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泓水之戰中，因一個勁兒的講究君子不阻險隘，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放任楚軍從從容容的渡河，從從容容的背水列陣，攻擊時還不打實力較弱的左右兩翼，非得進攻實力很強的中軍，從而導致宋軍大敗虧輸，到最後，自己也做了俘虜，回國後在老百姓的埋怨下憂憤而死，最終得了個迂腐的美名，在歷史上名垂千古。

宋襄公

那麼，這裡的問題是，泓水之戰中的宋襄公，一味的對楚軍講仁，真的只是迂腐嗎，個人認為，不是，他有自己的難處，為什麼這麼說？

事實上，宋襄公真的還是挺仁義的，他是宋桓公的嫡子，姓子，名茲甫，宋桓公晚年，想立他為太子，臨了傳位給他，可宋桓公呢，卻認為庶兄目夷年長，且比他有本事，所以堅辭不就，非要父親傳位給目夷，可結果呢，由於傳嫡不傳庶的傳統由來已久，再加上目夷本身也堅決推辭，所以宋襄公才未能如願，於前651年登上君位，登上君位後，依舊以目夷為司馬，讓他掌管軍政大權，給予充分的信任。從這個角度講，且不說古時候嫡子與庶子的區別，單從宋襄公能在利益面前，避位讓賢這一點看，他都是個很了不起的人物。

也正因為他如此仁義，所以得到春秋霸主齊桓公的信任，晚年的時候，將太子姜昭，也就是以後的齊孝公託付給他，當然，宋襄公也沒辜負齊桓公的信任，齊桓公死後，幾個兒子爭權，導致國內政局混亂，也正是由於宋襄公出面平亂，才穩定了齊國的局勢，因此，也在當時所謂的國際上贏得比較高的威望。

避位讓賢，說到做到，儘管後面有那麼一點居功自傲，自以為是，但放在當時那個歷史背景下，誰也不能否認，他基本上還算個好人，為人處世還比較開明。

讓賢

可就這麼一個好人，到後期與楚國爭霸時，為什麼表現得那麼迂腐呢？從根本上講，這裡有兩個原因，一，文化上的差異；二，新舊交替時，思想還比較混亂。其中文化上的差異還佔據主流，為什麼這麼說？

簡單點講，我國因地域遼闊，先民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不同的文化圈，大體上，長江流域的楚國，屬南方文化圈，黃河流域的宋國，則基本上屬於中原文化圈，當然還有小的劃分，這裡不再展開，不同的文化圈有不同的思想體系，雖然也有交流，也有融合，但那都需要時間。

春秋時期，這種交流融合剛剛開始，還沒有完成，一定程度也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亂。前710年，也就是泓水之戰發生僅60多年以前，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曾和鄭莊公打了一架，結果呢，鄭莊公採用偷襲以及窮追猛打的方式將孔父嘉幾乎打了個全軍覆沒，回國後，國人都埋怨孔父嘉的不是，可孔父嘉呢，卻信誓旦旦的拿《周禮》說話，說鄭莊公違背了周禮的原則，勝的很是卑鄙，很不講究，結果呢，還得到時任君主宋殤公的讚許 ，認為咱宋國輸了裡子，卻掙足了面子，所以還給孔父嘉予以獎賞。

所謂《周禮》的規則，開頭所說，宋襄公在泓水之戰中所犯的：君子不阻險隘，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三條，原因在於：

諸侯

春秋時期，各諸侯國之間都是親戚，出於“諸夏親暱”的原因，戰爭以爭霸、掠奪財產為目的，打仗一般都適可而止。再加上那時當兵也很講資格，只有“國人”，貴族才可以服兵役，而“野人”，即農民是沒有資格當兵的，貴族又大多是文化人，受很多文化典籍的影響，打仗中都很看重君子風度，特別狼狽，特別殘忍的事兒打死都不幹。種種因素綜合下來，導致當時的戰爭並不提倡“詭道”，主張堂堂正正的交鋒，即《周禮》所謂：戰爭的目的是“爭義不爭利”。

當時中原人，也就是中原文化圈就這麼講究，鄭國鄭莊公之所以能在春秋初期稱霸，一個原因固然是周邊大國暫時都顧不上他，他把主要目的放在宋、衛等黃河流域的國家，人家還遵循傳統，可鄭莊公呢，因為地處中原文化與南方文化的交界地帶，思想比較先進，佔了個以詭道勝王道的便宜。

稍微傑出一點，就像早醒過來一樣，能大佔便宜，但對楚國而言，可不是稍微接觸了一點，他們完全是這種南方文化圈的代表，就像楚文王、楚武王多次公開表示的一樣：我蠻夷也。

楚成王

我有自己的一套，你們中原的那點規矩，我是聽都沒聽說過，楚國公然漠視當時普遍存在的規則，是因為他們有自己的文化圈，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思想，可宋國呢，爵尊國大，在周朝的分封系統裡佔盡了便宜，此時又要打算爭當中原的霸主，自然要做傳統規則堅定的擁護者。所以，這也就是，宋襄公雖然戰敗，但打死都不認錯的根本原因。

言下之意很簡單，別人能違背規則，可宋國不行，因為他是中原文化的代表，就在這套規則中獲益，這套規則就是宋國存在並強大的根本，如果否定，宋國又拿什麼在亂世立足，又拿什麼在亂世自保。

所以，“泓水之戰”中的宋襄公並不迂腐，因為他有自己的難處，有自己的考慮，充其量， 他也就是一個新舊交替的犧牲品吧。

參考資料：《史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