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奉一戰

　　親奉內閣總理梁士詒被逐，使張作霖大丟面子，十分惱怒。但直到這時，張作霖對吳佩孚的挑戰行為都採取了容忍的做法，不輕易反擊。張作霖審時度勢，感到直系軍力雄厚，奉系一支獨對，甚覺勢孤力單。為此，張作霖千方百計地拼湊反直聯盟。他設想，北伐軍首先發動，皖系起而響應，然後他所聯合的安徽督軍張文生、河南督軍趙倜、陝西省長劉鎮華等也都在直系的心臟地區及周圍地帶動作起來，從四面八方打擊直系，使直系陷於重圍，奉系只要舉手之勞，就可以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當然，這是張作霖的如意算盤。經過張作霖的努力，此時張作霖、孫中山、段祺瑞的反直三角聯盟已經形成。但是，孫中山的北伐軍受制於心懷叵測的陳炯明，不能出發。這個聯盟還不能起作用。張作霖只能捺住火性，等待時機。

陳炯明

　　直系方面，曹錕和他的弟弟、直隸省長曹銳，都不想把事態擴大。曹錕一再約束吳佩孚切勿感情用事，以免造成嚴重後果。曹錕派直軍第二十三師師長、奉天人王承斌三次到瀋陽表示善意。張作霖也派察哈爾都統張景惠到保定回訪。曹錕進一步建議，撤退北京及直隸境內的奉軍，以免直奉兩軍由於防地逼近，發生意外衝突。張作霖接受了這個建議，派張景惠負責撤退關內的奉軍。這一協議使直奉兩軍的緊張局面，有所緩和。

　　但是，好景不長。二三月間，段祺瑞突然從北京逃走，孫中山表示可以出兵北伐。因此，張作霖對直系的態度日益強硬起來。他以換防的名義，調動大批奉軍入關。吳佩孚接到這個情報，也在京漢線上扣留車輛，調動軍隊，準備應戰。於是，曹氏兄弟十分恐慌，想息事寧人。

　　曹銳於３月８日，以祝壽為由再到瀋陽。張作霖對待他仍然像過去一樣，親密無間，有說有笑。可是，一談到軍政問題，張作霖就“顧而言他”，不給曹銳談正事的機會。沒有辦法，他只有找到孫烈臣打聽訊息。孫調侃地問道：“咱們大帥想請教四爺，究竟部下親呢，還是親戚親？”部下是指吳佩孚，親戚是指曹錕的兒女親家張作霖。曹銳指天誓日地表示，他們兄弟決不會做出對親戚不利的事來。話說到這個份上，張作霖便乘機提出三個條件：一是吳佩孚專任兩湖巡閱使，不得兼任直魯豫巡閱副使；二是直軍退出京漢線北段；三是梁士詒銷假復職，復職後讓他自動下臺。張作霖深知，這三個條件吳佩孚是不能接受的。只要你吳佩孚不接受，我張作霖就以“反抗元首”和“軍人干政”的罪名，予以討伐。

吳佩孚

　　曹銳返回保定後，向曹錕作了彙報。曹錕雖然感到這是張作霖的最後通牒，但他還是想拖一拖，不敢下同張作霖決裂的決心。吳佩孚則想方設法，安撫自己的後方。當時的西方國家大多支援直系。美國公使休士曾當面勸告張作霖應根據華盛頓會議的精神，大舉裁減奉軍；英國公使艾斯頓建議不得在京奉路運兵；天津領事團根據《辛丑條約》，不許天津駐兵，並抗議奉軍佔領塘沽車站的行為；北京外交團並曾警告奉直雙方不得斷絕京漢、京奉、津浦各路的交通。這些建議和警告，都是為了限制奉軍的。因為他們知道，奉軍的後臺是日本。

　　４月３日，是吳佩孚４９歲生日。借祝壽為名，吳佩孚邀集全國直系１１省的大小軍閥五百餘人，齊集洛陽，商討對奉作戰事宜。這個會議幾乎變成了直系對奉系作戰的誓師會。與會者發出“拒奉願歸吳佩孚指揮”和“對奉堅持到底”的呼聲。這大大地堅定了吳佩孚對奉開戰的決心。曹銳也託名祝壽，看到吳佩孚咄咄逼人的架勢，知道戰事很難避免。想拉吳佩孚去保定，讓曹錕加以勸阻。但吳佩孚堅決不去。會後，吳佩孚加緊調兵遣將。命所部第三師由宜昌北調；王承斌第二十三師調往保定；張福來第二十四師調往鄭州；蕭耀南第二十五師由湖北北上；馮玉祥第十一師赴洛陽應援。直系各部扣留了京漢線上的車輛，將部隊迅速部署在長辛店、保定、石家莊、鄭州一帶，還強行截取了京漢路收入款項３２８萬元充作軍費。

曹錕

　　奉系也在加緊備戰。從４月１０日起，奉軍絡繹不絕地開進關內。張作霖以軍糧城為大本營，將部隊部署在馬廠、靜海一直到德州一帶。奉軍改名為鎮威軍，張作霖自任總司令，孫烈臣為副總司令。孫留沈代張坐鎮。楊雨霆為參謀長，王樹常為參謀處長。總部設有軍需、軍醫、副官、諜報、密電、交通、文書、運糧等處。前線指揮部設在天津河北中州會館。奉軍準備兵分兩路，一路沿津浦線抵徐州，同張文生的新安武軍會合，進攻河南；另一路進抵京漢線長辛店附近。奉軍派出的兵力計有三個師，十個混成旅，三個騎兵旅，共約為十二萬人。張作霖此時還施放煙幕：“直奉本屬一家，北洋團體萬無破裂之理。”並下了一道手令，嚴禁天津奉軍損害曹家的一草一木。

　　曹氏兄弟對奉軍的進逼，採取了節節退讓的作法。直隸省長公署設在天津，曹銳在奉軍進入天津之前，慌忙把公署的檔案撤走。派警察廳廳長楊以德代理省長，所有駐津直軍全部撤回保定，避免正面接觸。奉軍在開進德州之前，駐德州的曹錕的七弟、直軍第二十六師師長曹鍈就棄職出走。曹錕派張國溶代理師長，並將該師撤回正定。曹錕還下令津浦路沿線直軍不得抵抗奉軍，所有營房和德州兵工廠一律交給奉軍。並把自己的家眷送到漢口，表示願意下臺。

　　直皖戰後，直系內部在對待奉系的問題上，分為兩派。曹氏兄弟認為，直系剛剛戰勝皖系，不宜和奉系鬧翻；而自視甚高的吳佩孚壓根就看不起鬍匪出身的張作霖，主張對奉系予以迎頭痛擊。是戰是和，直系內部舉棋不定，因而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行動。

楊以德

　　箭在弦上，一觸即發。但在開戰之前，雙方又展開新一輪的電報戰。４月１９日，張作霖發出通電，建議召開和平統一會議。電稱：“統一無期，則國家永無寧日，障礙不去，則統一終屬無期。是以簡率師徒，入關屯駐，期以武力為統一之後盾。”這是在說明奉軍入關的理由，可謂冠冕堂皇。隨後直指吳佩孚：“凡有害民病國，結黨營私，亂政幹紀，剽劫國帑者，均視為和平統一障礙物，願即執殳前驅，與眾共棄。”最後建議：“至於統一進行，如何公開會議，如何確定制度，當由全國耆年碩德、政治名流共同討論，非作霖所敢妄參末議。”第二天，張作霖又電請徐世昌主持召開全國統一會議，如果有人敢於反對，他就動用武力。這個電報其實就是對吳佩孚的挑戰書。

　　吳佩孚也在１９日發出通電，反唇相譏：“年來中央政局純由奉張把持，佩孚向不干涉，即曹使亦從無絕對之主張。此次梁氏恃有奉張保鏢，不惜禍國媚外，而為之保鏢者猶不許人民之呼籲，必庇護此禍國殃民之蟊賊，至不惜以兵威相脅迫。推其用心，直以國家為私產，人民為豬仔。諸君代表三千萬直人請命，佩孚竊願代表全國四萬萬人請願也。”吳佩孚也假託人民的名義反攻張作霖，好像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人民似的。直到此時，曹錕才感到對奉軍的妥協退讓是沒有任何用處的。因此，下定決心同張作霖開戰。為了向吳佩孚表明態度，曹錕向秘書口授一個電報，打給吳佩孚：“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親戚雖親，不如自己親。你要怎麼辦，我就怎麼辦。”秘書打算改作文言發出，曹錕說：“不必了，就用我的話打給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