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土地得失，毛澤東曾形象地比喻成“做生意”，他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曾指出：關於喪失土地的問題，常有這樣的情形，就是隻有喪失才能不喪失，這是“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原則。如果我們喪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戰勝敵人，加恢復土地，再加擴大土地，這是賺錢生意。
只不過這個生意更加殘酷和慘烈，如果做得不好，血本無歸，無立足之地，那就連扳本的機會都沒有了。毛澤東不能不慎重。
蔣介石大舉進攻解放區，也就是這麼個意圖。
毛澤東自1927年開始，已經和蔣介石較量了20年，應該說，雙方對對手的戰略都很清楚。
毛澤東也知道，1947年蔣介石的戰略就是大舉進攻解放區，蠶食解放區的土地和人口，至少是把戰爭放在解放區來打，消耗解放區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使解放軍失去依託，處於流動狀態，從而實現消滅解放軍的目的。
在1927年至1936年的10年內戰期間，蔣介石對紅軍的“圍剿”，就是採用這個辦法，步步為營，節節築路，逐步縮小紅軍的生存空間。在一定意義上說，他的確也成功了。
1946年內戰爆發後，蔣介石仍然用對付紅軍的辦法來對付人民解放軍。他在1947年10月6日發出的《一年來剿匪軍事之經過與高階將領應注意之事項》中講得很明確，共產黨在關內有三個重要的根據地：一個是以延安為政治根據地；一個是以沂蒙山區為軍事根據地；一個是以膠東為交通供應根據地。摧毀這三個根據地後，進一步目標，即在斷絕其兵源補充，佔領其糧食產區。在1947年10月20日，蔣介石在青島勵志社聚餐時發表的演講《剿匪軍事之新階段與新認識》中又指出：“（共產黨）的人力糧彈可以說全靠冀中冀南和魯北這三個地區……佔領這幾個地區，他就真正成了流寇。一成流寇，只要我們軍隊窮追猛打，絕不放鬆，就沒有不被我們消滅的。”
應該說，蔣介石的想法是不錯的，但他的這個“法寶”已經不靈了。
這時的共產黨已經不是紅軍時期的共產黨了，經過退出中央蘇區，進行過萬里長征，共產黨吸取了紅軍戰爭經驗教訓。這使他們的目光像鷹一樣地敏銳，也更加成熟。內戰一爆發，毛澤東就看出了蔣介石的這個戰略意圖，他很清醒地認識到，蔣介石這次仍然用了對付紅軍的辦法，把解放軍扭在解放區來打，削弱解放區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把戰爭限制在解放區內，保證有著三億多人口的後方完整而不受損失，供應國民黨軍作戰。清楚了國民黨軍的戰略部署，就必須採取針鋒相對的措施來打破敵人的戰略部署，求得進一步的生存和壯大。
更重要的是，解放區面臨的嚴峻形勢也要求毛澤東必須有所動作： 經過一年的戰爭，解放區面積減少，人口減少，再加上自然災害，經濟極為困難。1946年3月，華中各地發生嚴重災荒，災民達400多萬，缺吃少穿。1947年春，共產黨最重要的兵源、糧源之一的太行山區普遍乾旱，糧食歉收，到1948年，全區26個縣共有災民73萬餘人。1947年7月，晉綏解放區發生40年來最嚴重的旱災，華中、山東解放區也發生嚴重災荒。但即使這樣，為了支援戰爭，解放區的公糧田賦負擔不但沒有減少，而且仍舊普遍加重。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繼續和敵人在解放區扭打，共產黨人將面臨極為困難的情況。
解放區面積減少，還產生了另外一個嚴重後果，這就是和國民黨軍作戰，缺乏戰略縱深，迴旋的餘地也大為縮小了。國民黨軍一直在尋找解放軍主力決戰，它最拿手的是打陣地戰，而解放軍則要千方百計地避免硬碰硬地陣地戰，一般都是在運動中消滅敵人，沒有地方可供運動，這仗當然要難打得多了。
還有一個政治方面的因素，共產黨人也不得不考慮。那就是國民黨軍佔領延安，雖然是共產黨主動撤出的，但還是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許多人斷言，蔣介石已經穩操勝券，共產黨像過早凋謝的黃花，開始枯萎了，就連支援中國革命的蘇聯，也認為撤離延安的決定是錯誤的，甚至在官方報紙上發表署名文章，認為丟失延安“中共顯然失敗了。”蘇聯的態度，中國共產黨也不能不認真考慮。
但他們不知道的是，作為一個偉大的戰略家，毛澤東也有自己的打算。他正在不動聲色地統觀全域性，他覺得到時候了，就在關鍵時刻撥動一下棋子，下了一著險棋，作為一樁冒險的“買賣”，那就是讓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從蔣介石向解放區伸來的虎口般的“鉗鉸”中央突破，扭轉戰局。
如果從地圖上來看，蔣介石重點進攻陝北和山東，就像一個兩頭粗，中間細的啞鈴，而劉鄧大軍所在的晉冀魯豫戰場是連線東西兩戰場的中間地帶，正像這個啞鈴的“把”。這也是國民黨軍兵力較為空虛的一段，也是它的軟肋。中共中央交給劉鄧大軍的任務，就是砍斷這個“把”，把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域。
毛澤東的意圖很明顯，那就是“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使我內線獲得喘息機會，以利持久。”中央決定，針對國民黨蔣介石的戰略企圖與方針，做出了劉鄧大軍、陳謝大軍、陳粟大軍“三軍挺進，經略中原”的進攻戰略部署。
劉鄧、陳粟、陳謝三軍挺進中原，是刺入國民黨統治區域的三把尖刀，這是共產黨軍隊第一次大規模主動進攻，使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必將改變整個戰局。
這是毛澤東的大手筆，也是共產黨建立武裝以來，第一次大規模地向敵人統治區域進攻。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講，這都將是一起影響中國革命程序的重大事件。
南京國民政府對共產黨的戰略轉變一無所知。1947年6月30日夜，劉鄧大軍突破“黃河防線”，進入魯西南。對於這一事件，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稱之為“六卅事件”，認為“六卅事件決非好兆頭”，但對共產黨人的戰略目的，他也是一無所知。國民黨軍參謀總長陳誠甚至不以為然地告訴記者：“共軍劉伯承回竄魯西，對戰局稍有影響。”蔣介石似乎也沒有過分地注意這件事，1947年7月，他坐著專機，行色匆匆地奔波於全國各戰場，7月1日飛到北平主持召開軍事會議．19日飛到開封，21日又在南京召開軍事會議。就在劉鄧大軍開始躍進大別山的前一天，蔣介石又飛到了延安，部署夾擊西北人民解放軍，然後任命孫立人取代顧祝同代理陸軍總司令兼陸軍訓練總監，放手讓顧祝同坐鎮陸軍總部徐州指揮部，集中精力指揮45萬軍隊進攻山東。蔣介石放眼全國戰場，卻沒有看到南渡黃河後的劉鄧大軍，正在磨刀霍霍，枕戈待旦，隨時都準備作為一把尖刀，刺向他的心臟。
對於毛澤東來說，這是一個大手筆，但對於蔣介石來說，他根本連想都沒想過共產黨人還有這個膽子，十幾萬人馬，連後方都不要，從黃河岸邊一躍而飲馬長江，從晉冀魯豫的老解放區一跳跳到他在南京的臥室門口。這個從軍事常識角度出發，怎麼看都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共產黨人偏偏就這麼幹了。
不按常理出牌，有時反而是最厲害的殺招。
從這點來說，棋還未下，南京已經先輸一著。
如果說戰爭真是一場生意的話，共產黨已經穩賺不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