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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六年,舉國範圍內文字獄由高潮已開始呈現低落的趨勢,可是不料近畿直隸地方卻平地起雷,發生了一令人十分費解的文字大獄一一尹嘉銓著書案。

這一年的三月間,乾隆帝巡幸五臺山,在回京的路上,駐蹕河北保定。退休家居的原任大理寺卿尹嘉銓趁機遞折為他的父親尹會一請諡,同時請皇帝准許尹會一從祀文廟。尹嘉銓無論如何想不到,此舉竟給他帶來了殺身大禍。

尹會一又是怎樣一個人呢?他籍隸直隸博野縣,乾隆初年任河南巡撫,官聲尚好。他又是雍乾之際有名講道學的人,曾寫過不少論述天理性命的著作。此人特別以純孝著稱,做官的時候凡有善政,必定歸美於母親;回鄉家居,搞一些設義倉、置義田、興義學之類的慈善事業,也要說是母親的授意。其母去世的時候,尹會一已經五十多歲了,仍然頭枕土塊,躺在席子上睡覺,嚴格遵守所謂“寢苫枕塊”的居喪古禮,人們對此舉非常感動。這個老夫子平常最敬服的是康熙朝的湯斌,認為他不愧為本朝道學第一人。出於對湯斌的仰慕,尹會一撫豫時曾題請湯斌從祀文廟,可惜經廷議被駁回,但尹會一為此進一步抬高了身價,當時人都認為他與康熙朝三位講道學的名臣一一陸隴其、湯斌和張伯行不相上下。這樣一來,就有好事者模仿孔子的弟子顏回、曾參、子思、孟軻的“四子”之稱,把陸、湯、張、尹合稱本朝“四子"。

尹嘉銓從小生活在這樣一個道學家父親身邊,耳濡目染也開始習起道學來。長大後步入仕途,更以承接道統為己任,得意時甚至宣稱自己是孟子後身,直接孔子真傳。他舉人出身,任過山東、山西、甘肅等省的司、道等官,後來內調為大理寺卿,官正三品,居九卿之列。但為時不久,即以年老休致。尹嘉銓在仕宦生涯中沒有什麼發展,恰恰在於他總是不忘大講其道學,而當時講道學並不符合“聖意”,有悖於時代的朝流。只是這個迂腐夫子吃不透時勢之所趨,退休還鄉之後仍一味醉心於作個道學家。這次借乾降帝翠華西幸,車駕路經故鄉,便恭恭敬敬繕具兩件奏摺,讓他第三子候選教諭尹紹淳送到保定皇帝的行在。

三月十八日乾隆帝先看了他的第一件奏摺。尹嘉銓奏稱,家父生前孝行感人,曾蒙皇上賜詩誇獎,現已故去三十多年,請照乾隆元年特諡陸隴其“清獻”二字之例,按御製詩內字樣,也賜家父一諡。尹嘉銓的意思是,為父請諡,事成則博孝子之名,即便不準,也不會因此而得罪。這點私心豈能瞞得過乾隆帝,他平常對道學家的好名就頗不以為然,至於“滿口仁義道德,滿肚子男盜女娼”的假道學更是嗤之以鼻。

尹嘉銓這個人也早就領教過了,乾隆帝還記得他當山東藩司時曾當面討賞孔雀花翎,說沒有翎子無臉回家見妻子。乾隆帝當時就對此人十分厭惡,終究也沒賞給他孔雀翎。但假道學畢竟未便通明,乾隆帝就作他妄求諡典的文章。大臣死後是否賜諡,賜什麼字為諡,是一件十分鄭重的大事,因為它關乎死去大臣一生應作什麼樣的評價。因此特由內閣議定撰擬,皇帝親自圈定。如果都學尹嘉銓為博取孝名而請諡,那還成何政體?想到這裡,乾隆帝提起筆在尹嘉銓奏摺折尾批諭:“與諡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此奏本當交部治罪,念汝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

沒想到尹嘉銓還有一折!這個摺子先從本朝陸隴其一人從祀文廟說起,然後引出家父生前曾有湯斌也應從祀的心願,到結尾才點明,不僅湯斌,而且范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也都在湯斌之亞,還有家父尹會一,也統通應請準一併從祀孔廟。乾隆帝讀到這裡,終於怒不可遏了,在尹折上奮筆疾書:“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當天乾隆帝即召見軍機大臣等,將經硃批的尹嘉銓的兩個摺子發給他們傳閱,同時作了如下的指示:立即革去尹嘉銓頂戴,鎖拿解京,交刑部治罪,查抄其博野原籍財物,以及在京城家產。乾隆帝特別交代:查抄時資產物件尚在其次,如有狂妄字跡、詩冊及書信等務須留心搜檢,據實奏出。

軍機大臣面承旨意後立即辦理。首先傳諭直隸總督袁守侗派出臬司郎若伊等前往博野逮捕尹嘉銓,辦理查抄事宜,其次擬寫兩通上諭:其一“明發”,透過內閣傳諭中外將尹嘉銓治罪的原由;其二“廷寄”是命令在京大學士英廉“即速親往嚴密查抄”尹嘉銓在京家產。兩件旨稿經乾隆帝親自核準後,一件發交內閣,一件由兵部封發,並作為“日行六百里”的急件,星夜馳送京城。

三月二十日天還未亮,大學士英廉便奉到行在軍機處寄來的諭旨。按照旨意,他把書籍信件作為査抄的重點。從二十日到二十二日用了兩天時間在尹家各屋中共查出書三百十一套、散書一千五百三十九本、未裝訂書籍一櫃、書板一千二百塊,以及書信一包共一百一十三封。將這麼多的書信集中到一間大室之中,專派兩名“曾查辦過書籍之事”的翰林逐細搜檢其中的“狂妄字跡”。

事情到了這種地步,朝臣心裡都明白,尹嘉銓之罪絕不僅止於妄求諡典及從祀了。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大學士、九卿等在反覆審訊後,奏請將尹嘉銓按照大逆律凌遲處死,親屬照律連坐。理由是他“妄比大賢,託名講學,謬多著述,以圖欺世盜名,又復妄列名臣,顛倒是非,隱啟朋黨之漸,甚至僭妄稱“古稀老人”,種種狂悖不法,實堪切齒”。乾隆帝命加恩免其凌遲,改為絞立決,親屬一併加恩免其連坐。同時命各省查繳銷燬尹嘉銓著述或編輯的著作共82種,他在各地的碑崖石刻及拓本也一律鏟削磨毀。各省部查繳尹嘉銓文字作品的工作,從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起,到當年十二月才基本結束

平心而論,尹嘉銓雖然不免有些假道學,但總算是當時一個肯于思考的人,至少在對雍、乾二帝的反朋黨,對本朝名臣的評價等敏感的政治問題上,與乾隆帝有不同的認識。這本來屬於統治階級內部正常的意見分歧,乾隆帝卻動用暴力手段加以無情的壓制,從肉體上殘忍地消滅尹嘉銓,以為“天下盜竊虛名,妄生異議者戒”。尹嘉銓的不幸結局不在於他道學不夠純正,而是他還沒完全學會作一個服服貼貼、渾渾噩噩的奴才。如果他早生一百年,即在康熙年代,或晚生一百年,即在咸豐、同治年代,都有可能成為受人尊敬的道學名臣大家。可惜他生不逢時,又不識時局,結果以一個悲劇式人物留在了大清王朝文字獄的史載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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