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言

錢這個事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可總歸一點，多還是有好處的！就像很多人經常問過我的一個問題，你那麼努力，拼命的賺錢到底為了什麼？我想，或許是為了體面的死吧！不是這樣的嗎？好了，言歸正傳！筆者在網上看一文，宋代官員：我不是哭窮，是真窮！我覺著這個事情不應該以偏蓋全，應結合當時社會現狀，全面客觀分析其緣由，得出更加中正觀點，以便讀者受益。這正是此文筆者努力之方向！

背景

對於宋代官員俸祿水平，古往今來史學界爭論不休，無非高低兩點！

一種意見認為：宋代官員待遇優厚，俸祿水平高。正本溯源：這一意見的主要思想代表，無疑是清朝的趙翼，其著名論斷就是：“恩逮於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而事實上，此觀點並不是首次提出，在宋朝就大有人在。王棟就在其《燕冀飴謀錄》中曾提出：國朝待士大夫甚厚, 皆前代所無。朱熹同樣持此看法。 杜範也認為“祖宗待士大夫甚厚, 而繩贓吏甚嚴”。

相反而言：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宋代官員待遇偏低, 收入甚少, 官吏貧困者多, 並認為這是造成宋代貪官贓吏多的一個重要原因，筆者認為此舉亦是窮則生亂，心之所向吧！正本溯源：宋人彭乘在《墨客揮犀》卷一中就記有反映當時官員俸薄的文字。 王安石也有 “方今制祿, 大抵皆薄”言詞。當今學者，多人持此觀點。

筆者認為，對宋代官員俸祿水平分析評價以及再次定義，不應侷限在個體，畢竟人的客觀表示難免含有主觀感情，你的低極有可能是別人的高！就像一句名言：不要羨慕別人，你所擁有的正是別人所羨慕的。故我們不應將目光只盯冷冰冰的數字，也不應借鑑或多、或少官員個人情感抒發。而是我們應該站在客觀公正的角度之上，放寬視界，多角度，全方位評析宋代官員俸祿水平，這樣才能得出客觀中正的答案。鑑於此，筆者在努力之路，下面幾個因素值得我們學習注意：

袁採在《袁氏世範》曾言:"子弟當習儒業”，而"習儒業”目的則是“可以取科第，致富貴”。袁士此言頗具見地，可理解成宋人一種社會共識。古言：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北宋汪洙，可以說是宋代社會一種主流意識，且不論其流行的社會背景，僅就其本意而言，它切實反映了宋人崇高價值取向和人生追求。這裡的“讀書高”，究其根源：高就高在不拼爹，靠自己通過讀書公平參加科舉進階成仕宦，進軍政壇，當官食祿，享受榮華富貴。陸九淵曾言：“今人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為利。又言：”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 而要其志之所向, 則又唯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朱熹的得意門生黃幹也希望他的後代多讀書, “多聞博識, 進可以應舉, 可以為書會, 以不失其衣食之計 ”。至此可理解成，讀書至少可解決溫飽之題。 其然，從這些鴻學碩儒的言論和社會輿論及其的導向分析, 宋代官員的待遇理應不錯。 反證：如果真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官員們俸祿很薄, 可憐兮兮, 到處哭窮！那麼這些在當時就是“巨儒”的人物就不會說這些話, 也不會有“唯有讀書高”的命題。

考察宋代官員俸祿水平不僅要考察其”額定“之祿，更要考察其”額外“之祿。這恰恰是最有意思乃至玩出貪腐、彎道超車之處。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官員俸祿除正俸外，還有添錢、職錢、職田、公使錢、驛券、元隨傔人衣糧、傔人餐錢、茶酒廚料、茶湯錢、食料錢、折食錢、廚食錢、薪蒿鹽炭紙錢等等, 涉及到了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可謂方便周到。 而其中的職田、職錢、公使錢、添支錢、驛券最為重要, 油水也最為可觀。由此一來，不乏別有用心之人！重申一言：因正祿為”額定“之祿，就宋朝最沒排面的赤縣縣丞而言，其正俸為15兩白銀，按1兩=1000換算購買力，其月薪15000（不含外俸，其實外俸才是驚豔所在）。講道理，不低了吧!但是，比較這個沒意義，因為這樣拉不開差距，實現不了彎道超車。故筆者著重闡明”額外“之祿，加深讀者印象。如慶曆年間權知鳳翔府滕宗諒被革職, 其罪名就是“前在涇州, 費公錢十六萬貫”，宋代的貨幣換算是一兩等於一貫，這裡的十六萬貫放今天來說就是1.6億人名幣吧！這裡的公錢就是”公使錢“。《向經傳》也說“方鎮別賜公使錢。 公使錢例, 私以自奉”。 即使不明目張膽地揣入私囊, 也想方設法化為己有。除此之外，更有一身而適兼數職者，官員無實職者可以領俸，有實職者則可以另加錢。實則為宋亡埋下了伏筆，敲響了警鐘。

從某種程度來說，士人出仕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士大夫范仲淹為例，其兩歲而孤，隨母改嫁朱長山過活。朱家雖有俸收及其他產業，但肥水不流外人田，其家產並未有范仲淹一分一毫。故少年及青年的范仲淹生活並不富裕，特別是在長白山讀書時，生活十分清貧。但范仲淹入仕後，其生活境況獲得了根本上的改觀。他不僅自給自足，養活自己口數不少的一家人，而且心懷天下，接濟了不少青年貧苦學子(據史：理學家孫復青年時就曾受範的資助）和親朋好友。特別是他還捐資成建規模不小的蘇州範氏義莊（義莊田地之租用於贍養同宗族的貧窮成員，類似現在福利機構一種），這是一種深得民心的表現。範公雖在生時就已揚名天下，但其官職並不算高赫，雖最高做到了參知政事，但時間並不長，更多的時間是在做地方官，而且以清廉著稱。有如此經濟實力，其來源正是做官收入，及俸祿。

袁燮在為其叔父所作行狀中引王正己的話說:“ 吾觀今人遊而歸者, 鮮不買田。錢從何來，正如前語。

從官員個人來說,做官與不做官, 做小官與做大官, 做京朝官與做地方官, 其效果是不一樣的。 所以, 宋代士人要真正摘掉貧窮帽子, 還是要入仕做官。 謝維新曾說:“中興百年, 雖非復昇平之舊入,然國朝之待臣甚厚, 養更甚優, 此士大夫一命以上, 皆樂於為用, 蓋有以養其身而固其心。可謂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自然而言，宋朝對士大夫的優待，是得到了一定的回報。

綜觀上述, 我認為宋代官員俸祿應該說是優厚的, 最次也窮不至死。載籍所記,只不過有不少貧宦的感慨, 但更多的是滿意的聲音。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感嘆俸薄者, 除官小職微等種種原因之外,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如苗書梅先生所說的“家庭人口過多, 經濟負擔沉重 ”,因而深感力不從心。 但個人負擔沉重之變數高低, 與宋朝俸祿制度並無直接關係, 負擔重也不能說明俸祿就薄, 政府不可能讓所有官員家庭特別是巨型家庭都過得滋潤舒坦, 它只能保證大多數官員過得優裕。從這一點來說，宋朝是做到了。所以，宋朝官員們，與其抱怨，倒不如多讀書，少哭窮。至少讀書是有可能令您加官進爵，這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