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溫新

前幾天，筆者去香港歷史博物館參觀香港故事展，偶遇該館導賞團講解《南京條約》，立足細聽幾分鐘後，感到非常震驚。

首先，講解員竟然將英國的侵略戰爭中立地描述為“軍事行動”，言語中完全沒有“入侵”、“強佔”這樣的詞語，反而刻意突出條約中第三條“英國只是利用港島作為修船和儲存之用”，隻字不提英國在1842年8月《南京條約》簽訂之前的一系列侵略行為，包括1841年1月英軍強行登陸佔領港島，單方面釋出《穿鼻條約》，5月釋出通告強行拍賣港島部分土地，1842年2月釋出公告，宣佈港島以及其他島嶼的所有土地及收益歸於英皇所有。

其次，在將《南京條約》描述為本地一個“不可回頭”的歷史開端同時，將之渲染為一個“和平締結”的條約，卻隻字不提該條約是在英國人開著軍艦來到南京獅子山下，利用軍事壓迫，逼使清政府簽下的不平等條約。

最後，在描述條約簽訂之前，清政府拒絕接見英國使者的局面時，講解刻意渲染英國使者律勞卑又病又累回到澳門島，最後客死他鄉的淒涼情節，而絲毫不提條約簽訂後，香港新界居民對英軍的激烈反抗。

英國殖民香港百餘年，沒有組織任何的官方本土修史。迴歸之後，官方修史工作也一直在拖延。在目前香港義務教育中歷史課嚴重不足的情況下，香港歷史博物館是為數不多的可向公眾傳播香港歷史的官方平臺。

然而，博物館對具有重大意義的《南京條約》的詮釋，竟然偏頗到如此地步，實在令人不解和遺憾。

無論是由於講解員的失誤也好，還是解說詞不當也罷，如果香港歷史博物館無法傳播真實的歷史知識，又談何面對和承擔應有的歷史責任？由此想起前段時間香港年輕人基於對《南京條約》的錯誤認知而提出的荒謬倡議，不得不讓人感到以反殖民立場來詮釋這些重要歷史事件的緊迫性和必要性。

作為一名香港本地學生的家長，筆者曾留意網路流傳的名校王錦輝小學通史課程中對於鴉片戰爭的描述。最令人擔心的是，同博物館的講解一樣，這些看似“理中客”，卻不知亡國恨的視角和詮釋，與英國人弗蘭克韋爾什撰寫的香港史驚人地一致。如果時至今日，香港歷史博物館仍要用英國殖民者的視角來看待歷史，將會對本地的身份認同和歷史認知帶來嚴重誤導。

實際上，香港迫切需要一個新的視角和詮釋，梳理和終結近百餘年來香港各方面複雜的歷史與關係，澄清歷史認知誤區，增強香港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本來從2006年就開始著手進行的香港通志撰寫，是一個很好的契機。孰料13年後，與此對應的小規模地方誌研究都已出版了兩冊，而原定十冊的香港通志卻遲遲不見蹤影。這又是一件讓人深感遺憾的事情。

香港歷史博物館現正舉辦阿富汗古文明展。這是一個由全世界博物館接力的展覽。阿富汗多年內戰，本國國寶因無法得到有效的保管，不得不在全世界流離失所，回不了家。而與此同時，香港也眼看著正一步步從國際繁榮大都市滑向失序的深淵。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如果在此火燒眉睫之際，香港各界還不願意去推動建立基本的歷史共識，一起促進社會的撥亂反正，那還要等到什麼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