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管嫩濱

當年，德勒布、索朗阿的主要任務，一是組織貢貂，二是安置好不斷南遷到嫩江流域的鄂溫克、達斡爾族同胞，三是負責追拿那些“叛逃”之人。

在《清太宗實錄》中，記載了許多黑龍江各部落部長、村屯頭目到瀋陽進貢貂皮的事例。仔細分析不難發現，大多數是以個體方式單獨而來的。自從德勒布、索朗阿上任後，黑龍江地方的貢貂方式發生很大變化。比如，貢貂時間不再分散，而是集中於每年七月份，領銜送貂的官員，從開始的由佐領帶隊，到順治八年（1651年）改由德勒布、索朗阿家族輪流帶隊並形成慣例。清廷賞賜的方式，由原來的“宴賚如例”，也改為“賞賚如例”。對於那些臣服但仍居住在黑龍江流域的各村屯，取消個體朝貢，由“頭目”集中派送。因此，順治時代是鄂溫克、達斡爾人貢貂方式的轉型期。無論是在貢賦品種、領銜官員、進貢時間方面，還是在清廷賞賜方面均向規範化、制度化轉變。

從順治初年開始，因沙俄入侵，達斡爾人遷往嫩江流域，至順治十年（1649年）前後形成高峰。據達斡爾學者吳維榮考證，順治年間，嫩江中下游兩岸，上至布特哈梅斯勒屯，下至嫩江下游的莫呼爾屯，最早建立了二十九個村屯，其中江西十七個，江東七個，江南五個。鄂溫克族除少部分定居於平原河谷地帶外，絕大部分依山林而居，弋獵遊牧於諾敏河、阿倫河、音河、雅魯河、綽爾河、濟沁河等嫩江支流。鄂倫春人則集中分佈於大小興安嶺，捕獵貢貂。史料顯示，內遷各族的居地、村屯，既有理藩院以及後來達爾漢的組織，也有在“不使族群分離”的原則下，對原哈拉莫昆組織的尊重，形成了長達千里的嫩江居住帶。為此，德勒布、索朗阿家族是有貢獻的。

按照規定，達爾漢的承襲是有條件的，並非世襲罔替。

據《清初內國史院滿文件案編譯》記載，順治五年（1648年）六月初三日，清廷議敘戰功，規定：“德勒布達爾漢病故後，準子瑚爾格固爾仍襲達爾漢，戰亡準再襲，病故則免之。”根據這一規定，德勒布的達爾漢名號，家族最多可襲兩次。大約順治十三年（1656年），德勒布去世，長子呼爾和郭勒承襲達爾漢，與索朗阿一同管理民族事務。大約康熙元年（1662年）呼爾和郭勒去世，因並非戰死，按規定家族子弟不可承襲。但其家族將所得“敕書”送交理藩院，呼爾和郭勒之弟佈雷被補放為“副管”。這一稱謂，並非達爾漢名號。由此可以斷定，嫩江流域的鄂溫克、達斡爾族管理事務向行政化管理轉變。

索朗阿家族達爾漢名號承襲的時間比較長久。順治十七年（1660年），索朗阿之子扎木蘇達爾漢替代其父貢貂。直到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索郎阿的孫子滿岱依然承襲了達爾漢名號，再以後的承襲狀況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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