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公元前201年（漢高祖6年），韓王信叛亂，並與匈奴勾結，意圖染指大漢江山，高祖劉邦震怒。公元前200年，劉邦親率32萬大軍討伐匈奴，掃除叛亂。本以為大軍所到之處摧枯拉朽，不想卻中了匈奴的誘兵之計，被圍困於平城白登山達七天七夜，史稱“白登之圍”。

“白登之圍”對心高氣傲的劉邦來說無異於當頭一棒，撇開別的因素不談，這麼多軍隊（主要是步兵）在匈奴騎兵手裡居然沒有討到一丁點好處，自己反而落得如此狼狽的下場，奇恥大辱啊。如果要問這場戰爭劉邦有什麼收穫，那就是讓他看到了與匈奴之間的武力差距，也見識到了騎兵的強大之處。自此，漢高祖劉邦心中堅定了一個信念：養馬，組建自己的騎兵部隊。這一信念在漢朝歷代統治者身上也都得到了延續和傳承。

其實，不僅僅是漢代，縱觀古代其他王朝之間的戰爭，決定勝負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是騎兵。作為戰場上機動性極強的主力兵種，騎兵的強弱直接決定了軍隊的遠端戰略打擊能力。組建一支進可攻退可守的騎兵部隊一直是歷朝歷代統治者的夢想。影響騎兵戰鬥力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不可忽視的一點就是戰馬的優劣。

騎兵在冷兵器時代足以統治戰場

因此，漢代統治者對養馬工作十分重視並寄予厚望。《後漢書·馬援傳》記載：“馬者，兵甲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濟遠近之難”，這也從側面反應了馬在軍隊建設（主要是騎兵）和維護封建統治方面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可是，良駒雖好，何處飼養呢？最終，自然資源豐富、環境得天獨厚的河西地區肩負起了為漢朝養馬這一歷史使命。為什麼漢代選擇河西地區作為養馬的大本營？漢朝在河西又是採取了什麼樣的制度來確保養馬工作順利開展？接下來，我們便一起走近那段歷史，探究隱含在河西養馬制度背後的歷史根源與現實意義。

河西地區是漢代養馬重地

漢家有寶地，名曰“河西”

一、河西的地理位置

春秋戰國及秦朝時期，河西地區指的今天的山西和陝西兩省間黃河南段西部的區域，這是一個相對寬泛的概念。而到了漢代，河西地區的地理位置更加明確，通常是指黃河以西、祁連山以北的狹長地帶以及青海和西寧的少部分割槽域，也就是河西四郡（武威、酒泉、張掖、敦煌）所包含的地理區域。

作為連線中原地區和西域諸國的交通要道，自古以來，河西地區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在秦代及漢初時期，活躍於河西地區的民族主要有月氏、烏孫、匈奴等等，後來匈奴發展壯大，完全佔據了河西地區。除了在河西地區放牧，匈奴還經常侵擾邊境，掠奪財物，邊關百姓苦不堪言。

匈奴騎兵令邊關百姓苦不堪言

河西地區納入漢朝版圖併成為養馬重地最早始於漢武帝時期。公元前121年，為了打通河西走廊，同時消除匈奴對邊境地區的威脅，漢武帝分兩次派遣霍去病出徵河西。由於漢朝軍隊戰術運用得當、各部隊配合默契，幾番激烈的戰鬥下來，匈奴傷亡慘重，被迫讓出河西地區，遠遁漠北。

兩次河西之戰將匈奴趕到漠北

兩次河西之戰，暫時解除了匈奴對北方邊境的威脅，河西地區也正式劃歸漢朝管理。作為通往西域諸國的“橋頭堡”，河西地區為漢朝經營西域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與此同時，漢朝也正式拉開了河西養馬的大幕。

二、河西的自然環境及資源

自武威以西，……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漢書·地理志》

除了地理位置重要，河西的自然資源和環境也十分適宜放牧，“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說的大概就是這種富饒景象。據《漢書·地理志》記載，河西地區出產的牛、馬等牲畜品質上乘，享譽全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河西地區位於亞歐大陸的腹地，遠離海洋，以溫帶大陸性氣候為主，加之地勢偏高，所以光照充足，十分有利於牧草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來自祁連山豐沛的冰雪融水孕育了河西廣袤肥美的草原。溫暖的氣候、充沛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孕育了大片的森林和草場，這是漢朝選擇在河西地區飼養馬匹的重要環境條件。

水草豐美的河西草原是牧馬的天堂

漢代選擇在河西養馬的社會及軍事原因

一、河西養馬氛圍濃厚，遊牧民族牧馬水平高超

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漢書·晁錯傳》

據相關的歷史資料，河西有人類放牧的歷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秦朝時期，河西地區一直被北方遊牧民族所佔據，月氏、烏孫等在此地逐水草而居，以放牧打獵為生，吃的是牛羊肉，穿的是動物皮毛縫的衣服，孕育了先進的畜牧文化。漢初，匈奴發展壯大，趕走了月氏和烏孫，獨佔了河西地區。不管是月氏、烏孫還是匈奴，這些遊牧民族在畜牧方面是有天賦的，《漢書·匈奴傳》中這樣描述匈奴人，“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肉食”，這種與生俱來的牧馬天賦是以農耕經濟為基礎的漢代人所不具備的。通過與漢朝邊民的地理雜居與文化融合，匈奴先進的養馬技術也傳到了河西地區，極大地提高了漢朝的養馬馴馬水平。

匈奴十分擅長牧馬打獵

二、漢朝屯兵戍邊的國策，為河西帶來了養馬所需的大量人口

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史記·平準書》

河西之戰後，漢朝正式接管河西，開始了歷史上河西地區的第一次大規模開發。發展的首要因素便是充足的人口支撐，而河西地區最缺的也恰恰是人。因此，漢初採取了移民實邊、屯兵戍邊的政策，在河西地區設定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進行管理，並且派遣數十萬軍隊駐紮於此。與匈奴間有戰事時，這些衛戍部隊上陣殺敵，保衛邊疆；閒暇時間，大量的軍卒則被用於開墾荒地，飼養馬匹，從事農業生產。屯兵戍邊這一政策對河西的發展影響深遠，一方面，軍事鬥爭為河西農牧業生產保駕護航，另一方面，河西農牧業的繁榮又鞏固了邊防戍衛政策，二者相輔相成，互有裨益。

眾所周知，養馬需要大量的管理、飼餵人員，通過實施這一系列開發政策，河西地區成為了“倉庫有蓄，民庶殷實”的寶地，常駐人口也有了長足發展，為後續在此地養馬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養馬所需的人口問題算是解決了。

三、鞏固邊防，傳遞軍情，組建強大騎兵的現實需要

河西之戰雖然讓匈奴傷亡慘重，但並未徹底消滅其有生力量。對漢代邊境防衛重任來說，匈奴依然是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巨大挑戰，而扼守中原通往西域咽喉要道的河西地區更是首當其衝。

因此，鞏固完善河西地區的邊防守衛就顯得格外重要，漢朝的西北邊塞防禦建設也應運而生，史稱“漢塞”。所謂的漢塞，“令居至酒泉段，酒泉至玉門關段”，還搭配有一套完備的烽燧系統，自上而下設定了部都尉府、候官、部、隧等部門。由於西北地區的漢塞綿延不絕，各關卡之間相距很遠，因此，軍令的下發和軍情的傳遞都需要依靠戰馬來執行。河西地區龐大繁雜的邊塞防禦體系對戰馬的需求量可想而知。本著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原則，漢代最終選擇在河西地區就地飼養馬匹以滿足軍事需要。

漢代邊塞遺址（漢長城）

前邊我們提到過白登之圍，讓劉邦見識到了匈奴騎兵的強悍之處，並下決心組建自己的騎兵軍隊。但漢朝初年，經濟蕭條，百廢待興，堂堂大漢用“家徒四壁”來形容也不為過，去哪裡找能湊夠一支騎兵部隊所需要的戰馬呢？所以，當河西納入漢朝版圖後，這個肥沃豐美的天然牧場讓漢代統治者看到了希望。為了組建強大的騎兵，鞏固西北邊防，同時便於更直接地與匈奴抗衡，河西這個“橋頭堡”被選作養馬重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漢代河西養馬制度的具體內容及發展

漢朝時期，由於歷代統治者的重視以及相關政策的施行，河西養馬制度日趨完善。同時，飼料的改善與馬種的改良使河西馬匹品質和產量逐年上升，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一、從制度方面完善河西養馬工作

太僕，秦官，掌輿馬，有兩丞。屬官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邊郡六牧師苑令，各三丞。--《漢書·百官公卿表》

俗話說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個利器便是制度規範。漢朝初期，官制大多延續秦代已有。在中央，設定太僕一職，位列九卿，總攬全國馬政，屬官眾多；在地方郡縣（主要是河西地區），設牧師苑令，牧師之下設馬苑來具體負責養馬的相關事宜。如此一來，漢代的馬政管理機構便實現了由中央到地方的全覆蓋，各級官員分工也更加明確具體，大家各司其職，馬政因此能夠由中央順暢地送達地方。

除了在官制上為養馬服務，漢朝統治者還在地方上推行了”復馬令“等一系列政策，積極鼓勵百姓養馬。”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 復卒三人” ，鼓勵私人養馬來抵扣兵役。這大大激發了河西地區民間養馬的積極性，稍微有點財力而又忍受不了兵役之苦的人便通過為政府提供馬匹來免服兵役。

通過在中央和地方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在制度方面確保了漢代河西地區養馬工作的穩步發展。

二、新飼料的使用與餵養方式的改善充實了河西養馬制度

眾所周知，餵馬的食物主要是草料。草料也有粗精之分，粗飼料通常指的是穀物的草秸；精飼料則一般是指粟、麥等糧食作物。由於祁連山冰雪融水的滋養，河西地區的糧食作物及草料生長茂盛，基本可以滿足馬匹的日常消耗。

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史記·大宛列傳》

除了常規飼料，河西地區還積極探索開發新飼料來為馬匹提供更為全面的營養。張騫出使西域後，為河西地區引入了苜蓿這一優良牧草。苜蓿極易種植，且產量非常高。此外，苜蓿含纖維素較少，易於馬匹的消化，適於作青貯飼料。所以苜蓿的引入和大面積種植，對增強河西地區馬匹的體質具有重要意義。

通常來說，馬的食量都比較大，馬匹的餵養一般在白天執行。河西地區則採用更為合理科學的餵養方式，除了白天正常餵養，在夜間也根據情況投放飼料。由於飼餵時間更加合理，這些吃飽喝足的馬匹，體質自然更加強健。

三、來自西域的改良馬種為河西養馬制度提供了強大的生命力

得烏孫馬，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史記·大宛列傳》

原產於中原地區的本土馬種體型普遍瘦小，加之長期被圈養與駕車，其速度和耐力均不滿足騎兵要求，與匈奴的戰馬更是不可同日而語。漢代統治者也認識到了這一點，因此特別重視優良馬種的引進。自古以來，西域便是馬的故鄉，盛產駿馬名駒，烏孫馬、汗血馬更是其中翹楚，所以漢代引入的多是西域馬種。

由於在地理位置上與西域相鄰，漢代自西域引入的良種馬大多被用於改良河西的漢代本土馬種。本土馬與西域馬雜交後，體形由挽型變為挽乘兼用型，外貌由粗糙變的乾燥結實，性情變得更為靈敏，行動變得敏捷，速度和耐力也有了很大提高。

馬種改良的效果確實是立竿見影，“既雜胡馬, 馬乃益壯”，河西地區的本土馬種品質有了極大提高，河西也成為了漢朝優良馬種的繁育基地，為漢朝騎兵的建設和邊境防衛輸出了大量優良馬匹。

結語：

回到開篇，“白登之圍”的恥辱令漢高祖劉邦及歷代繼任者將養馬上升到基本國策的高度，最終，地理位置險要、自然資源豐富、環境適宜的河西地區承擔起了這一歷史使命。通過在中央和地方設定馬政管理機構，漢代以制度的形式為河西養馬工作保駕護航。同時，河西地區注重科學養馬，探索開發新飼料，積極引入西域優良馬種與本土馬雜交來改良馬種。凡此種種舉措，完善了河西養馬制度，促進了河西地區養馬業的繁榮。

“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西漢名將陳湯的豪邁誓言猶在耳畔。喊出這一時代最強音的底氣便是漢朝強大的軍事實力。而漢代在河西地區所大力推行的養馬政策在背後起到了重要作用，所產出的優良駿馬為漢朝鐵騎的創立奠定了堅實基礎，其養馬制度也為後世歷朝歷代創立了可以模仿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