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朝皇帝王莽，由於經歷比較坎坷，王莽對當時的社會問題認識較為深刻，是貴族、官僚集團中的一個比較有見識的人物，也有改善社會、政治狀況的主觀目標。但其不擇手段的做法，強烈的樹立自己的權威的要求，也暴露了他個人的野心，他輔政之後，以周公輔成王的故事比附自己。

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他稱“安漢公”。四年，稱‘“宰衡”。五年，毒殺平帝，另正一個兩歲小兒劉嬰為帝，號“孺子”，史稱孺子嬰;自為“假皇帝”，實際和真皇帝一樣。過了三年，重又廢掉孺子嬰，正式當了皇帝。改國號“新”，改元“始建國”。

“新朝”的壽命很短，才只有十七年，以至古今編年史家對它都是略而不記，而王莽的，“大奸臣”、“偽君子”的惡諡卻永遠也不能洗刷掉了。唐朝的白居易有一首詩寫到王莽：

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鑽龜與祝著。

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

周公恐懼流言後，王莽謙恭未算時。

向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

白居易的意思是說，如果王莽在篡漢之前便已死去，他一定會留下個謙恭的美名。一切都錯在一個“篡”字，從儒家“忠君”的觀念而言，白居易的指責自然是有道理的。

但是，自古以來，搞“篡”的人還少嗎?即如白居易所效忠的李唐王朝，難道不是由“篡”而得?任何一個新王朝的建立，可以說都是“篡”的結果，如果沒有“篡”，泰始皇所設想的“始皇、二世、三.....以至無窮”的局面便會實現，天下至今還應由贏姓一家所統治，這難道倒是正常的嗎?

問題在於該不該“篡”，劉邦“篡”秦、李世民“篡”隋，以及後來的趙匡胤“篡”周，愛新覺羅氏“篡”明，都“篡”得好，不“篡”歷史便沒有活力，那些握有權柄的人便永遠得不到懲罰，那些在重壓下的百姓便永遠不能伸一伸腰，喘一口氣。連饋家的亞聖星夫子都認為武王伐紂不是篡，而是“誅一夫”，認為“五百年必有王者出”，“篡”是歷史的規律。

王莽所生活的那個漢該不該“篡”呢?西漢王朝自漢宣帝以後，已是江河日下，漢元帝之無所作為，漢成帝之荒淫糜爛，漢長帝之懦弱無能，貴族官僚揮金如土，貪殘成性，政治無比黑暗,人民苦不堪言，社會危機日趨嚴重，階級矛盾日益加深,中央集權削弱，外威宦官頻頻干政，曾經十分強盛的西漢王朝無可挽回地走向衰落。表明西漢王朝的“氣數”已經盡了，該將它送進墳墓了。當時，在百姓乃至中下層官吏中,都渴求一個較為清正廉明的人物出來主政，結束這種黑暗政治。王莽看準了這一點。便愈加謙恭謹慎，以獲取名譽來作為獵取政治地位的資本。王莽正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登上歷史舞臺，企圖緩和階級矛盾，實行改良。

因此，王莽的“篡”是歷史的必然，而且，他所採取的“篡”的方式——禪讓， 犧牲最小，付出的代價最小，給社會造成的震盪和破壞最小，比起大規模的流血戰爭、武力奪取而言，要算一種最溫和的方式。而且，他完全是靠一個人的力量和智慧，沒有動用一兵一卒，就完成了一次改朝換代的過程，那耐性、堅智謀、手段，古今以來，罕有其匹，比起秦皇、漢高、唐宗、宋祖，他自有其獨到之處，異乎尋常之處。

王莽的過借在於他“篡”後的舉措，他看出了社會弊端的癥結，王莽認為，土地兼併起於“井田”，造成弱者無立錐之地。只有均田地，平貧富。顯然這種大同思想的實施是不能靠空想來實現的。他所提出的解決的方法卻是大錯特錯了，他不不是對症下藥， 而是食古不化，把來自儒家經典的理想化了的聖王之道奉為金科玉律，並以此來指導社會改革,企國以社會的倒退來求得社會矛盾的解決。不只滑稽、荒唐，而且是南轅北轍，不僅未能解決任何現實生活中的矛盾,而且激化了矛盾，最終釀成了社會大動亂。他的迅速覆亡是必然的。

另一方面,王莽的“篡漢”，違背了皇室承繼的正統思想，侵犯了劉氏宗族的利益，也觸怒了一大批官僚，既得利益和正宗思想，使他們中的一些人也參加了反對王莽的鬥爭。王莽既不像曹操、司馬懿那樣有出色的政治、軍事才幹,文不像劉裕那樣功績顯赫,然而卻沒有人能阻止他篡奪國柄,建立“新”朝，以改制之名，行復古之實,在政治舞臺上演出了一場歷史大倒退的悲劇。

以往“史家”認為王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外戚篡位建立國號“新”的竊國大盜，王莽的形象一直是“奸侵、偽莽”等等， 對王莽的改制，史學家評之為“倒行逆施。同時，王莽也是中國曆次變法改革的失敗者之一。我們也可從另一個角度設想，如來王莽的舉措多少得當一些，使“新制”的壽命也能長達百年以上，只怕對王莽當又是一種評價。毛澤東1939年5月30日在延安慶賀模範青年大會上題為《永久奮鬥》的演講中說：“人到死的時候，才能斷定他是好是壞，假使用公在那個謠言流傳的時候就死了，人家一定會加他一個“奸臣“的頭銜；又若王莽在那個謙讓卑恭的時候死了，那後世人一定會讚揚他的。然而它說明了人只有到死，才可以論定他的功罪是非。“

1926年，毛澤東在廣州主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毛澤東在講課中說：關於王莽變法，漢時一般做史的人——范曄、 班固、班昭等——因 為他們吃的是漢朝的飯，要給漢朝說幾句好話，把王莽說得怎麼壞。其實王莽也不是怎麼不得了的一個壞人。我們現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誠懇的態度來研究的。均田制是王莽時倡的，可見他注意農民問題了。因為農民問題最重要者其唯土地，而他先節制田地。地主階級見王莽所行的政策，諸多不利於已，欲尋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取而代之。而劉秀於是起來了。倡人心思漢，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蓋因王養代表農民利益，不得地主階級擁護，劉秀則代表地主階級之利益，故能得最後之勝利。

毛澤東對王莽篡位的看法語出驚人，認為王莽“也不是怎麼不得了的一個壞人。”用一分為二的觀點來評說王莽其人，拋棄其個人野心，王莽改制的主觀目的，確實是想解決中國數千年來“患寡不患均”這一問題。 農民問題是中國新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因為這個問題關係到無產階級的領導權，關係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同盟軍， 關係到民主革命的成敗。毛澤東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講授《中國農民問題》時，借用了王莽推行“王田制”這一典故，從正面肯定王莽是代表農民階級利益的，以此來說明農民問題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