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馬背上的民族”而言,上馬則備戰鬥,下馬則屯聚牧養 。騎射是一種生產,又是一種生活。他們對馬的一切,包括習性、功能都非常熟悉,因此,騎馬民族的戰士,稱得上是天生的騎兵。
天生騎兵隨著騎馬方式的產生和傳播,在亞歐大陸北部的草原上出現了許多騎馬民族,其中有的民族還創造了燦爛的遊牧文明。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強大的遊牧民族—匈奴,就極其重視對騎兵的訓練。史書記載匈奴人“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契丹人也是如此,當年北宋名臣歐陽修出使遼國時,發現契丹的“兒童能走馬,婦女亦腰弓”。
在蒙古汗國時代,經常舉行圍獵活動。活動開始前,蒙古大汗命令每十戶人家必須選拔出規定的男人參加,參加的隊伍也按照十戶、百戶、千戶的軍隊序列組織起來。如果士兵沒有按照規定的路線行走,大汗就會給他嚴厲的懲罰。
事實上,這樣的圍獵不亞於一次圍殲戰。成百上千的蒙古騎兵透過佈陣、追蹤的過程,不斷協調指揮,從而取得勝利。從戰鬥的激烈程度而言,圍獵活動作為騎兵軍事演習無疑是綽綽有餘的。就這樣,經過嚴格的訓練,蒙古騎兵逐漸成為一支驍勇善戰的勁旅。
漢家千里駒草原上的遊牧民族上來就是騎兵,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秋高馬肥之際的異族入侵往往成為農耕王朝的噩夢。有鑑於此,建立一支強大的騎兵隊伍就成為中原王朝的必然訴求。
不言而喻,發展騎兵的首要任務就是飼養戰馬。但由於地理條件的限制,中原地區所產的馬匹數量、質量都難匹敵遊牧地區。為解決這一難題,中原政權往往透過動用國家資源的方式集中飼養戰馬。例如,《史記平淮書》中就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至長安者數萬匹”。當時,僅西漢的朝廷廄馬就多達40萬匹!
有了良馬,還要訓練有素的戰士。
漢代的騎兵,大多出自於西北六郡的“良家子”。這些地區自古以來就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的交匯地,所以當地居民受少數民族習俗影響頗深。
在這種背景下,六郡“良家子”從小就受到騎射等基本訓練,這也是他們成為漢代騎兵兵源的原因所在。
經過文景之治數十年的休養生息,西漢國力得到空前發展,同時也訓練出了強大的騎兵部隊。從漢武帝時期開始,漢朝就對匈奴發動了大規模的反擊戰,漢朝騎兵以其驍勇的戰績成為了進攻的先鋒。
在這場國力對決中,“帝國雙壁”—衛青和霍去病也成為了最為出色的將領。精銳的騎兵加上傑出將領的指揮,使得大漢帝國的聲威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世紀的騎士實際上,早在漢朝,就已經有了輕騎兵與重騎兵之分。漢朝的騎兵大多不著鎧甲,善於長途奔襲,屬於輕騎兵之列。至於在世界範圍內的重騎兵翹楚,當屬中世紀的歐洲騎士。
中世紀的歐洲騎士基本上是貴族階層的自留地。除了地位上的差距,經濟上的花費也是成為貴族騎士的重要原因。據資料記載,公元9世紀時,裝備一名騎士所需的費用,超過22頭公牛的價格。此外,騎士參戰還需配備食物和飼料補給。因此,有能力服騎兵兵役者,大多都是貴族。
出身的優越往往伴隨著對平民階層的蔑視。對於貴族子弟而言,忠誠、勇敢、謙卑是騎士的必修課,也就是所謂的“騎士精神”。但是,隨著中世紀的沒落,“騎士精神”也逐漸走向崩潰,例如《唐吉訶德》中的主人公就是騎士階層的受害者。
正是由於騎士階層的壟斷性,所以對於貴族子弟而言,成為騎士也不是一件容易事。故此男性貴族往往在很小的時候,就要接受嚴苛的騎士教育。
第一階段為家庭教育,主要由母親負責對幼童進行初步的宗教教育。第二階段為侍童教育,貴族階層將子弟送往高階封建主的城堡充當僕童,以體現君臣關係。最後階段就是見習騎士教育,青年子弟開始在比武場上觀摩比武,並學習所謂的“騎士七藝”。
十字軍運動期間,騎士漸漸失去了宗教色彩,僅僅代表著貴族階級的榮譽感。十五世紀槍炮出現後,騎士在戰場上沒落,逐漸成為了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