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時，約瑟夫·伊格納斯·吉約坦博士（Dr. Joseph-Ignace Guillotin）曾含蓄地主張將斷頭臺作為一種人道的殺人工具，不過在法國大革命期間，斷頭臺處決了一大批的人。雖然法國在1977年後，停止了使用斷頭臺。但死亡的機制引起了人們的恐懼，並改變了公眾對死刑的看法。在那個時期，許多人認為，死刑是一種宏大的公眾奇觀，但與絞刑或傳統的用斧頭砍頭相比，斷頭臺死刑是一種更快的過程。

法國大革命的參與者和其他目睹了斷頭臺處決的人群，對刀落下來時的情景反應不一。一些觀眾對這種所謂的無痛死亡方式提出質疑，而另一些人則要求使用之前的血腥手法。不管怎樣，斷頭臺的廣泛使用，被認為是一種歷史上仁慈的死亡工具而臭名昭著。

成群的婦女聚集在一起，一邊編織一邊看著刀下落

成群結隊的婦女聚集在斷頭臺旁，在觀看砍頭的同時，在一起編織、聊天是很常見的。這些婦女被稱為tricoteuses，最初聚集在地方政府的辯論會上，但官員們最終禁止她們參加公共集會，所以她們轉而以觀看執行死刑的場景作為娛樂。他們在這場活動中，會製作了一些小物品，包括弗裡吉亞帽，或自由帽。

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雙城記》(1859)中對tricoteuses的文學介紹，進一步促進了這種表現。狄更斯在他的《tricoteuses》中，也就是德伐日夫人，將被處決的受害者的名字，編織到他們的作品中。奧西男爵夫人的《緋紅的紫羅蘭》（1905年）也描繪了tricoteuses，“他們坐在那裡織毛衣，腦袋一個接一個地落在刀下，他們自己也被那些被詛咒的貴族的血，濺得滿身都是。”

馬車公開地將受害者送上斷頭臺，營造了處決事件的氣氛

斷頭臺每13分鐘可以處決12個人，這使得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死亡人數，呈指數級增長。隨著時間的推移，斷頭臺的功效有所提高，這主要歸功於查爾斯·亨利·桑森的努力，他親自在動物和屍體上測試了這臺機器。

人們開始聚集起來觀看那些被稱為憲兵計程車兵們，拉著押送犯人的馬車。一名目擊者描述了馬車的情況：

和巴黎運木頭用的馬車是一樣的，大車上放著四張木板作為座位，每張木板上坐著兩個人，有時坐著三個受害者。他們的手被捆在背後，馬車不停地顛簸，使他們不停地點頭，逗得觀眾們發笑。

斬首前的莊嚴悲傷，時常可見

不管死刑犯在走向斷頭臺的過程中表現如何，隊伍中總是瀰漫著一種憂鬱的情緒。米林根（JG Millingen）描述了1793年的一次處決。它的特點是“罪犯依次被帶出去，如果有必要，由劊子手的兩個僕人攙扶著。”

米林根還回憶了莊嚴的另一面，他說他曾看到“一些年輕人在被綁在垂直平面上之前，跳了幾步。”

1813年，Francis Maceroni上校講述了在羅馬發生的一次處決：

這時，當遊行隊伍從遠處走向寂靜的廣場時，人們聽到了悲慘的皇帝深沉而莊嚴的吟唱聲。大家一言不發，只聽見兩個受難者喃喃地走了過來。他們兩邊各有一個神甫扶著，念著垂死的人反覆念過的禱文。

一個死刑犯的遺言很重要

許多被送上斷頭臺的受害者——但不是所有人——都把他們的遺言記錄了下來。在1793年被處決之前，國王路易十六發表了一篇演講，告訴人們：“我死的時候是無罪的。我原諒那些導致我死亡的人。我向上帝祈禱，希望你們將要流的血，永遠不會在法國出現。”

官員們希望死刑犯在死亡面前能保持堅定，但並不是所有人都能遵守這一點。路易十五的情婦杜巴里夫人懇求群眾，劊子手准許她“再等一會兒”。

不過瑪麗·安託瓦內特說的最後幾句話，是為了向劊子手道歉，因為她踩了劊子手的腳。

劊子手可以在情感上，與殺戮行為保持距離

由於斷頭臺象徵性地提供了一種不干涉死刑的方式，劊子手對結束一個生命，並不感到特別內疚。劊子手關注的是機器本身，而不是流血。他們還做了準備工作，並在活動結束後打掃衛生。

透過斷頭臺執行死刑的速度，消除了一些死亡和執行之間的宗教和社會聯絡，減少了場面的情感方面。一開始，公眾批評它過於簡單和臨床化。據瞭解，在新的死刑程式一開始執行的時候，人群有人大喊：“把我的木絞架還給我！”

拙劣的斷頭臺砍頭方式，確實發生了

1793年，劊子手們在一大群人面前把國王路易十六送上斷頭臺。1792年，“無褲黨”，即工人階級的平民逮捕了國王，第二年他因犯有反人民罪而受審。據牧師亨利·埃塞克斯·埃奇沃斯（Henry Essex Edgeworth）說，他的定罪和隨後的處決，以國王被拖到“斷頭臺下，一下子就把他的頭從身體上砍了下來”而達到高潮。

另一種說法是，路易十六的脖子很厚，可能需要斷頭臺不止一刀。在路易斯·塞巴斯蒂安·梅西埃的說法中，第一次砍頭只割破了國王的部分頭部和下巴，但沒能分開他的頭。

拙劣的斷頭臺處決是有可能真的發生過——有些人甚至聲稱這很猖獗似乎還有故意的成分——儘管該裝置的設計者設計它是為了防止砍頭的死刑被取代。在法國帕米爾有記錄的一次事件中，斷頭臺的刀刃並沒有完全落下，只是擊中了死刑犯的脖子。五次嘗試後，該男子的頭仍然沒有被砍下。

就在劊子手們試圖弄清問題的時候，這名男子站了起來，試圖逃跑。隨後有人抓住他後，然後他開始向人群噴血，最後被人用手砍了頭。

斷頭臺上沒有仁慈可言

馬西米利安·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是大革命期間法國恐怖統治的幕後策劃者，他是使用斷頭臺的堅定支持者，在其權力巔峰時期下令處決了1.7萬多人。1794年，革命者逮捕了他並判處他死刑。在監禁期間，羅伯斯庇爾成了自己偏執和壓迫的受害者，然後試圖自殺。他拿槍指著自己的頭，但子彈只打碎了他的下巴——也有一些理論認為，他的警衛可能向他開槍。

1794年7月28日，在試圖將羅伯斯庇爾送上斷頭臺時，據稱一名警衛扯掉了羅伯斯庇爾的繃帶，使他的傷口暴露出來。

劊子手喜歡炫耀他們砍下的頭

雖然斷頭臺被認為比其他處決方式更人道、更少的血腥，但人們仍然會去觀看了死刑，並期待看到血腥的場面。劊子手們很樂意展現他們的成績，通常會把剛剛被斬首的犯人的頭舉起來讓大家看。

1793年夏洛特·科黛死於斷頭臺時，劊子手舉起她的頭，扇了她一巴掌，據說她被砍下的臉都紅了。有個旁觀者寫到這件事，說他的眼睛“似乎能使人沉思片刻，用一種可怕的目光盯著人群，這表明她的頭已經意識到了這種不光彩的情況。”

斷頭臺上的大量血跡散發出難聞的氣味，附近的居民紛紛抱怨。有時，人們會珍惜受害者的鮮血，比如，人們會爭先奪後地用手帕蘸國王路易十六留下的鮮血。斷頭臺也許改變了死亡的景象，但並沒有消除它的可怕。

斷頭臺看起來很可怕

1813年，在拿破崙的妹夫約阿希姆·繆拉（Joachim Murat）的指揮下，上校弗朗西斯·馬切羅尼（Francis Maceroni）在羅馬目睹了商人文丘裡（Venturi）被處決的過程。他對斷頭臺的描述指出，它的底座由中空的立方體板和輪子組成，形成一個平臺。在邊緣，有平行的木橫樑，上面有凹槽，中間有一把刀，類似打樁機。刀刃是對角線的，“大約有0.1平方米，刀刃的上側或背面裝有9kg重的金屬。”

馬切羅尼接著解釋了劊子手,是如何把死刑犯安置在機器上的：

犯人的頭並不是放在那塊木塊上，而是固定在木塊的正上方，夾在兩根圍在脖子上的木塊之間，就像普通的“木枷”用兩部分來束縛小罪犯的腳一樣。刀被一根繩子拉到軸的頂部，在那裡它被一種鎖釘和彈簧固定著。

線的另一頭在另一邊，被劊子用手拉著。

此外，馬切羅尼提到警衛會把一些人，綁在機器或木板上，以保持他們的位置。

人們對斷頭臺有本能的反應

觀看砍頭通常會導致觀眾產生身體反應，比如昏厥或嘔吐。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寫道，他的父親目睹了一場斷頭臺上的死亡，這件事讓他吐了出來，從此再也沒有提起過這件事。根據加繆1957年寫的《斷頭臺上的感想》，一戰期間，他的父親目睹了阿爾及爾一名被判有罪的殺人犯，死在斷頭臺上：

[我父親]想要參加一場死刑。他在天還黑的時候就起床了，因為斷頭臺安裝的地方，在城市的另一頭，一到那裡，他就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大群看熱鬧的人群當中。他沒有說他那天早上看到了什麼。我母親只告訴我說，他狂奔進屋，拒絕說話，一頭倒在床上，突然開始嘔吐。

微型斷頭臺，進入了人們的家中

處決是一件大事，除了成群的婦女之外，兒童也成為行刑人群的一大組成部分。母親們帶著她們的孩子觀看砍頭，而孩子們可能會在砍頭的間隙，玩迷你版的斷頭臺。據推測，這是為了好玩，教會孩子們如何斬首洋娃娃甚至老鼠。

女人們可以戴斷頭臺形狀的耳環，有些人可能還會在餐桌上放一些切好的蔬菜和水果，上面還掛著小斷頭臺。

這個“人道”的殺人裝置，困擾了托爾斯泰一生

在寫給另一位作家瓦西里·波特金的信中，列夫·托爾斯泰解釋了他1857年，目睹弗朗西斯·裡切在巴黎被處決後的感受。托爾斯泰說，他從未見過比“這臺精巧的機器，瞬間殺死一個強壯、硬朗、健康的人”更可怕的東西。他認為斷頭臺腐敗，製造了一群“令人厭惡的人群，父親向女兒解釋斷頭臺，是一個多麼方便和巧妙的機制，等等。”

在他的日記中，托爾斯泰進一步哀嘆道，這臺機器已經把他震撼得無法入睡了。在《懺悔錄》(1879-1880)和《該怎麼辦?》(1886年)，他描述了目睹里斯托夫死亡的罪惡感：

頭和身體分離，掉進了盒子裡。所有死刑的論點辯護，是邪惡的胡說。然而，許多人可能把謀殺換成了很多的說法。不管他們怎麼稱呼，這仍然是謀殺。這些罪行已經在我的眼前，並參與其中。

執行死刑的職業，代代相傳

在革命時期的巴黎，目睹一場死刑很可能意味著在場的人是桑森家族的人。桑森家族有19名劊子手，包括1688年被任命為巴黎劊子手的查爾斯·桑森，他的曾孫查爾斯-亨利·桑松，就是在18世紀晚期處決了路易十六，和無數其他人的那個人。還有查爾斯·亨利的兒子，斬首瑪麗·安託瓦內特的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