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浪子弟、道學信徒、革命志士——蔣介石早年的三種性格特徵

蔣介石少年頑劣，時代的激流將他推進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大潮：留學日本，歸國革命，追隨孫中山。這樣，蔣介石早年就具備了兩重性格：既是上海洋場的浮浪子弟，又是革命志士，兩種性格相互矛盾而又長期共存。可以看出，在他登上政治舞臺的漫長過程中，道學曾促使他勵志修身，克服了浮浪子弟的某些劣根性。但是，這也使他比較拘守傳統文化，未能在接受新文化、新思潮方面邁出更大的步伐，也未能使他在中國近代日益複雜的社會生活中，辨潮流，識方向，作出正確抉擇。

蔣介石年輕時沒有受過良好教育，養成了許多壞毛病。1919年7月24日，他回憶辛亥革命時的個人經歷，在日記中對自己寫下了“荒淫無度，墮事乖方”的八字考語。由於這些壞毛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朋友們不大看得起他。

蔣介石他好色，但是，同時又努力戒色。為此，他和自己的慾念進行過長達數年的鬥爭。1919年3月5日，蔣介石從福建前線請假回滬，途經香港。8日日記雲：“好色為自汙自賤之端，戒之慎之！”這一天，他因“見色起意”，在日記中為自己“記過一次”。次日，又勉勵自己要經受花花世界的考驗，在日記中寫道：“日讀曾文正書，而未能守其窒慾之箴，在閩不見可欲，故無邪心。今初抵香港，遊思頓起。吾人砥礪德行，乃在繁華之境乎！”

到上海後，蔣介石與戀人介眉相會。4月23日，蔣介石返閩，介眉於清晨3時送蔣介石上船，蔣因“船位太髒，不願其偕至廈門”，二人難捨難分，介眉留蔣在滬再住幾天，蔣先是同意，繼而又後悔。日記雲：“吾領其情，竟與之同歸香巢。事後思之，實無以對吾母與諸友也。”此後的幾天內，蔣介石一面沉湎慾海，一面又力圖自拔。日記雲：“情思纏綿，苦難解脫，乃以觀書自遣。嗟乎！情之累人，古今一轍耳，豈獨餘一人哉！”在反覆思想鬥爭後，蔣介石終於決定與介眉斷絕關係。

蔣介石謀求與介眉斷絕關係是真誠的，但是，卻並未下決心戒除惡習。10月15日日記雲：“下午，出外冶遊數次，甚矣，惡習之難改也。”同月30日，蔣介石赴日遊歷，這次，他曾決心管住自己。關於這方面，有下列日記可證：

10月30日：“自遊日本後，言動不苟，色慾能制，頗堪自喜。”

11月2日：“邇日能自窒慾，是亦一美德也。”

11月7日：“欲立品，先戒色；欲進德，先戒奢；欲救民，先戒私。”

可見，蔣介石的自制最初是有成績的，因此頗為自喜，然而，沒過幾天，蔣介石就無法羈勒心猿意馬了。

1920年7月3日，蔣介石遇見舊友陳凌民，暢談往事，蔣自覺“往行為人所鄙”，因而談話中常現慚愧之色。這以後，蔣又下了決心，日記中多有自我批判、自我警戒的記錄。8月7日日記雲：“世間最下流而恥垢者，惟好色一事。如何能打破此關，則茫茫塵海中，無若我之高尚人格者，尚何為眾所鄙之虞！”可見，蔣有保持“高尚人格”的念頭，因此“為眾所鄙”始終是蔣介石心頭的夢魘，迫使他不得不有所檢點。8月9日日記雲：“吾人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23日日記雲：“午後，神倦假眠，又動邪念。身子虛弱如此，尚不自愛自重乎！”

當時，“吃花酒”是官場、社交場普遍存在的一種惡習，其性質類似於今人所謂“三陪”中的“陪酒”。9月6日，蔣介石“隨友涉足花叢”，遇見舊時相識，遭到冷眼，自感無趣，在日記中提醒自己交朋友要謹慎，否則就會被引入歧途，重蹈覆轍。11月6日蔣介石寄住香港大東旅社，晚，再次參加“花酌”，感到非常“無謂”。

蔣介石曾在《自述事略》中自我批判說：

當時涉世不深，驕矜自肆，且狎邪自誤，沉迷久之。膺白冷眼相待，而其所部則對餘力加排斥，餘乃憤而辭職東遊。至今思之，當時實不知自愛，亦不懂人情與世態之炎涼，只與二三宵小，如包、王之流作伴遨遊，故難怪知交者作冷眼觀，亦難怪他人之排餘，以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也。且當時驕奢淫逸，亦於此為盡。民國元年，同季回滬，以環境未改，仍不改狎邪遊。一年奮發，毀之一旦，仍來自拔也。

膺白，指黃郛，蔣介石的把兄弟。從這份《事略》裡，可見當時蔣眾叛親離，為人所不屑的狀況。本文一題《蔣主席自述小史》，當系中年之作。這時，蔣顯然已經成為“黨國要人”，但他不但不隱諱早年惡跡，反而有意留下相關記載，這是極其不易的。

為了克服年輕時期形成的這些壞毛病，蔣介石曾以相當精力閱讀道學著作，企圖從中汲取營養。1919年5月24日日記雲：“今日研究性理書，思發憤改過，以自振拔，甚矣不求放心也久矣。”所謂“性理書”，指的就是宋明以來道學家的著作。蔣介石不僅讀，而且選抄對自己進德有用的語錄，寫入日記，甚至作為自己的箴言或座右銘。

宋明道學有所謂理學和心學兩派。前者以朱熹為代表，後者以陸九淵、王陽明為代表。在這一方面，蔣介石是兼收幷蓄的。

宋明以後的道學家中，蔣介石最喜歡曾國藩，很早就用功研習他的著作。1921年日記雲：“晚標籤《曾文正公全集》。此書曾經一番用功，甚嘆遺失於永泰之役。今得復見，不啻舊友重逢也。”永泰之役，指1918年9月蔣介石在福建討伐李厚基的一次戰鬥。此戰中，蔣介石中敵緩兵之計，倉促中棄城出走，僅以身免，隨身攜帶的曾國藩著作連同日記等物遺失殆盡。蔣既自稱“此書曾經一番用功”，可見，他在曾著上是下過大功夫的。

道學著作中有《菜根譚》一書，蔣介石也很喜歡。1926年3月7日日記雲：“看《菜根譚》，以毋憂弗逆與不為物役二語為最能動心。”

蔣介石不僅認真讀道學書，而且也真像道學家一樣進行修身。道學家中朱熹一派普遍主張“省、察、克、治”，蔣介石也照此辦理。

宋明道學家有所謂“功過格”，做了好事，有了好念頭，畫紅圈；做了壞事，有了壞念頭，畫黑圈。蔣介石則專記自己的“過失”，較之道學家還要嚴格。1920年1月1日，蔣介石決定自當日起，至第二年4月15日止，“除按日記事外，必提敘今日某某諸過未改，良知未致（或良知略現），靜敬澹一之功未呈也”。他所警惕的過失有暴戾、躁急、誇妄、頑劣、輕浮、侈誇、貪妒、吝嗇、淫荒、鬱憤、仇恨、機詐、迷惑、客氣、賣智、好闊等16種。如果一旦發現有上述過失，就在日記中登入。因此，他的日記對自己的疵病，常有相當坦率甚至是赤裸的記載。

蔣介石之所以重視個人修養，不同時期有不同作用。早年是為了做“古來第一聖賢豪傑”。五四運動爆發，蔣介石從中看出了中華民族復興的希望，他當時在修身上對自己的要求，應是上進、自強的表現。其後，蔣介石投身國民革命，參加廣東革命根據地建設，反映出傳統道學中“民胞物與，巨集濟群倫”思想對他的影響。北伐戰爭期間，國共矛盾逐漸尖銳，蔣介石處境困難，他企圖通過修養錘鍊自己，應付環境，獲取突破難關的意志和力量。1927年以後，蔣之地位已定，繼續修養則是為了做“中華民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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