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禎十七年，“闖王”李自成率領的起義軍攻入北京城，崇禎皇帝朱由檢在心腹太監王承恩的陪同下，自縊於煤山，成就了“君王死社稷”的身後美名。臨終之際，朱由檢留下了一句推卸罪責的話：“諸臣誤朕也，國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棄之，皆為奸臣所誤，以至於此”；而陪在身邊的王承恩，卻給出了一句讓人難以理解的感慨：“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

崇禎皇帝殉國處

王承恩口中的“忠賢”，就是明朝歷史上有名的“九千歲”、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十大奸臣”之一、天啟年間的“司禮秉筆太監”——魏忠賢。

歷史上的魏忠賢有多壞？崇禎皇帝稱其“擅竊國柄，奸盜內帑，誣陷忠良，草菅多命，狠如狼虎”；梁啟超稱其“巧言令色，獻媚人主，竊弄國柄，荼毒生民”；蔡東藩先生稱其“惡貫滿盈，中外切齒”。可就這樣一位如“秦之趙高，漢之十常侍”的大奸臣，為何能得王承恩如此讚許，為何能影響到明朝國勢的發展？

換句話講：為什麼剛殺了魏忠賢，大明王朝就垮了？

我們先來看下魏忠賢當權時，大明王朝的具體表現：

1、這一時期，朝廷的防禦重點在遼東地區，“龜縮山海關”的決議被推翻，孫承宗率軍向關外推進；而後，接替孫承宗督師遼東的袁崇煥，在關外打了幾次漂亮的勝仗，甚至一炮將後金之主——努爾哈赤轟到重傷不治。

2、這一時期，關寧鐵騎滿員滿額，糧餉充足；皮島軍隊不但不需要精簡，毛文龍甚至還可以大肆開展黑市貿易，搶掠朝鮮邊民商旅，硬是將皮島打造成了軍事重鎮，有效鉗制了後金東部地區的多座城池。

3、這一時期，袁崇煥構築了著名的“關寧錦防線”，從寧遠到錦州，幾乎所有的城池都被翻新、加固。火銃、戰車、地雷、炸彈，甚至連“紅衣大炮”這等先進武器也被搬上了城頭。

如此背景之下，大明軍隊幾乎一直在壓著後金的八旗軍隊打，努爾哈赤、皇太極、阿敏等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敗績。這一時期，皇太極也只能暫時龜縮於盛京，不敢輕易出手。

如此一片大好的關外局勢，自然離不開強大的財政支撐。那麼，魏忠賢哪來的錢呢？

並沒有像崇禎皇帝那樣，從窮苦百姓身上掏銀子，而是將手伸向了工商業、對外貿易發達的江南地區，恢復了萬曆末年被廢黜的工商稅、海稅等。

如此舉動，遼東地區的將士們自然欣喜，不用被搜刮殆盡的百姓自然欣喜，於是全國各地掀起了一陣為魏忠賢修建“生祠”的高潮。注意，這並非為魏忠賢翻案，在所有的“生祠”修建中，就屬遼東將士和河南百姓修建的最為用心。為什麼？就是因為魏忠賢保證了遼東將士的錢糧供應、一手打造了當時的大好形勢；就是因為魏忠賢非但沒有給百姓加賦稅，反而在河南受災時，下令“免除賦稅、由內庫撥款賑災”。

只是，魏忠賢的所作所為傷害了當時最大的官僚階級政治集團——“東林黨”。這個由“江南士大夫”組成的勢力集團，不為國家興亡擔心，不為戰場局勢擔心，更不為朝廷財政擔心，他們擔心的就只有一個：不能讓朝廷在江南地區收稅，因為那裡都是我們投資的企業。

於是，“東林黨”和他們口中的“閹黨”不共戴天，視魏忠賢為死敵。所以，崇禎皇帝剛一登基，“東林黨”便藉著新皇集權的天賜良機，一舉將魏忠賢扳倒，重新掌控了朝廷的話語權。

“東林黨”的聖地——東林書院

“東林黨”掌權後，大明朝廷又變成了什麼模樣？

江南地區的工商稅、海稅再次被廢黜，朝廷的財政收入全部轉移到了北方地區百姓的身上，在正常的賦稅外，還增加了著名的“三餉”——“遼餉、練餉、剿餉”。廢除富庶的東南稅收，卻派軍隊到貧困交加的西北旱區、災區加賦、徵稅，這就是被後世評價為“道德楷模”的“東林黨”！

除此之外，“東林黨”還主張對後金講和，甚至認為遼東將士對局勢的有效控制就是勞民傷財；對農民起義則是“得過且過”的曖昧態度，一力主張“招安”，讓起義軍逐漸發展壯大。更重要的是，逢此亂局，“東林黨”除了極個別的清官外，幾乎人人貪腐，拼命撈銀子、準備後路。

看到這裡，有人不禁要問，崇禎皇帝也不傻，為什麼就非得聽“東林黨”的擺佈，就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治理國家、徵收稅賦嗎？

別忘了“東林黨”是幹嘛的？他們可是靠“嘴”吃飯的文人、士大夫，久潤官場的老狐狸，論講道理，天下絕對難逢對手。但凡崇禎皇帝有點傷害到“東林黨”利益的舉措，這些人不把崇禎皇帝說的愧對“二祖列宗”、愧對大明江山都不算完。

於是，崇禎皇帝便被“東林黨”限定在了一個圓圈內，在圓圈內，你就是千年難遇的英明君主；出了圈，你就是無道昏君，就是敗壞祖宗江山的歷史罪人。於是，崇禎皇帝變成了一個被矇在鼓裡的可憐觀眾，眼睜睜地看著“東林黨”上演著一幕幕禍國殃民的大戲。

有諸多後世學者認為，崇禎朝的大明軍隊之所以在遼東地區節節敗退，無外乎一個“錢”字。因為財政困難，讓崇禎皇帝畏首畏尾，甚至疑心重重，將唯一可能改變局勢的袁崇煥凌遲處死；因為財政困難，遼東將士缺糧缺餉，難以為繼，又該如何面對如狼似虎的八旗軍隊！因為財政困難，崇禎皇帝只能同意朝臣精簡地方機構的建議，其中將明朝直接推翻的李自成就是這次精簡範圍內。

朝廷沒錢，但幾乎掌握著大明財政根本的“東林黨”有錢啊！可等到崇禎皇帝向這些“忠臣”、“楷模”伸手要錢的時候，他們幾乎全是一樣的回答：

臣是清官，臣沒錢；你殺了我，我也沒錢！

在這裡，我們舉一個例子說明：周皇后的父親，崇禎皇帝的國丈，“東林黨”的代表人物——周奎，面對崇禎皇帝的“捐款”要求，卻向自己的女兒周皇后要來5000兩銀子，還自己扣下了2000兩，向朝廷“捐助”了3000兩。可等到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卻從周奎手中搜刮出三百萬兩白銀之巨。國丈尚且如此，其餘朝臣的表現，可想而知。

這就是魏忠賢和“東林黨”之間的區別，魏忠賢從來“不講道理”，一切從實際出發，哪裡有錢，哪裡能弄到錢，我就朝哪裡伸手。什麼忠奸、道義、名聲、影響，大明王朝倒了，一切都是空談。只不過，崇禎皇帝直到被逼上煤山，才想起自己的哥哥——天啟皇帝臨終交代的那句“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才覺察到“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皆為奸臣所誤”。

行文至此，不禁感嘆，歷史還真是一個任人裝扮的小姑娘，如何書寫、如何篡改，甚至如何抹黑，全由勝利者說了算。後世對於魏忠賢“奸臣”形象的認定，很大程度上來自《明史》；而《明史》則由清初文人集團書寫；而清初的文人集團，原“東林黨”又是主要的組成部分。所以，魏忠賢到底是何種形象，也只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參考文獻：《明史》、《明季北略》、《中國曆朝通俗演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