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西晉是個沒有多少存在感的朝代。除了從叔祖手中承位的晉武帝、“何不食肉糜”的笑柄晉惠帝，引起北民南遷的“八王之亂”，西晉值得一提的事情，可謂屈指可數。從266年建國，到316年被匈奴所滅，西晉只有短短的50年時間。從曹魏手中篡權，大行分封制，本以為拱衛皇室的貴族，卻成為西晉的掘墓人。怎麼也處理不好的民族問題，成為壓垮西晉的最後稻草。
歷史的倒退——再行分封如果說，司馬懿和兩個兒子司馬師、司馬昭是種樹人，那麼孫輩的司馬炎就是摘果者。作為曹魏時期的權臣，司馬家族牢牢把控著軍政大權，尤其是高平陵政變後，曹氏家族徹底淪為傀儡。可憐魏武揚鞭，曹操夢中的“三馬同槽”兌現了，不是西北的馬騰、馬超與馬岱，而是眼前的大都督，位列人臣的司馬仲達家族。
儘管“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然而最後徹底廢除曹魏的，卻是他的兒子司馬炎。在大權在握，剪除異己後，司馬炎逼迫魏帝曹奐禪讓，迫不及待的登基立國，是為晉武帝。從上位之日起，司馬炎勵精圖治，發展國力。先是調兵遣將，滅掉孫吳，統一天下；繼而重視農業，恢復生產，“戶有三百七十七萬”。然而，保護大地主、大貴族利益，重新實行分封制，又為西晉的滅亡埋下伏筆。
為了維護士族權益，司馬炎急切地頒佈“以官品佔田”的制度。九品中正制，按官品來佔有田地。除此之外，貴族的特權還能蔭庇族人。更糟糕的是，奢侈糜爛成為整個西晉的標籤。儘管司馬炎主張節儉，但是整個貴族早已步入膏肓。富商石崇與國戚王愷，上演中國最早的“鬥富”。王愷用糖水洗鍋，石崇便用蠟燭當柴燒；王愷做了四十里的紫絲布步障，石崇便做五十里的錦步障。上行下效，整個王朝都散發著糜爛的氣息。
宗室的傾軋——八王之亂即位之初，司馬炎就開始苦思冥想，如何能夠避免曹魏亡國的教訓。正是當初的曹丕誅殺親族，才導致曹氏凋敝，當外族篡位奪權，很少出現抵抗的力量。鑑往知來，司馬炎再次想到了分封制。這個始於西周的“分封建制，拱衛王室”，早已證明是弊大於利的。春秋戰國如此，西漢初年的封國如此。然而，司馬炎早已是打定主意，大肆分封司馬家族。
誠然，適當的反思是必要的，然而矯枉過正的後果就是，再一次重蹈歷史的覆轍。本想著諸侯王能在國家危難時出手，卻沒想釀成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皇族內亂——八王之亂。不該做皇帝的司馬衷，牝雞司晨的賈皇后，儲君之爭的白熱化，一切都讓西晉搖搖欲墜。
對於晉惠帝司馬衷的評價，世人多持貶義之詞。當時的大臣評價，“太子不學”、“此座可惜”。《晉書》說他是“不才之子，則天稱大，權非帝出，政邇宵人”。後人王夫之更是直言，“惠帝之愚，古今無匹，國因以亡”。司馬衷也是不負眾望，留下了“官私蛤蟆”與“何不食肉糜”的笑話。有這樣的皇帝，再加上善於弄權的賈皇后，司馬家族命不久矣。
公元291年，賈南風為了對付政敵楊駿，邀請楚王司馬瑋進京，兩人聯手推翻政敵。然而短短三個月，大臣楊駿、衛瓘被殺，藩王司馬亮、司馬瑋喪命，賈南風一手遮天。堂堂皇室被女人玩弄，諸侯王再也不能容忍。趙王司馬倫、齊王司馬冏、成都王司馬穎諸王，相繼捲入其中。十六年的八王之亂，不僅讓都城洛陽陷入混戰，引起中原人口南遷，更讓北方的民族問題更加尖銳。
民族的歧視——五胡內遷兩漢之際，北方少數民族逐漸內遷。相比草原上的遊牧經濟，中原的農耕文明更有吸引力。這裡不僅自然條件優越，還有先進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吸引。一方面是少數民族主動為之，另一方面就是中原統治者的別有用心。
羈縻政策之外，就是強制性內遷。當時生活在西北、東北的少數民族，已經開始向黃河流域遷徙，魏晉時期的統治者也是默許的態度。因為這樣既可以加強對他們的控制，也可以充實勞力。大量的少數民族被當做勞役，身份地位都遠遠低於常人。最典型的後趙皇帝石勒，他本身是氐族，奴隸出身，後跟隨匈奴貴族劉淵起家。
內遷的少數民族，主要是匈奴、鮮卑、羯、氐、羌，因此後人常以“五胡”代之。儘管五胡亂華發生在西晉滅亡後，但是早在西晉立國之初，就面下了民族歧視的惡種。他們向內遷的各族人民徵收重稅，徵兵派役，甚至掠賣少數民族人民為佃客、奴婢。少數民族遷入中原後，要“服事供職，同於編戶”，明確租調負擔，常常是殘酷的壓迫在身。不堪重負的少數民族首領，趁機起兵反晉。
最先發難的是氐族人——李特流民起義。關中大旱，饑荒災難，大批流民湧入巴蜀，卻被當地官員鎮壓，李特與兒子李雄，領導了義軍反抗。繼之的匈奴貴族劉淵起兵，身為匈奴單于的後代，劉淵巧妙地運用時局動亂，在幷州地區稱王建國。他設定文武百官，追尊漢朝皇帝，是為前趙政權。鼓破萬人捶，牆倒眾人推，西晉最終城破國亡，徒留一個“短命王朝”的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