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港臺影視圈曾湧現過一批黑幫犯罪題材的經典作品，反映了這些社團的罪惡行為、生存狀態以及生存法則，劇情中涉及國外的，常常會提到唐人街華人黑幫。這些作品雖然透過虛構、誇張、戲劇化的手法創作而成，但也基於一定的真實背景資料。
清朝末年移民到美國紐約的華人，就曾在唐人街組成了安良堂、協勝堂、四姓堂等影響力較大的社團。為了爭奪利益、控制權甚至為了私人恩怨和麵子，這些社團之間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激烈的矛盾，進而引發了四次大規模堂鬥，在當時的紐約乃至全美國都產生了惡劣的影響，招致美國警方的強力打壓。
能發生四次大規模的社團仇殺、混戰，是很匪夷所思的事情。這也導致當時的美國公眾把唐人街看成了惡魔之地，把華人移民都看作壞人。然而這其實是一種以偏概全的誤解和先入為主的偏見。
實際上，在唐人街參與社團的成員只是華人移民中的小部分，並且這些華人社團成員也並不比來自其他地區的移民更邪惡。根據紐約警方1904年的統計結果，在二十三類“被捕者出生地”中，華人僅排倒數第二位。
所以，紐約唐人街能夠爆發如此大規模堂鬥，絕不能僅僅歸咎於這些社團成員，其背後有著錯綜複雜的背景原因。
首先，文化隔閡導致唐人街華人不能順利融入美國社會，華人與美國人互存偏見、互相排斥，華人只能勉強在紐約掙扎求存。
語言不通和中美文化差異，導致唐人街的華人移民不適應美國社會生存方式，沒能很好地融入到美國社會，而是躲在唐人街形成一片相對獨立的、延續中國大家族式管理的地方自治社群，以求偏安一隅。
這又反過來導致美國大眾對華人移民缺乏瞭解，留下華人排外、飲食怪異、滿身惡習等負面印象，對華人產生了根深蒂固的偏見。最終美國推出的《排華法案》，導致唐人街華人更加孤立，生存更加艱難。
其次，為了提升社會地位、牟取利益，唐人街華人移民中的少數社團群體開始涉足賭博、鴉片、地下娼館等不法領域。
根據蘇思綱的描述，唐人街華人移民多數很勤勞，主要從事洗衣工、菸草工等底層職業，收入不高，租住在廉租公寓。為了應對艱難的生活，他們往往結成互助社團。
華人社團主要有三種類型，一種是地域性會館，類似老鄉會；一種是宗親會，主要是同姓成員組成；第三種由結拜兄弟組成，稱為“堂”，表面上是慈善組織，實際漸漸涉及黑幫活動，滋生犯罪行為。
參與堂斗的兩大主體安良堂和協勝堂，即為第三種社團，他們都參與了賭場、鴉片館、妓院等非法生意。另一個參與堂斗的四姓堂，屬於第二種社團，宗親會。
第三，紐約市權力階層的縱容和司法機構的貪腐。
為了維持這些非法生意，唐人街社團領袖藉助社團關係網，努力結交權貴，賄賂市政高層和紐約警方、公檢人員和律師，收買權力階層的保護。在金錢的誘惑下，權力層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和警方的貪腐，像隱形的手推動唐人街社團勢力持續壯大，他們在堂口糾紛中徇私偏向，進一步激化不同社團之間的矛盾。
文化的排斥、生存的壓力、權力和金錢的滲透共同打造出唐人街華人社團的罪惡。在這些因素的綜合影響下，他們野心勃勃、利慾薰心，終於劍走偏鋒、罔顧法律，犯下了多重罪惡。所以說，引發四次堂斗的具體事件僅僅是局勢的導火索，以上這些複雜的社會因素才是觸發大規模堂斗的根本原因。
紐約唐人街的四次堂鬥也並非出於單一目的。從四次堂斗的觸發因素，可以看出唐人街華人社團的勢力變化。
第一次堂鬥發生在安良堂和協勝堂之間，表面原因是為了爭奪對賭場的控制權，實際上雙方是為了爭奪警察局的看重和外界的認可，或者說是為了爭奪在唐人街的統治地位。
第二次堂鬥發生在安良堂和四姓堂之間，是由一個女人引發的私人糾紛，雙方都試圖操控案件的審理過程。事件本身並沒大範圍的影響力，沒有觸動賭場等重大利益，之所以升級到堂斗的規模，在於雙方都想保住各自的面子、榮譽和威望。
第三次堂鬥發生在安良堂和協勝堂之間，始於對鴉片貿易控制權的爭奪，其後則演變為面子之爭。在這次堂鬥中，武器也有了升級，不再侷限於單刀單槍，而是引入了炸彈這種殺傷力倍增的新武器。
第四次堂鬥仍然發生在安良堂和協勝堂之間，其促發原因是安良堂的一個重要人物因內部矛盾叛變加入協勝堂。這次堂鬥也不涉及賭博、鴉片或者女人引起的糾紛，完全是社團根據自己的規則，試圖懲罰叛徒、保護兄弟、保住面子。並且，這次堂鬥影響範圍廣、延續時間長，同時在美國各地的分堂發生，持續了近十年。
在第一次堂鬥中，雙方試圖爭奪警方的支援，還受到警方的有效制約。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堂鬥中，社團勢力不斷壯大，逐漸脫離警方制約，行事更加大膽，同時也招致了警方以大規模搜查賭場、鴉片館的方式對其強力打擊。
到了第四次堂鬥時期，社團已經掌握了賭場等產業的所有權，資產和勢力更加龐大，早已超出了警方的控制範圍。地方當局同樣早已厭倦了控制不住的堂鬥，卻無計可施，因為搜查不法場所的方式對他們已經起不到震懾作用。於是，失去耐性的警方用暴力驅逐華人的方式打壓堂口勢力，甚至不惜牽連無辜的華人。
可見，在這四次堂鬥過程中，唐人街華人社團的勢力不斷擴大，其罪行和暴力手段也不斷升級，逐漸失控。
但經歷了多次堂鬥和警方強力打壓後，社團同樣元氣大傷，再趕上大蕭條時期經濟不振，維持生計的壓力逐漸超過堂鬥爭面子的需求，社團疲態盡顯，這才促使各個堂口放下積累已久的怨恨和敵意，簽下停戰協議換來唐人街期盼已久的和平，並且以共同支援國內革命事業為契機，逐漸學會在唐人街和平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