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蘭克到弗洛伊德再到海登·懷特

——歷史為什麼一定要成為科學

摘要：西方歷史學進入到14世紀以後，如何確立其科學地位成為了史學工作者的主要任務之一。到19世紀，所謂“蘭克時代”，西方史學日臻成熟，終於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並躍居西方人文科學的首席，被學界稱為“科學的皇后”或“世紀的科學”。然而從20世紀以後，隨著新史學對傳統史學的衝擊和後現代主義新新史學的二翻衝擊，我們要不要反思一下，歷史學是否應該被視為“科學”或一定要成為科學。

關鍵詞： 歷史學；科學；蘭克；弗洛伊德；海登·懷特

“科學”一詞從古至今都無法被科學家或者哲學家給出充分的本質主義的定義，最終只是歸結為反映人們對自然、社會、思維等的客觀規律的分科的知識體系這樣籠統的說法。對於“科學”，大英百科全書給出的解釋是這樣的：“涉及對物質世界及其各種現象並需要無偏見的觀察和系統實驗的所有各種智力活動。一般來說，科學涉及一種對知識的追求，包括追求各種普遍真理或各種基本規律的作用。”[①]也就是說，“科學”至少要涵蓋三個方面的含義：（1）觀察。致力於揭示自然真象，而對自然作理由充分的觀察或研究（包括思想實驗），通常指可透過必要的方法進行的，或透過科學方法——套用以評價知識的程式而進行的。（2）假設。透過這樣的過程假定組織體系知識的系統性。（3）檢證。藉此驗證研究目標的信度與效度。

西方史學步入到14、15世紀所面臨的一大問題便是自身的定位問題。這一問題的出現本身是伴隨著史學脫離經院哲學範疇和神學束縛的過程之中的。換言之，史學若要徹底地擺脫經院哲學和神學的掌控，就必須要確立其獨立學科的身份和科學的地位。這項工作經奎齊亞迪尼、克拉林敦最終到蘭克得以完成。

一、蘭克史學從輝煌到危機

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年12月21日—1886年5月23日），日耳曼族，著名歷史學者。

“蘭克的史學以強調對事實的考證和批判而著名”[②]，對西方歷史學的貢獻是不言而喻的，其在方法論上倡導的“歷史科學”（Geschichtswissenschaft）助歷史學成功的披上了“科學”的外衣。也因此，蘭克被冠以“科學的歷史之父”之稱；19世紀“蘭克時代”的史學亦被學界稱為“科學的皇后”或“世紀的科學”。

蘭克史學的做法概括起來為三點：第一，對史學證據幾乎嚴苛的態度。蘭克史學是構建在客觀治學的學術思想上的，因此特別強調對史料真偽的鑑別。其演習了從1681年《古文書學》開啟的史學規範，即客觀、真實和史學證據的真實。[③]蘭克史學將歷史學科的學術規範發展成為了後世所延續的標準，這為歷史學成為獨立的學科並獲取“科學”之名奠定了學科體系中的基礎；第二，蘭克史學向自然科學借鑑了治學的方法和思維，倡導和推動了歷史學遵循“如實直書”的治學理念，“科學”的身份更為人們所認同；第三，從蘭克史學開始，史學推崇的是進步觀，這不僅與當時“科學”的理念相當契合，更成為了西方史學的傳統之一。“西方歷史思想最重要，或至少是最顯著的特點在於它對發展或進步的強調，換言之，在於它看待過去的‘線性’觀點。”[④]

蘭克史學在西方史學的發展過程中有著及其重要的貢獻：經過長期的積累，對西方國家的政治、軍事、憲政、外交的歷史研究可為成績斐然；在史料的挖掘、收集和考訂等方面也做出了顯著的貢獻；在強調史學的客觀性方面也有值得肯定之處。但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蘭克史學顯現出了其明顯的缺陷，表現在：（1）蘭克史學只研究廣義的政治史和極少數的精英與權貴，忽視了經濟、社會、文化諸方面的內容，把豐富多彩的歷史簡單化了；（2）蘭克史學忽視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作用，甚至把歷史變成了僅僅是偉人的傳記；（3）蘭克史學過分強調文獻考證和事實的描述，實際上排斥概括、解釋和理論，而其所用史料又僅限於文獻資料，且主要是官方檔案，這樣就限制了史學面的擴大，其復原歷史的目的是永遠無法達到的；（4）蘭克史學強調歷史學家只需要機械地把現成的歷史事實從史料中搬到著作中去就可以了。不僅不需要對事實進行“評價”“綜合”“思考”，要求史家在著述中“消滅自我”的觀念，忽視了認識主體作用，使史家似乎僅是一個簡單的搬運工，把事實從一個地方（史料）搬運到另一個地方（著作）。

蘭克史學的這種侷限性和狹隘性使其“科學”的身份越來越遭受質疑，並最終受到來自歷史哲學層次和史學本身層次的批判和衝擊。

從狄爾泰開始，以文德爾班、李凱爾特、卡西勒為代表的新康德主義學派，克羅齊、柯林武德為代表的新黑格爾派，羅素、沃爾什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學派和波普爾、德雷為代表的分析的歷史哲學學派，歷史學從“思辨”步入到“分析”的階段。而上述學者在批判蘭克史學的基礎上，一是為了挽救歷史“科學”的地位，二是為了將“史學”發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學科。歷史的“科學身份”是21世紀前主流史學家所要追求和維護的真諦。

二、歷史進步觀的“夢魘”和弗洛伊德心理史學詮釋出的“人性”歷史

20世紀對於人類歷史來說，可謂是一個大變革的時代。這場大變革給包括歷史學在內的許多思想上的傳統觀念代來了巨大的衝擊，使這些思想陷入到了深深的危機之中。20世紀可以簡單地視為由三件大事構成：戰爭、革命和科學革命。

（一）戰爭

即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是因為兩次世界大戰，徹底摧毀了人們原來思想中固有的觀念，改變和衝擊了人們的傳統認知。這當中，遭受衝擊最大的便是西方史學傳統的進步觀。法國史學家西蒙（P.H.Silmon）在《精神和歷史》一書有過這樣一段描述：

“在1914年的炮聲中，對現在所抱的信心和對歷史威力的信仰完全毀滅了。人們膽戰心驚地意識到，歷史不僅是過去的事，就連他本身也是絕望無援地掙扎在歷史的洪流中，不知道這個洪流要把他帶到那裡去。歷史作為這樣的一個階段已經過去了，那時它曾可能是一條美麗的河流，人們饒有興趣地沿著它上溯航行，或是心情愉快地從大地上向它眺望。現在人們對歷史，是從它的實際狀況來理解的，也就是把它理解為使人隨波而走的一種流動的元素，把它理解為海洋，在這個海洋里人們的意志和厄運的力量結合在一起，細心地描繪出一條曲折的航路，而航行的目標則從來不能預知，而且總是在什麼地方可能遭難。”[⑤]

進步觀被兩次世界大戰擊的粉碎，歷史學的主心骨遭到了撼動。這是擺在這個時期史學家首要面對的問題。

（二）革命

即十月革命。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取得了粉碎西方國家的武裝干涉和國內反動勢力反撲的勝利，站穩了腳跟，從而打破了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現實，使西方史學家不得不提出這樣的思考：

“在俄國，布林什維克的全部思想方式和政治都是以特殊的歷史論斷和特殊的歷史觀點為基礎的，他們宣佈了‘資產階級歷史’的終結，朝著自由、朝著把人類從舊式的暴政中解放出來和給人類以創造新的歷史的權利躍進……布林什維克在實現其洶湧的革命時所依據的那種歷史的論斷，會不會是‘正確的’論斷呢？如果這種論斷是不符合真理的，那麼，他們為什麼又能夠這樣有效而又這樣殘酷無情地推翻了沙皇和克倫斯基的制度呢？擺在歷史學家面前要加以研究的就是這樣一些問題……”[⑥]

（三）科學革命

在自然科學領域，以愛因斯坦（Albert.Einstein,1879-1955）的相對論和普朗克(Max.Planck,1858-1947)的量子力學為代表的激動人心的科學革命，也帶來了人們觀念上的變化。其中，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對牛頓的經典物理學提出了挑戰，它向人們表明，牛頓經典物理學的絕對時空觀念只存在於低速宏觀世界的執行中，而在接近光速的運動中，或在微觀物理學中這種觀念就不再適用了。也就是說換一種前提，原有的規律就不成為規律了。相對論對於哲學的衝擊，突出地表現在它豐富了人們對主、客觀的認識，使人們對與之相關的真理觀、絕對與相對等問題，都在認識上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量子力學最具代表性的突破是，取消了經典物理學中嚴格的因果關係，而贊同對事物的具體規律做出統計性的解答。即原先那種“如果——那麼一定”的因果關係讓位於“如果——那麼在某一機率上”的表述。這顯然改變了人們原先對事物發展規律的看法。人們開始懷疑，我們所認識的自然界的規律性是自然界本身所固有的規律嗎？或者自然界中是否隱藏某種規律？再進一步深思，如果自然界都不存在規律，那麼人類事物中還可能有規律嗎？ “終極概念”、“終極真理”存在嗎？對自然界研究尚且達不到客觀，社會科學、歷史學的客觀效能達到嗎？

“規律”神話的打破，加之“進步觀”的被摧毀，史學家對歷史學的認知與評判開始多樣化。這當中，對歷史學衝擊最大的，筆者認為是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開創、埃裡克·埃裡克森直接繼承的心理史學。塞爾託認為弗氏的心理史學有幾個特點：

“1.他打破了個人心理學和集體心理學的界限。2.他認為‘病理’反映的是人類經驗的結構功能被激化和被揭露的結果。從這個觀點上說，正常和非正常之間的區別不過是現象；從基本上講，這種區別在科學上沒有相關性。3.在歷史性上，弗洛伊德抓住了危機和歷史的關係，危機組織並改變著歷史；他用決定性的事件（聯絡和衝突，根源、世襲和性）來揭示心理病態結構的形成環節。在心理治療中獲得了肯定後，他繼續沿著三個方向緊密地分析：a）在成人那裡尋找決定性因素，可以追溯孩童時所經歷的最初的情景，並假設孩子（蜷縮在臺後的小東西）在故事當中扮演主角；b）有必要假設人類從根源上存在一種世襲的暴力（父與子的爭鬥），它在傳統上受到壓抑（傳統掩蓋的屍體），但這種暴力週而復始的效果在不斷的掩飾中仍舊依稀可辨（留痕）；c）憑藉各種語言確保找到有關決定性時刻的‘真實殘片’、閃光和碎片，病人的遺忘演變成一種心態，而殘存的記憶又可能使我們改變心理現狀。4.弗洛伊德改變了史學的種類，將分析者對自己位置的標定（情感、想象、象徵）引入史學，這種標定是必需的。他把詮釋當成一種清醒的條件，他用‘虛構’的陳述（‘虛構’文字表現了文字和自己獨特的產生環境之間的關係）來取代‘客觀’的陳述（這種陳述的目的是表現事實）。”[⑦]

就史學理論而言，精神分析學的滲入表明歷史學家們的興趣已不再停留在滿足於歷史事件的表面現象；不再把追逐那種‘準確可靠的無知’視為歷史研究的目的。相反，他們開始把探索的觸角伸向事件的背後，伸向人物和社會的心理層面，並試圖代為歷史陳述它所不願或沒能敘述的東西。儘管以大衛·斯坦納德[⑧]為代表的反心理史學家指出了心理史學的諸多缺陷，如史學證據的不嚴謹、邏輯上錯誤、理論的不可驗證等。但心理史學卻實實在在的開創了歷史學的一個新的視野和角度。同時，心理史學還重拾了自古希臘、古羅馬西方歷史學的人文主義特色，重新將歷史學作為“人性”的學問展現在世人的面前。這是弗洛伊德及其心理史學最為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心理史學的飽受質疑，也使得歷史學該不該是一門“科學”的疑問逐步進入到現代史學家思考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後現代主義對史學的衝擊下，史學和史學家們開始脫離了歷史的唯“科學”的觀念。

三、後現代主義和海登·懷特的非科學歷史

關於後現代主義的解釋和說明，可謂五花八門，是一個十分不確定的模糊的、有爭議的概念，很難下一個統一的、簡單明瞭的定義。如果想為後現代主義下一個精確的定義，其實反而是對後現代主義不夠了解。因為後現代主義的本質就無法不讓人有具體的、講得清楚的定義；因為後現代主義只是對現代各種現象的一種反應，很難說出一個具體的定義。當然，後現代主義有其獨特的表徵，正如王晴佳、古偉瀛在《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一書中提到：“大致而言，有下列一些重要特色：（1）不講民族主義；（2）研究器物；（3）弱勢族群；（4）重視個性，不重視同質性；（5）重視權力關係之轉移；（6）反統合；（7）反目的論；（8）反烏托邦，不主張同一，尊重多元，主張去除中心論；（9）應將思考先歸零，使事物之間原有的族群類似性消失，重新觀察彼此之間的區隔及差異；（10）降低作者的重要性，以文章彼此互涉的概念來取代以往對作者原創性的標榜；（11）反省納粹，對共同價值及意義提出懷疑。後現代帶來的最大困惑莫過於價值體系的大變動。”

後現代作用於當今的西方史學，突出的表現在已是以新敘事史為一個風向標、以轉義學研究為一箇中心，深入歷史描述方法的探索。對於歷史的“科學身份”，新一批的史學家更多的傾向出一種非科學主義，這其中代表人物便是開創元史學（Metahistory）的海登·懷特。

Hayden White，1928—2018，當代美國最著名的學者之一，新歷史主義最主要的批評家。

海登·懷特倡導歷史的“詩性”，因此像“建構、想象和比喻，這些曾經都是傳統歷史學家排斥的東西，卻被懷特用來充當其史學理論大廈的基石。”[⑨]這顯然是對歷史“科學”身份的置之不理。

然而從另一個層面來看，歷史本來就是為了敘述“人”的歷史。人作為感性的智慧動物，本身就不會為“規律”或者“科學”所框架；人類的歷史，無論是各個國家還是不同的民族，其實也都無法以單一或者線性的“規律”去描述。每個人的主觀性，構建出的必將是混沌、無序和非科學能完全解讀的歷史。

馬克·布洛赫說：“科學的實踐需要兩件東西：論題和人。”[⑩]構成人的，既有感性的因子，亦有理性的因子。當兩種因子碰撞出歷史的程序的時候，又有多少是能在“科學”的內涵中所認知的呢？人類歷史的發展，是有著依據可循，但偶然因素卻常常左右著歷史的方向，“規律”又能詮釋出多少真正的歷史呢？那麼，既然如此，歷史學又為什麼一定要作為一種“科學”去存在呢？

從這一層意義上說，或許海登·懷特“詩性”的歷史會比科學的歷史更能接近歷史的本質和本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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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英]巴勒克拉夫. 當代史學主要趨勢[M].楊豫，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①] 國際中文版/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公司. 不列顛百科全書·國際中文版·修訂版（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ition）[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7：15-137d.

[②] 王晴佳.西方的歷史觀年[M].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189.

[④] [英]彼得·伯克.全球視野中的西方歷史思想[J].宋立宏，譯.史學理論研究，2007（2）：6.

[⑤] P-H Silmon. L’Esprit et L’Histoire[M]. Paris：Hachette，1954：17-18.

[⑥] C.A.Beard & A.Vagts. Currents of Thought in Historiography[J].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37（42）：463.

[⑦] [法]米歇爾·德·塞爾託. 歷史與心理分析 科學與虛構之間[M]. 邵煒，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28.

[⑨] [美]海登·懷特. 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M]. 陳新，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3.

[⑩] [法]馬克·布洛赫. 為歷史學辯護[M]. 張和聲 程鬱，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