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萬種離恨，一曲悲歌，帝王歸於臣虜，繁華化作雲煙，作者悲嘆：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這是南唐後主李煜降宋之際的詞作，當年，宋太祖趙匡胤把李煜從南方押解到北方的洛陽，沒想到，歷史給大宋王朝開了個玩笑，150年後，宋祖的後代，兩任帝王徽欽二宗又被金兵押解到更遙遠的北方五國城，現今的黑龍江依蘭縣。

宋太祖趙匡胤

不同的是，趙匡胤寬仁禮賢，對臣服的五代十國的帝王們作為上賓看待，而金國對待徽欽二宗如賤民，所受屈辱自不待言。

辛苦遭逢起一經

此經不是文天祥所說的儒家經典，而是道家經典；也不是道家經典導致亡國受辱，強漢盛唐都是以黃老道學為立國之本，靖康之變是宋徽宗把一本正經念歪的結果。

要論歷代帝王文化藝術造詣水平之高，宋徽宗趙佶堪稱翹楚，他涉獵廣泛，詩書畫印無所不精，他的藝術成就無與倫比，其書法、繪畫獨步當代，稱雄藝壇，他的《御注道德真經》在所有的帝王“御注”中，文學水平也是最高的，他以《易》解《老》，以《莊》解《老》，以《孟》解《老》，以《黃帝內經》解《老》，信手拈來，妙品天成，哲學界歷來對徽宗的“道論"、人性論和修養功夫論的闡述都給予極高評價，劉存仁、任繼愈等先生評價說：若純以理論言之，徽宗之見解，以及融通道儒的語言水平達到了極致。

然而，一本正經卻被宋徽宗給念歪了。

同是一本道德經，緣何帝王命不同

作為一代帝王，治國是皇帝的主業，那麼宋徽宗趙佶和明太祖朱元璋是如何看待“治大國若烹小鮮”的呢？

宋徽宗趙佶

《道德經》原文：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老子告訴侯王們，治理一個大的國家，就像烹製小魚一樣，切忌隨意翻動，不然會糜爛成團，要順應自然規律和社會實際治理，切忌苛政頻出，導致天下大亂。能順應時勢治理天下的，就能讓萬物萬民各歸其位，鬼神不作，各不相傷，萬事順遂。

這是老子對帝王恣意妄為行為的批評與建議，正因為帝王違背社會發展規律，才造成“鬼神出，天下亂”的。治亂、平天下就得“以道蒞天下”，讓萬物各歸其道，各本其職，互不相害，則天下共歸一道之大同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

而宋徽宗的《御解道德真經》是這樣解釋的：

事大眾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惑。是以治道貴清浄，而民自定。

以道往天下者，其鬼不神。

聖人者，神民萬物之主也，不得已而臨往天下，莫若無為。道常無為，以蒞天下，則人無不治。彼依人而行者，亦皆安定休止，莫或出而為崇，故曰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以道往天下者，莫之為而常自然，無攻戰之禍，無殺戮之刑，是之謂不傷民。當是時也，神與民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神無所出其靈響也，飴爾多福而已。故曰其神不傷民，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夫何傷之有？

宋徽宗真的像朱熹說的那樣“無為就是什麼也不做”，將“無為”思想闡釋成消極地順應，主張不廢不立，維持現狀，完全放棄有為。宋徽宗明確反對“治大國而數變法”，這裡的“變法”不光是指他的父皇神宗時期的王安石變法，也包括司馬光等人廢法，徽宗認為立與廢都是“變法”，因此都是“有為”，都是不合道的，故不取。

康熙御筆“無為”

這種完全放棄有為的思想，在他註解《道德經》第一章時也表現得十分突出。他說“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即是說：“不立一物，茲謂常無；不廢一物，茲謂常有。”不立、不廢，完全聽之任之，付諸自然。

宋徽宗認為，變法和不變法都是借《道德經》做文章，推行各自的主張，都是別有用心的詐偽之術，是反老子之道而行之的。於是他立志要“發黃老千年不傳之秘”，然而卻恰恰把黃老思想“無為而治”中最硬核的部分“治”，給有意無意間地忽略了。

對這一章的解讀，唐玄宗李隆基是從愛民不傷民本的角度解讀的。他說：“烹小鮮不可撓，治大國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矣！鬼神傷民則害國虧本，聖人傷民則匱神乏祀。”

唐玄宗李隆基

明太祖朱元璋則以輕徭薄稅，善待百姓角度解釋，他說：“善治天下者，務不奢侈，以廢民財，而勞其力焉。若奢侈者，必宮室臺榭諸等徭役並興擅動，生民農業廢，而乏用國危……”

鬼本來沒有什麼神威，但因君主無道，故依附於草木，興妖作怪。若使神不降禍，君安民阜，君主必修德，蒼天必降恩，永無患矣。是有兩不相傷是也，故二德互歸焉。

宋徽宗為何倡導“無所事事”

以宋徽宗的曠世才學，他對老子“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的無為思想，應該比常人都懂得更深刻，只是他將對內對外的著眼點放在了一味地“求和”上，忽略了老子在治國方面的思想，或是出於情勢的故意？

王安石

他厭倦神宗時期就日趨激烈的政黨之爭，對“變法”與反“變法”之爭深感厭倦而無能為力，而新黨、舊黨的政治鬥爭已愈演愈烈。他不在處理矛盾方面下功夫，而是以“無為”為藉口任由矛盾尖銳化。

王安石黨派是反對宋徽宗即位的，宋徽宗反對王安石變法是可以理解的。但在闡釋《道德經》時，王安石尚能堅持無名而不廢有為，以順應天道的政策，以切合天下利益的立場，從而達到無不為之目的。

宋徽宗的“戰爭觀”

一個人讀錯經，可能會影響一時的行動，最多影響到一個人的一生。然而，一個皇帝若是讀錯了經，就會影響到一個國家了。

兵者不祥之器

老子反對戰爭，他認為“兵者不祥之器”，“以兵逞強於天下”，更是違背天道的“妄作”，其結果必然是“兇”。但當戰爭不可避免時，不可以治國治“正”用於戰爭，必須“以奇用兵”，不可大意輕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應遵循征戰之“道”。“不得已”而進行自衛戰爭的基本原則是“慈愛”、“貴柔”、“勝而不美”，基本規律是“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將帥要有不爭、不武、不怒、不驕的軍事素質。

所謂“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就是“以奇用兵”的具體要求，對於“不得已”的臨戰，讓對方看不到自己的陣法和運兵規律，以逸待勞，後發制人，慈師必勝，驕兵必敗，此乃不爭之“爭”，無為之“為”，不戰而屈人之兵之戰，故為兵家要訣。

《道德經》

老子說的“慈愛”指的是正義戰爭中保衛先民、保衛父母之邦的被迫戰爭，“貴柔”是柔中有剛，剛中有柔的辯證剛柔，是“知其雄守其雌”的處下姿態，因為“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一味的弱，是懦弱，不是老子所言之“弱”。

而宋徽宗對“柔弱”“不爭”的理解是：“和而不暴之謂柔”，“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納汙受垢”，處柔靜之地，則自勝矣。

所以宋徽宗的指導思想錯了，導致在施政、用兵方面單純追求“慈柔”“息爭”“和大怨”。而這種思想從他一即位就有了。

宋徽宗即位後，為調和內部矛盾，改元“建中靖國”，以示“本中和而立政”，“昭示朕志，永綏斯民”。但是“中和”的結果是新舊黨爭反而愈演愈烈。不到一年，就宣佈放棄調和政策，改元“崇寧”元年，意即崇尚“熙寧”年間的變法圖新政策，力圖變法。

靖康之變

到了金兵南下之時，徽宗臨戰“讓賢”，禪讓給太子趙桓。趙桓秉承父王“主和”思想，罷免主戰派李綱、种師道等將帥，全改換成主和派人物，結果一味地求和忍讓，造成“靖康之變”。

所以，經典自有經典的妙用，若是念歪了經，後果是不堪設想的，輕則誤己誤人，重則誤國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