宣教士對中國司法體系難以完全置身事外的無奈，民教關係之和睦的常態與週期性的張力，天主教與基督教新教兩大團體的不同，中國禾場和印度禾場的區別。通篇沒有引用聖經經文，也沒有強調基督教信仰的絕對性，而是透過“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以“溫柔敬畏的心”[1]、敦厚儒雅的行文，反駁了坊間流行的觀點，也提醒西方民眾正視宣教士作為海外僑民的正當權益。

如果說這一篇“護教性的宣告”，讓我們看到了以差傳動員為要務的“前臺”；正文中第二篇譯稿則是“教牧性的反思”，向我們展示了以宣教士牧養為基礎的“後臺”。當英美的教牧領袖對外派同工竭力辯護之際，滯留在中國的“庚子倖存者”們也在不斷思考和省察這次教難帶來哪些屬靈功課。於是，便有了富善牧師（Rev. Chauncey Goodrich）於庚子年末在上海對眾宣教團體的這篇致辭：“近來在華諸難中宣教士可學的功課”。該文刊登於1901年新年刊的《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同年《億萬華民》在5月號和6月號分兩次轉載。

富善牧師於1865年初由美國公理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通常譯“美部會”）差派到中國宣教，數年後轉往華北大學（North China College）和通州神學院（Gorden Memorial Theological Seminary）擔任教授，編輯過英漢字典和中文教材。在1890年上海舉行的宣教士大會後，因為學識淵博、中文造詣深厚，富善被分別推選為《深文理和合本》和《官話和合本》兩個執行委員會的成員。1900年，譯經修訂剛進行到第三輪，原定秋天舉行會議，但因庚子教難而拖延到年底，出席者只有富善、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和鮑康寧（Frederick William Baller），這三人即成為和合本新約聖經翻譯校訂事工的核心骨幹。1919年，《官話和合本新舊約全書》正式面世，歷經近三十年，先後十六位西方宣教士參加，狄考文早逝、鮑康寧晚加入，只有富善是唯一一位全程參與並看到完整譯本出版的同工。

富善牧師的這篇致辭，不僅與眾差會領袖對世俗世界的宣告不同，與“晉南三賢”在內地會倫敦大會上向差會支持者群體的發言也不同[2]，這是一篇倖存者對倖存者的肺腑之言，臺上人與臺下人，都是需要“創後重建”的人。在這裡，沒有“公關”的面紗，而是“自己人”關起門來相濡以沫，彼此療傷。講的人和聽的人都是在華宣教士，都在不同地點、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教難的衝擊，暫憩上海租界休養生息。這群人雖然來自不同的國家、宗派和差會，他們共同的“中國經歷”卻成為新的集體記憶，產生了一定的共識和共鳴。因此在“公開宣告”和“宣教分享”中需要詳細解釋的問題，在富善的講章中只須點到為止。在一群宣教同工面前，富善牧師自然而然地引用經文和屬靈典故，且以屬靈原則為法理根據。其行文用詞華麗優雅，對現代讀者而言，甚至有點晦澀古奧。

兩篇文章的作者、受眾和風格雖然完全不同，但從不同的側面還原了“庚子教難”的立體性。第一篇努力澄清，宣教士並非引發暴力排外的肇事者；第二篇侃侃道來，雖非肇因，宣教士仍可從中學到功課。一方面是差會領袖在後方掩護一線同工，另一方面是宣教老兵在前線重振士氣。作為二十一世紀的華人信徒，重讀這兩篇120年前的舊文，既有共鳴，也有反思。

基督教新教宣教差會聯合宣告[3]

原引：以下宣告，乃是由部分在華基督教新教差會提出，發表於8月24日的《泰晤士報》和同期其他報刊。倫敦會（L.M.S.）的湯普森牧師（Rev. R. Wardlaw Thompson），英行教會（C.M.S.）的福克斯牧師（Rev. H. E. Fox）[4]，和英國長老會差會（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的康奈爾牧師（Rev. Alexander Connell）皆為此宣告簽署者。此宣告也代表了以下各差會的立場：英國聖公會女部（C.E.Z.M.S.），中國內地會（C.I.M.），浸信會，衛理公會（Wesleyan），聯合循道會（United Methodist），英國美以美會（Methodist New Connexion）[5]，公誼會（Friends’ Mission）和聖教書會（Religious Tract Society）。

此次發生在華北的、針對基督教和外國人的極其嚴重激烈的暴亂，引發了歐洲、美國、日本等列強如此驚人的武力聯合。這樣的事絕非1842年通商口岸開放以來的首例，但此次事件因其嚴重程度、列強諸位大使和眾多歐洲人士面對的種種險惡，以及該運動可能在中華帝國通國傳播的顯見危局，而吸引了特別的關注。

對產生此種感受的肇因作審慎考量至關重要，不如此便不能在可行的範圍內將其挪除，並且也使得對殘害千萬當地歸信者和謀殺眾多宣教士及外僑的行兇者的憤慨，不至於蛻化成不合基督教精神的復仇的呼籲。

人們似乎趨向於認為是基督教宣教士的工作造成了中國人的暴力排外。英國外交大臣為此嚴肅地警告並奉勸宣教士們。報紙和期刊都以不同的語詞指出，宣教士的胡鬧和惡行帶來的後果隨時威脅到所有外僑。不負責任和匿名的官員，以及其他人所表達的觀點乃是，宣教士是所有麻煩的肇因，有人甚至敦促說，將來應該禁止宣教士入境中國。這樣的論述廣泛傳播後，勢必會影響讀者，誤導他們產生偏見。這些論述有多少真實性呢？即便是真實的，宣教士在多大程度上是當受責備的呢？

宣教士們因事工的緣故，或因不夠明慎，而陷入困境，故而向本國政府請求保護和辯白，就事實而言，這樣的案例即便發生，至少在基督教新教的差會中，是極其罕見、堪屬例外的，因此，在特例的基礎上普遍性地歸咎於宣教差會是不公平的。宣教差會從未要求透過炮艦的介入，保護其屬下眾宣教士的安全，或者在亂民施暴時反擊報復。但是必須記住，當宣教士們在法律許可的範疇下追尋他們的呼召時，他們和所有其他人有平等的權力來要求本國政府的保護。而且，在很多情況下，不能保護宣教士也意味著有損害該國其他子民的嚴重危險，使國家名譽受損，人民安危被忽視。

也有人指控宣教士因為慣常為自己的信徒出面打官司，以至於（中國）法律因外人的強力施壓而始終難以正當施行，而引發了中國士紳階層的敵意。就這一指控而言，必須在羅馬天主教修會和基督教新教差會之間做出區分。前者的行事準則似是如此：教會有義務成為會友的保護者，神父們以包攬詞訟著稱，慣常積極地為他們信徒的緣故出頭申辯。與之相反，基督教新教的宣教士們則考慮到，採取這樣的做法，不僅會引發地方長官的敵意，也會成為宵小之輩強大的誘惑，使他們為了贏得宣教士在訴訟時的援手而自稱改信基督教。因此，作為一項行事準則，他們始終堅持拒絕干涉司法程式，而且常常是在對自己不利的情況之下。但是中國司法管理之貪婪和腐敗，路人皆知，讓宣教士們在所屬信徒因極度的不公義而受苦時袖手旁觀、毫無作為，也往往是極其困難的。我們相信，公正的審查得出的結論將是，針對基督教新教宣教士們這些常見的怨言，是毫無事實依據的。

但是宣教士們不可避免地以兩種形式與這些麻煩相關聯。他們遍佈中國各地的身影，乃是隨時的見證，表明外國人已經侵入到“中土之國”（the Middle Kingdom）的神聖土壤，對中國排外和保守的精神而言，這是極其令人憎惡的。其次，宣教士們的勞苦已被證明為極其成功，基督教教導和基督教文宣已經傳遍中華帝國最偏遠的角落，對億萬之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中國當下和過往諸多狂熱的暴動，其對宣教士的攻擊實在苦重仇深，但沒有任何證據可以顯明，這些攻擊像印度暴動的情況那樣，具備顯著的宗教性基礎。

中國人對自己的宗教特性（religiousness）並沒有在意，他們非常習慣不同宗教觀念的並存，舉國上下都充滿了各種教派。表明民眾敵意所針對的不是基督教本身，有個觸目的證據，便是所有差會最成功的事工，都在鄉村地帶，在通常被視作最保守、對攻擊自己篤信之物最易敏感的農夫農婦之中。鄉間的基督徒們，通常而言，都能提供本教會的崇拜場所，支援自己的傳道人；在沒有官吏或士紳唆使鬧事的情況下，通常也得以和鄉親們和睦相處。反對基督教的指控，主要因為這是一種“外國”迷信，基督徒受迫害是因為他們選擇了洋人帶來的一種信仰，宣教士成為攻擊的物件是因為他們是外國人。

中國是一個老舊滯後的巨國（huge anachronism）。幾個世紀以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嚴格地斷絕與其他人類的關聯，在他們的孤立狀態中，他們變得越來越強勁和倨傲，且以膚淺驕矜的態度藐視外國的蠻夷。他們的排外的門閥被火炮擊碎之後，被迫開放門戶，在催逼下接受一種他們不想要的商貿體系，躋身於一種他們所蔑視的國際交往。一點點地，西方商貿的跋扈精神推動了新的利益。在中國沒有什麼鬧市不在“專治洋毒”的招牌下販賣著戒菸藥丸。近年來，中國成千上萬畝最肥沃的土地都被用來種植罌粟，炮製土煙，成功地與洋菸形成競爭，成千上萬名中國人成為“洋毒（foreign poison）”之奴。所有真正的中國愛國人士都視之為國家最大的詛咒。近來，那些不請自來、強買強賣的國家在他們的報紙上公開表達瓜分中國的主意。在這樣的情形下，似乎根本沒有必要讓基督教宣教士來承擔中國人排外情緒的責任。中國人始終對外國人心存厭惡，他們也確實有保持這種厭惡感的好理由。中國無法把世界生活的大潮關在門外，無論她自身有多少意願參與其中。這個偉大的古國在現代生活中保持其地位的唯一希望，乃是透過一種改良和重整的過程，使其得以自由地適應新的環境。儘管當前針對局勢的狂野叛亂有多麼愚昧和殘忍，中華帝國仍然向基督教背景的諸強國訴求同情之心和耐心的幫助。在當前的危機中，歐洲和美國能為中國做的最好的事，乃是更加自由地奉上耶穌基督的福音。

富善：近來在華諸難中宣教士可學的功課[6]

對我們這些為中國的重生（regeneration）而獻身的人而言，有沒有特別的功課要學呢？我們是不是這一大災禍降臨的原因之一呢？神這位藝術家是不是看到有必要用榔頭、鑿子和火來鍛造祂的工人，方能合用，以投入古往今來最高難度的功課——為主贏得中國？

或許，我們這一隊宣教士從所愛的事工和百姓中被撕扯出來，聚集在這個大都市靜坐等候，渴望回到所離開的那些小小羊群中時，花上一個小時一起探討這場浩劫帶給我們的功課，是合宜的。

首先，“對所投入的事工而言，我們感到一種新的困難度——我們是否可以說我們所作的幾乎是不可能達成之事？”你們中間的一些人已經在四分之一世紀的歲月把最好的心血（life-blood）獻給了中國。一天之內，事工便被抹除，原先一小群信徒的地方，變成一群瘋狂的暴徒，咆哮著索取你們的性命。那麼我們是否在投身一項不可能的任務呢？是的。幾乎可以說，在撒但的掌控下與世界角力，甚或與中國角力，在其間建立一個公義的國度，乃是這個世界唯一不可能的成就。我們可以在群山腳下奔跑，跨越諸大洲；我們可以在海底排電纜；我們可以探究星辰的實質，其星光用上一千年才能照射到我們眼前；但我們站在一個不願接受神的人或者國家面前卻是無比無助。中國人最喜歡說“以真勝惡”（truth can overcome evil）。但事實如何呢？中國最偉大的聖人[7]出現之後，已有兩千年的歷史。他的教訓每日由一百萬名先生講授，千萬名學童研習。真理是否得勝了呢？在一個被惡轄制的世界裡，單槍匹馬的真理從未能得勝，也不可能得勝。真理這位女皇雍容的儀容和天使般的臉龐能贏得人的讚賞嗎？她對真理、公義和純淨的嚴苛要求也只會迎來十字架。撒但沒有改變它的前陣，罪的毒汁也未從這個世紀抽離。我們站在這場巨災浩劫面前，讓這個功課烙刻在我們身上——黑暗仍以堅強的前陣全力以赴地抵抗光明的國度。如今在福音使者的臉上，除了憂沉和絕望，我們還能看到銘寫著什麼？正如耶穌在十字架上斷氣、被埋進墳墓中時，門徒們也是如此呻吟和哀嚎的：“我們素來所盼望、要贖以色列民的就是祂。”[8]

然而，我認為我們已經在心上銘刻（imprint）了前所未有的大能。

第二個功課：“神的國度必會得勝”——這是一個不可動搖的國度。其他的國度有其祚數（aeons）——興起，興盛，衰微，衰亡——但是這個國度將永遠長存。除了聖約翰被囚禁的荒涼磐石，還有哪裡能開啟天堂的異象呢？還有何處何地，他能聽到這樣的歌聲：“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祂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9]看到保羅在他困頓的牢房，聽到他莊嚴崇高、充滿希望和喜樂地為教會歌唱時，你會說，這就是誕生以弗所書和腓立比書的地方嗎？我以為，這位使徒若沒有他生命中的壓力和風暴，可能永遠寫不出這樣的書信。若不是在因信仰喪生和因信仰受迫害的時代，以賽亞何能寫出那有關榮耀之日的預言？殉道者戴冠冕的日子也是先知誕生的日子。

三十多年前，我走在那時尚未有人涉足的宣教之旅的路上。[10]我上路之時，日頭尚在夢中嚮往未來的一日。那是冬天，烏雲如墨，密佈天空。因為全身凍僵了，我從牛車上掉下來，為了堅持趕路，我努力跌跌撞撞地在中國的某一條千年古轍上跟著。那簡直像是在海底跋涉一樣。天會破曉嗎？我知道天會破曉的，然而黑暗和無望似是中國的前景。我是否會在神州大地東方天際看到玫瑰色的曙光？我從未像那時那麼確信金色的時日會到來，就在那裡，當晚掙扎前行時，我領受了未來中國的異象。

北京（使館區）開始被圍攻的那天，也是軍炮最初轟然開火的那天，[11]我遇到了丁博士（Dr. Martin）[12]，他看上去又憔悴又疲憊。在將五十年的人生忠心獻給中國之後，再來面對數千支毛瑟槍和曼利夏來復槍[13]，實乃一種非常奇特的體驗。當我向他打招呼時，這位博士先生挺身而立，以彷彿是老先知的口吻對我說：“這是對異教的致命一擊（This is the crack-of-doom for Paganism）。”這是被困在使館區高牆之內的團隊所持的精神。早起禱告時我們讀到這一段：“那坐在天上的必發笑，主必嗤笑他們，說：‘我已經立我的君在錫安我的聖山上了。’”[14]難道我能忘記6月14日那天，通宵聽到十萬匪類的喉嚨裡爆發出憤怒的咆哮：“殺，殺，殺，殺”？六天後我們退守在五六畝地的空間裡。那時，義和拳民覺得我們已是囊中之物。宮裡滿頭珠翠的皇太后心懷惡意、目露兇光，叫囂道：“如今我們逮到他們了。”領兵的王爺們以為他們逮到我們了。

就如當耶穌被釘十字架時，他們以為逮到了救主，惡人和撒但何等狂喜！“如今我們逮到他了！從十字架上下來呀！啊哈！”而我們呢？我們身上穿的不是破衣爛衫，沒有大聲哭喊，這又如何呢？我們唱著凱旋之歌，為中國將臨的復活之日而喜悅——或會在我們的骨灰之上發生，這又如何呢？信心常在黑暗中得到她的異象。那時，所有應許之星才能明光照耀，應許的星群在我們的天空閃爍並照耀。哦，我們不再懷疑凱旋得勝的最終結局。

第三，在“付出何等代價，才能把一個偉大的國家從罪惡中拯救出來”一事上，我們學到了新的功課。我們以為在首次差派禮（consecration）時，我們已為中國獻上一份昂貴的厚禮，難道我們不都是如此的嗎？對父母而言，這意味著價更高的奉獻，雖然我們未必知道（wot it not）。幸好我們沒有先知或先見之眼，可以預見到未來年日，看到我們從未能猜測到的特殊試煉。為了給全群戴上冠冕，才有這次劫難的臨到。在離開我們的羊群和事工時，我們的靈魂何等掙扎——只有神知道其代價。其後發生的事，沒有一件可以與之相比。對我們在華北的人而言，意味著與世隔絕圍困在北京近兩個月。我是不是給某些人造成一種印象，之前一個多月身陷圍城，算不得是什麼苦難。讓我速速地挪去這一印象。那是一種非常真實，有時非常巨大的苦難。我不需要進一步詳細解釋，對子彈的害怕並非是主導原因。我很少經歷那樣的懼怕。我或當承認，在自己家中，看到劫難迫近時，我有一種可怕但無法言說的恐懼——難道我不是清教徒的後裔嗎？——怕自己落入拳民和官軍之手。“讓我不要落入人的手”是我當時的禱告。我知道他們不堪言說的暴虐，比死一百次還要可怕。然若我們只是被槍斃——那倒是我們可以面對的，我們也確實每日面對這一可能性。我們受了多樣的苦難，尤其當我們所愛的，和對我們而言勝過生命的小孩子們，都和我們困在同樣的如熔爐般酷熱之處時。不過當訊息先從保定府傳來，再從山西省傳來，有關那裡發生的極惡事件，最後當那一小群人捎信過來，告知他們在穿越該省的旅程中經受了很多生不如死的苦難[15]，哦！那時我意識到，我們這些被困在首都的人所受的算不得什麼苦。

幾周前，我看到親愛的蓋落漥先生（Mr. Glover），他歷經苦難，最後看著自己所愛的人撒手塵寰，穿過珠門，進入永恆。若問他受了多少苦難，是何等無聊之舉！但是站在他面前時，我幾乎完全失聲，陷入靜默了。

何等長的一份名單，羅列著殉道者、宣教士和中國信徒的名字！誰將記述這個偉大世紀最後一年的在華殉道史（martyrology）？這個世界應該知道這個故事。在我們已知的犧牲外，必須加上這場大規模的迫害，我們也在中國復興的代價中學到了新的功課。而且我們不當疑惑。這正是把神的兒子釘十字架的罪惡世界，且會再次釘死祂。哦！祂知道拯救這個世界需要什麼代價。

第四，我們學到了新的功課，或更深的功課，有關“這個世界和我們的生命中神特殊的護理以及祂無所不在的屬性”。即便原先未曾宣告接受基督教信仰，但此後必會成為基督徒的人，都對神的作為印象深刻，祂如此常常且明明地施以援手，搭救我們。[16]海軍陸戰隊在鐵路被毀之前剛好抵達的見證，再晚一點便可能無法到達；來自南方的兩百萬磅麥子在圍城前三四天運進使館區的見證；帶領一小群當地信徒與我們一起進入使館區的特許的見證。近四千名男女老少聚集在使館區的範圍裡，這意味著什麼？單食物一項就意味著每天要拿出兩噸的供給，我一點不奇怪，因著當地信徒的湧入我們所要面對的種種困難，我們的總指揮（Minister）猶豫不決了很長時間。是神打動了莫里遜醫生（Dr. Morrison）[17]的心，讓他說出正確的話；是神打動了康格先生（Mr. Conger）[18]的心，使他允許中國信徒進來。我們感謝他們兩位，但我們最當稱頌的乃是神。因著祂可稱頌的護理之工立時臨到，搭救了他們的性命，也搭救了我們的性命。

告訴我，當所有人明明要因翰林院大火註定毀滅時，是什麼使得風向神奇地轉變？在這麼多週日以繼夜由子彈和炮彈組成的咔噠轟然之聲中，是什麼給予我們完全的安全？是什麼使我們在日益耗損的情況下，仍能保持健康？為什麼我們的敵人總是在瞄準到正確目標時卻停止開火？是什麼阻止他們隨時隨刻從四面八方一擁而上殲滅我們？哦，我們無需數算了。我們讀到在古時：“我實在看見了我的百姓所受的困苦，我要下來救他們。”[19]神下來救我們，我們也感知到了祂。在座很多人可以給出類似的見證。我們還會再次懷疑我們全能的良友（Almighty friend）常與我們同在嗎？“我就常與你們同在。”[20]讓這句話從此成為我們長年的安慰、喜樂和鼓舞的來源。

第五，我們從這一次的動亂中學到了“有關神主權的功課”。我們沒有得到禱告蒙受奇妙應允，從險境中獲得奇妙拯救的經驗嗎？但是我們又如何說明那些令我們的靈魂黯然無語的可怕殺戮呢？為什麼禱告對我們中間那麼多人有效，對他們而言卻毫無迴應呢？難道天堂的窗戶在北京上空敞開，卻在保定府和山西省上空關閉嗎？難道對全能的神而言，有些人比較容易拯救，另一些人沒法救？還是那些親愛的弟兄姐妹的事工到此完美終結了？其實對其中一些人而言，他們的事工剛剛開始而已。年輕、勇敢、分別為聖、憧憬未來，臉上充滿陽光和希望。為什麼他們必須被剪除，受盡難以言表的可怕苦難？哦，告訴我們為什麼，難道教會的種子仍然需要以殉道者的血來澆灌嗎？

我們在神裡面抓住我們的信仰，在禱告裡抓住生命，我們仍然抓住對基督徒而言“萬事為我們的益處互相效力”[21]的真理。但主的某些道路中，祂周邊的雲霾是何等黑暗，其幽暗是何等濃密。祂並沒有前來向我們解釋祂自己，祂似是要求我們安靜、以敬畏的心卑微地躺在祂的腳前。難道神不是具有無窮的憐恤與慈愛嗎？祂難道不藉此把完全的慈愛和祝福賜給我們這些神的兒女嗎？然而同樣真實的是，祂是全世界的造物主和全能的主，祂以君王的威嚴坐在祂永遠的寶座上。我們在這個可畏的時刻，聽到祂的聲音，呼喚我們在祂的腳前以卑微的崇敬之心屈身下拜，以流淚之眼和謙卑之靈，我們說道：“願你的旨意成全。”

第六，我們在“一名宣教士所需的裝備，以及他為了另一世界（other-worldly）的呼召所需的訓練”方面，學到了新功課。有沒有可能，這一可怕的經歷使我們付出的一切代價都是值得的？因其給我們這些把生命獻給中國的人帶來的功課，使得我們的心思領受了一個新的光照，一次心意的潔淨，愛這地之民的心產生更深的憐憫，更完全、更喜樂、更具犧牲性的獻身（consecration），是否若不透過險些讓身體和靈魂撕裂分離的苦難所產生的那些壓力和拉力，這些都幾乎絕難臨到我們？歷世歷代中，那些把世界略微拉近天堂的人是如何被鑄就的？他們往往在貧困中受哺育，在艱難困苦中長大，幾乎都經歷過烈火的淬鍊。人被舉起的道理，和山受震動而崛起相仿。

神有一天以地震犁地，

把祂的犁溝挖得更深。

出現一片片的平原，

群山也一一湧現。

但這是山的秘密，

世世代代藏在他們的胸臆。

神的平安存到永遠，

此乃他們安息時的夢囈。

祂把他們打造得美不勝收，

成為祂恩典的首選。

祂把祂的晨曦披戴在他們的身上，

用祂的日落點亮他們的臉龐。

老城的人們，

上前來返鄉禱告，

神在每一日的行走中，

使他們裡面重新得力。

哦，我得到了他們的秘密！

比一切更深的美麗！

人生艱難之刻，

驚人苦難臨到之時，

也是信心的時刻，

神耕耘祂諸山之日，

及祂賜我永遠的平安。

（William C. Gannett）[22]

我們在這次動亂中就此學到了什麼？

我們學到了信心的新功課。我們的枝幹被暴風雨摧殘和擊打，乃是為了讓我們的根更深地扎進神話語的土壤中去，更緊地抓住祂永恆真理的磐石。我們曾在平和安全的環境中生活了那麼久——我們是不是有再次“憑眼見而行”的危險？仰望天堂的眼睛是否因為印在肉眼的視網膜的房舍、土地、學校、醫院和教堂而略顯黯淡？聆聽天籟之聲的耳朵，會不會因為我們繁忙活動的各種聲音而失去了一些敏捷度？然而，然而——如此大的祝福臨到我們中間的一些人，我們認為我們在學習跟隨親愛的主的步伐。

突然之間，我們的工作，所有眼見之物都被摧毀了，在我們與永恆之物之間蕩然無存，我們與神之間空無一物。然後我們可以直視天堂，與神同行，與神交談。你們還記得威廉皇帝就亞瑪力和中國所做的著名的證道嗎？[23]讓我來讀幾句：“群山頂上的諸塔懸掛著可愛的鐘，沒有人的手可以打響這些鍾，它們在陽光下無聲無息地作啞吧。但是當狂風臨到時，它們開始搖擺，接著它們開始發聲，即便在遠方的山谷中也能聽到它們唱歌。”因此，這位君王講道人（Imperial Preacher）說，這是禱告的鐘，“當患難災禍的狂風爆發時，塔鐘才會歌唱”。

我們學到了盼望的新功課。信心和盼望，兩者難道不是孿生姐妹嗎？信心看到不可眼見之物，盼望抓到不能企及的東西[24]，兩者同聲共唱榮耀基業的奇妙讚歌。盼望！在涕淚、呻吟和苦難之中，她顯得何等之美，她的臉竟帶著天使的笑容。她嗤笑刀劍與火焰，迫害與死亡，“一個真正的火精靈[25]是會在熔爐中勃發的”。火焰不能吞沒她，眾水不能淹沒她，刀劍不能擊穿她，艱難困頓只能為她的豎琴調絃。當下，火焰中傳出來的、我們所當聽到的，是使你們的心快樂的旋律，使她歌曲之音樂激動人心的旋律。

在經歷了一切之後，在高牆後被圍困，被狂熱的仇恨分子射擊，被瘋狂的暴民追殺，甚至經歷了難以言表的侮辱和暴行，我們卻在這位蒙福天使的魅力下降伏，看到諸城門大開，豈非一件奇事？信心和盼望常有她們可信賴之時，我聽到她們一起輕聲細語地探討即將顯現的新中國。當盼望容光煥發的臉向上仰望時，她看上去何等奇妙美麗，我幾乎可以想象出她看到聖城正從天而降。

我們學到了有關愛的新功課。在當下的情況下，想要證明仁愛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事是何等虛無啊。我們何等清楚地知道，仁愛是神的花園裡掉下來的果子，進入人心，使之更新甦醒，而成聖的過程正是仁愛這一天國之株的成長和發旺。愛使得家成為諸星以上的天家的樣板，讓我們可以預嘗。愛使得國成為天國的縮微版，是愛——而不是黃金街、珍珠門，也不是水晶宮——才是天堂榮耀和祝福的所在。愛是生命河，從中汲飲，得到滿足，永遠不渴。神就是愛，還要加上一句，愛是宣教士最絕對的需要之一。但是，哦！巴不得能在一些芬香的花園，種下這棵屬天堂的異國之株，那裡的氣候遠離酷暑、寒霜、暴風，和這個世界致命的枯萎病。把我帶走，去到那些陽光普照的土地，那裡的空氣裡充滿了愛的馨香，在那裡從沒有自私、仇恨、豔羨、妒忌、衝突，嚴酷的思想和惡意的言辭，在那裡我可以學習關於仁愛的甜美功課。但是這裡，怎麼可能呢？

好吧，我回想到在伯利恆出生的嬰孩，祂就是來到這樣一個世界上，學習煅塑一個全備完美的品格所需的所有功課。祂的人生課程從埃及開始，在加略山終結；以流亡為始，以十字架為終。難道經上沒有記著：“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裡去，使救他們的元帥因受苦難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26]這（苦難）是一所培育信心、耐心、溫柔、盼望和仁愛的奇特學校。

在福音書裡有一小句話——可以寫下來的最短的一句話——也常掛在我們的唇邊和我們的心上。“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27]或許我們可以以敬畏的心想一想，也許神自己不可能這麼愛這個世界上的罪惡和悖逆的人吧？罪人如何能汲出祂無窮盡的憐恤，讓祂願意犧牲獨一愛子呢？

所以，在我們可憐的測度之後，是否對那些尋索我們性命的人重新生出深深的憐憫之愛？我們因所受的苦難而更愛那些中國人，在這一點上，我們只不過是遠遠跟隨那位大有仁愛者可稱頌的腳步而已。

讓我向各位講一件小事，是一位親愛的殉道者在這場悲劇的最後一幕中最後所作的。保定府的畢得經先生（Mr. Pitkin）[28]出生於一個富裕和有文化的家庭，在金錢所獲之物上從未有所缺乏。大學畢業之後，他在學生志願工作（Student Volunteer work）中服事出眾，“穆德先生（Mr. Mott）[29]將他在所有服事過的眾幹事中列位第二”。他一定廣交朋友，因為他自己就是一個忠誠的夥伴，而且也是一位頗有成就的音樂家。但是他放棄所有，到中國投身於與貧窮和底層人士為伍的生活。對我而言，這一選擇看起來似乎勢必比我們中間很多人做出了更大的犧牲。當拳民之亂爆發時，他的愛妻和寶貝兒子——畢先生的迷你版——暫回母國住幾個月，而他則剛剛展開他畢生的事工，雖然孤身一人住在那個大城，卻仍然清新強健，充滿希望。我在此不再重複他所寫的其他有關信心、仁愛和英雄氣概的話了，只想提一個短句。他埋了一封信給妻子，又怕被拳民挖到，所以就留了一句口信：“等我的兒子長到25歲時，我要他以宣教士的身份回到中國。”這便是他在自己被屠之前所表達的對中國不死的愛。我們明明地看出，他對這地之民的愛，因著受挫和困境的壓力反而更為強勁了。

啊！仁愛是一棵奇特的植物，它上面的天空烏雲密佈，刺骨寒霜緊緊抓住它，它被砍倒，連根拔起，碾碎成泥，燒成灰燼，如煙消失。但驀然回首，發現它比以前更大更美了。它發芽，它發旺，空氣因它屬天的芬芳而更馨香了，我們確實也學到了關於仁愛的一些新事。

信、望、愛，恩典的三合體（triad），此乃宣教士的偉大裝備。

最後，我們學會了，“不要依賴我們所學的或是任何過去的經驗”。失去其中的祝福和恩典是何等地容易啊！但是哦，以謙卑的態度，和對自己的不信任，在十字架的清影下行走，並比以前更多地僅僅抓住祂。只有這樣，我們才會希望，以喜樂的心完成我們的跑道，最終聽到“作得好”的欣慰之聲[30]。

譯者感言

就內地會而言，從1868年的揚州教案起[31]，到1900年的庚子教難，不斷重複被母國同胞責難和質疑的現象。到二戰之後，西方教會進一步衰落，後殖民主義思潮日益興起，傳統宣教模式逐步轉型，這樣的現象在西方仍然有過之而無不及。

今天中國在全世界的影響力主要是政治和經濟兩方面，就這一點而言，和十九世紀西方列國在中國的影響力相仿。不同的是，當時歐美的外交人員和商人雖然大部分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基督教精神仍是西方的主流思想，所以駐華外僑團體雖然對宣教士們偶有微詞，卻大體上仍能和平共處，必要時也會施以援手。然而，中國自古以來，就不鼓勵國人飄洋過海傳播教義，更何況是無法代表“中國精神”的基督教。因此華人信徒在海外宣教時，完全無法指望從政府得到任何幫助；如果出了岔子，反而會引來從政府到民間的多重譴責。其次，中國在國際社會政經方面的影響力，未必都受到當地人的歡迎，因此也未必對傳福音有助益。一方面，這是“政教分離”的理想狀態（教會/差會與國家從屬無關）；另一方面，“世俗中國”和“福音中國”之間的張力和脫節，也會困擾當地人對華人宣教士和基督教的認知，而政經因素引起的“反對勢力”雖然極少會達到庚子事變的嚴重程度，但多少會影響到當地人對華人宣教士的感觀。

“聯合宣告”一文中特別強調中國人攻擊宣教士，並非因為基督教本身的問題，而是因為他們的民族自尊心把“洋教”和“洋毒”“洋商”混為一談，視為“舶來品”。不論是羸弱的晚清，還是當下的“盛世”，都是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時代，也是跨文化宣教阻礙重重的時代。一方面，海內外華人都以“大中華”而自豪，以抵制聖誕老人的心態抵制耶穌基督，甚至把福音視作“特朗普信的教”。不同的是，當今的愛國主義是“後現代主義式的拿來主義”，與義和團時代拔電線、毀鐵路的徹底排外不同，今天“精緻的利己主義”的愛國者，以自我為中心篩選西方因素，買櫝還珠，摒棄了最珍貴的福音。另一方面，海內外華人教會也不知不覺將這種大中華沙文主義帶進宣教事工，以為普世宣教最後一棒非華人不可，或高舉“福音由絲路從中國西北傳回耶路撒冷”為最重要的宣教路線（甚或加上一句“沒有之一”），期冀全面取代正在衰敗中的西方教會，在沒有屬靈戰鬥力和跨文化傳承的情況下能僥倖以“人海戰術”取勝。在這樣混亂倨傲的理念主導下，勢必產生一大批“宣教炮灰”。

如果說“聯合宣告”一文，幫助我們思考宣教士如何在政教張力的夾縫中生存和服事；富善“功課”一文，則一路追問何為宣教的本質。自使徒時代以來，傳福音和跨文化宣教向來都是極具爭議、充滿風險的；最安全的做法只有“不傳”和“免宣”。作為華人信徒，看到當年眾西方宣教士受盡驚嚇凌辱後，仍然深愛中國人，雖然感動敬佩，卻同時多少有點覺得理所當然，畢竟可恨的國人，總還有些可愛之處。但設若是華人信徒到印度、中東、非洲宣教，遭到當地人的攻擊，不知華人宣教士、華人差會和華人教會，是否也有同樣的屬靈胸襟繼續愛東道國，繼續有信、有望、有愛地服事當地人？

“功課”一文也提醒我們，如果我們的生命沒有和主同步，事工的蒙福與興旺反而變成神人之間的一種阻礙，神不得不用一些特別的方式挪去這些可見之物，才能讓我們重新聚焦在祂自己身上。富善委婉地提醒經費寬裕的西方差會，是否已從起初的“憑信心而行”，隨著各種事工的成立，變成如今的“憑眼見而行”？從起初的“宣教事工”（missionary work），變味成“宣教事業”（missionary enterprise）？120年後，當實體的大教會小組化、虛擬化時，大家的屬靈生命“命懸一線（網線）”，聚會、佈道、探訪處處受限，原先有成效的方法不管用或者不能用，信徒慢慢流失，教牧同工只能謙卑地回到主的腳前，尋求祂的啟示和引導。

我們無法考證，“宣告”對當時的讀者產生了什麼影響？富善的聽眾中又有多少人因為這篇講章而重新得力？歷史也沒有告訴我們，畢得經的遺言，對他的遺孀和獨子而言，留下的究竟是動力，還是壓力？在“後庚子教難”的時代，每一位當事人的續集也各自不同：蓋落漥牧師回到英國，將痛苦回憶寫成《神蹟千里》（A Thousand Miles of Miracles）, 激勵了很多西方青年增援中國，但本人並未重返禾場；丁韙良回到美國後，大力抨擊罔顧國際法的滿清當局和拳民，再返中國時，卻被京師大學堂的新管學大臣以經費緊張而辭退；富善繼續留守中國，進行那“不可能的任務”，最終在有生之年見到完整和合本的付梓出版；與丁、富等人共守使館區的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32]，回國積極遊說老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將庚子賠款退還中國建立學堂、開啟民智；畢得經，作為第一位殉道的耶魯校友，成為“耶魯校友最佳典範”之一（Yale Standard），入耶魯校友名人堂，校園一角專闢“畢得經廣場”（Pitkin Plaza）作為紀念，這位學長愛中國人至死的精神，激勵數名耶魯學生成立“雅禮協會”（The Yale Mission in China，又作Yale-China Association），大力推廣中國宣教工作，在各地建立學校和醫療機構。[33]畢得經眾多屬靈兒子中，包括臺灣的潘榮隆教授，他在客座研究期間受畢得經的遺言所感，放棄留美居留的機會，帶著使命返回家鄉，在新竹清華大學教書育人。[34]

今日讀完此文，你我生命又當作何改變？

[1] 彼得前書3:15。

[2] 特指在庚子年從山西南部死裡逃生的三位內地會宣教士在1901年倫敦舉行的紀念大會上的發言。詳參拙文：<重返禾場——1901年晉南三賢劫後餘生的心聲>，《教會》83，2020年9月。

[3] 原文：“Statement by Protestant Missionary Societies,” China’s Millions(British Edition, November 1900), 167-68.

[4] 福克斯牧師（Rev. H. E. Fox）是英行教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榮譽幹事（Hon. Secretary）。

[5] 中譯取自R. G. Tiedemann, Reference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ies in China: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183. 詳參：https://en.wikipedia.org/wiki/Methodist_New_Connexion。

[6] 原文：Rev. Chauncey Goodrich, “Lessons to Missionaries, from Recent Troubles in China,”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901), 63-64; June 1901, 77-78, 轉載自The Chinese Recorder, January 1901.

[7] 當指孔子。

[8] 路加福音24:21。

[9] 啟示錄11:15。

[10] 按年份推測，當為富善在通州服事時，到附近華北鄉間旅行佈道的經歷。

[11] 1900年5月31日，由各國公使組建的臨時防衛部隊進入東交民巷的使館區，與官軍和義和團時有交火。6月14日，中方發起了一次較大的攻勢。6月20日起，官軍和義和團包圍了使館區，其中約有九百名外國人，兩千八百名中國信徒。8月15日，八國聯軍擊敗了官軍，使館區解圍。

[12] 丁韙良，全名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以美國長老會宣教士的身份赴華，曾將國際法譯成《萬國公法》介紹給中國，1900年時任京師大學堂首任總教習，年73歲。

[13] 毛瑟槍（Mauser）是比較常見的德國槍械。曼利夏來復槍（Mannlicher M1895）是一種直拉式手動槍機步槍，以設計該槍型的奧地利籍工程師命名，1899年清朝成立現代化軍事編制武衛軍時置辦到這些槍支，翌年圍困使館區時也用來上陣。

[14] 詩篇第2篇4及6節，節略了第5節。

[15] 當指蓋落漥、索行仁一行從山西逃到湖北的“千里神蹟”之旅。

[16] 8月19日主日，英國使館內舉行的聯合感恩崇拜，公理會明恩溥（Arthur H. Smith）以“神的手顯在被圍中”為題，引述了十項奇蹟。詳參：《回首百年殉道血——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事件殉道宣教士的生命故事》（美國中信&海外基督使團，2010），682-84；Arthur H. Smith, China in Convulsion(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 1901), 2 Volumes.

[17] 全名George Ernest Morrison （1862-1920），蘇格蘭裔澳大利亞人，醫生，1894年赴華，被泰晤士報聘為記者，以“中國的莫里遜”/“北京的莫里遜”而聞名。1900年中外交惡時，曾與秀耀春（Frances H. James原內地會宣教士，時任京師大學堂教授）一起說服肅王允許兩千多名中國信徒搬進使館隔壁的王府，這些人成為使館區建造防禦工事的主力。秀教授在使館被圍的第一天被擄受難。

[18] 全名Edwin Hurd Conger（1843-1907），時任美國駐華公使（1898-1905），其妻後來成為慈禧太后的外國朋友。

[19] 取出埃及記3:7和使徒行傳7:34之意。

[20] 馬太福音28:20。

[21] 羅馬書8:28。

[22] William C. Gannett（1840-1923），英國牧師和改良主義者。詳參：https://rrlc.org/winningthevote/biographies/william-c-gannett（2020年12月8日存取）。

[23] 當指德國的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 Viktor Albert von Preuben, 1859-1941），1888–1918在位。庚子事件期間，因為德國公使克林德（C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1853-1900）於6月20日在北京街頭被清朝官軍擊斃，威廉二世任命瓦德西為元帥，指揮對華遠征軍。德軍出征之際，他所發表的演說，頗具爭議。威廉二世本人為路德宗會友，此處所引的證道講章不詳，待考。

[24] 取希伯來書11:1之意。

[25] 原文salamander，譯作沙羅曼達、火蜥蜴、火蠑螈，在中世紀歐洲的傳說中代表火元素，故又譯作火精靈，和水精靈、土精靈、風精靈並列，類似於中國五行之說。

[26] 希伯來書2:10。

[27] 約翰福音3:16。

[28] 全名 Horace T. Pitkin，美部會（公理會）宣教士，1897年抵華。

[29] 全名 John R. Mott (1865-1955)，美國教會領袖，長期領導基督教青年會（YMCA）和學生志願宣教運動。

[30] 取義自馬太福音25:21。

[31] 1868年，因揚州天主教育嬰堂的夭折率大，當地民眾遷怒於新搬來的內地會團隊，燒房擲石，導致多位同工受傷，引起中英之間一場外交風波。

[32] 明恩溥教士（1845－1932）為公理會宣教士，1872-1926年間在華，撰有多本著述，為魯迅所推崇。詳參：http://bdcconline.net/zh-hans/stories/ming-enpu（2020年12月8日存取）。

[33] Ng, Peter Tze Ming (Wu Ziming) (2012), “Some Scenarios of the Impact of the Boxer Rebellion,” Chinese Christianity an Interplay between Global and Local Perspectives, Leiden; Boston: Brill, 56-57.

[34] 詳參：潘榮隆，<畢得經：向中國的靈魂說話>，《宇宙光》550，2020年2月（https://www.cosmiccare.org/magazine/Detail/ec2e58e6-411f-410a-9de6-b9945973e42b，2020年11月5日存取）。

（2020年12月號（總第84期））

轉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