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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張國燾，都是著名的紅軍領導人，分別在紅一方面軍、紅四方面軍享有無可置疑的權威。

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毛澤東與紅四方面軍張國燾會師後在戰略方針上開始出現分歧。毛澤東要向北，張國燾要向南。9月9日，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分離，一個向北，一個向南，這是中國工農紅軍從1927年八一南昌成立以來出現的第一次大分裂。毛澤東北上紅軍僅有7000餘人，張國燾南下的紅軍達到8萬餘人。張國燾南下無異於自絕於黨中央，自絕於中國革命。紅軍南下遭到重挫，張國燾於是北上回歸紅軍。

1938年4月4日清明節，張國燾代表邊區政府祭軒轅黃帝，張國燾與國民黨陝西省政府主席蔣鼎文接上頭，乘其專車前往西安想面見蔣介石，在西安被周恩來、林伯渠、李克農扣押回到延安。張國燾一意孤行要求脫黨。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宣佈開除張國燾黨籍。此後張國燾加入戴笠的軍統，又悄悄去了臺灣、香港，最後移居加拿大多倫多。

1979年12月死於多倫多的養老院。舊金山英文報載如下訊息：“中國共產黨創始12人之最後一人張國燾在加拿大多倫多老人院逝世。”

01

毛澤東與張國燾相識甚早，但在他們此後的交往中，分歧大於共識，對抗多於合作。

在開國上將許世友看來，這是一對才能、資歷和威望真正匹敵的對手。他說：“在黨內，除了毛澤東，誰也不是張國燾的對手。”

毛澤東與張國燾，具有太多的相似，又有著太明顯的差異。

他倆都出生鄉下。毛家在湖南湘潭，籍籍無名，父母以務農為生，擁有15畝地，每年收60擔谷，家庭成分為富農。張家在江西萍鄉，名門望族，父親既做官又收租兼經營，擁有1000擔谷的土地，家庭成分是地主。在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之中，出生官紳世家的不少，但像張家那樣顯赫和富有的不多。

倆人都是知識分子。毛澤東是草根知識分子，最高學歷是湖南第一師範學校，相當於中專學歷，不懂外語，他的知識主要靠自學。張國燾畢業於北京大學，精通英語，熟悉俄語，在擔任中國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期間，能夠不借助翻譯，與各國代表交談。

倆人都是家中老大，在父親眼裡都有叛逆的一面。毛父毛順生因為長子沉湎讀書誤了農活，罵他“懶惰”“無用”，打罵、羞辱他。毛澤東對父親的粗暴採取忍耐和妥協的方式多些。

相比而言，張國燾忤逆得多，在北大讀書期間與前來探視的父親張覲光發生激烈爭論，性急之下，直呼父親的名字，被張覲光狠抽一耳光，他斷然宣佈與父親斷絕父子關係，從此老死不相往來。

倆人都拜北京大學教授、共產黨早期重要領導人李大釗為師。毛澤東曾於1919年到北京聯絡赴法勤工儉學事宜，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為毛澤東提供了在北大任職的機會，讓他得以在北京大學旁聽課程，毛澤東對此感念一生。

1949年他定都北京時，又回憶起這段往事，感慨地說：“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了一個馬列主義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師，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道在哪裡呢!”

與毛澤東相比，張國燾與李大釗相處時間更長，所受教益更大，他稱陳獨秀為自己政治上的引路人，李大釗是自己精神家園的導師。他也被公認為李大釗的主要助手。但是，1924年5月他被北洋軍閥逮捕後，在獄中供出中共在北方的11名領導人，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李大釗，為兩年後李大釗被北洋軍閥逮捕絞死埋下禍根。

倆人都特立獨行，不約而同地拒絕留洋。1919年，毛澤東出面組織了數百名湖南學生到法國勤工儉學，自己原來也打算與蔡和森、向警予、蔡暢等人一起出國，臨到上船時改變了主意。他說：“我覺得我們要有人到外國去，看些新東西，學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學問，拿回來改造我們的國家。同時也要有人留在本國，研究本國的問題。我覺得關於自己的國家，我所知道得還太少，假使我把時間花費在本國，則對本國更為有利。”

幾乎是在同一時間，五四學生運動眾多領袖選擇出國留學，張國燾也有機會到美國深造，但是，他放棄了這樣的機會。張國燾解釋道：留在國內是研究和了解中國社會的最好的途徑。同樣是拒絕留洋，毛澤東終身不悔，而張國燾在黨內鬥爭失意後則認為年輕時太輕率，後悔不已。

倆人都以擅長群眾運動著名。毛澤東被瞿秋白尊稱為“農王”。他認為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的根本問題是土地問題，因此，通過土地革命，發動和武裝農民，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是中國革命的取勝之鑰。

張國燾是工人運動的重要領導人之一，領導過包括北京長辛店工人罷工、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等工人運動，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現代工人運動的產物，產業工人應該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基礎，產業工人所在的中心城市才是革命的中心，中國革命應該以工御農，以中心城市帶動周圍城市。

倆人都是黨的一大代表，同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毛澤東雖然年齡比張國燾大5歲，長期擔任省級領導職務，1927年八七會議上才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1933年進入政治局，1935年遵義會議增補為政治局常委。張國燾在一大上即擔任會議主持人，會後成立三人中央局，陳獨秀是中央局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此後長期擔任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常委，一直處在黨中央核心地位。

02

他倆第一次晤面，可以追溯到1919年。

張國燾留給毛澤東的第一印象是高傲。1919年，經李大釗介紹，在北大圖書館當管理員的毛澤東結識了當時的學生運動領袖張國燾。李大釗希望這兩位蘊藏著巨大才乾的青年人能夠成為好朋友，但是，張國燾瞧不起滿口湘音、穿著寒酸、熱心與人攀談的毛澤東，雙方寒暄了幾句，沒有更深的交往。

18年後，毛澤東在延安窯洞前，酸楚地對美國記者斯諾說：“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人的姓名，可是對於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打算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管理員說南方話。”“”

毛澤東給張國燾的第一印象是狡辯。張國燾第一次認真觀察毛澤東是在黨的一大上，結果只發現了這位農家子的一個長處——善設圈套。他在回憶錄中用鄙夷的語氣寫道：毛澤東也脫不了湖南的土氣，是一位白面書生，穿著一件布長衫。他的常識相當豐富，但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了解，並不比王盡美、鄧恩銘等高明多少。他大會前和大會中，都沒有提出過具體的主張；可是他健談好辯，在與人閒談的時候愛設計陷阱，如果對方不留神而墮入其中，發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起來。

毛澤東與張國燾分手於1927年7月。當時，張國燾作為中央常委，負責大革命失敗前重要幹部的疏散工作。

“中央準備派你到四川擔任省委書記，那裡相對安全，而且天府之國，大有作為，尤其是在農民運動方面。”

“不！”毛澤東不假思索地拒絕了，“我要到湖南去！”

張國燾吃驚地叫了起來：“湖南？你在那裡紅透了天，所有的地主豪坤和軍閥都恨不得活剝了你的皮，怎麼還往虎口裡鑽？你是怎麼想的？”

毛澤東平靜如水：“我不甘心農民運動就這樣完了。”

聽到毛澤東要回湖南去，另一位常委瞿秋白趕來勸阻：“中央領導層需要新血液，亟需充實具有實踐經驗的領導同志，我準備提議調你到中央來工作。”

“我住不慣高樓大廈。”毛澤東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我要到湖南去，搞暴動，上山結交綠林好漢。”

張國燾、瞿秋白尊重毛澤東的意見。不久，毛澤東回湖南主持湘贛邊界秋收起義。

8年過去了，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與張國燾在黨內地位相同。這兩位多年未見的老朋友在長征路上相會，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情況呢？

03

1935年6月12日，紅一、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在夾金山會師後，毛澤東與張國燾通過電報約定在懋功兩河口見面。

紅四方面軍幹部回答：“根據張主席的公式推算出來的。”

在紅四方面軍和川陝根據地，指戰員稱張國燾為“張主席”。

“中央紅軍沒有那麼多吧？”徐向前覺得不太可能，“他們一路打過來，戰鬥傷亡、非戰鬥減員一定非常嚴重，即使出發時有三十萬，現在也不可能這麼多了，還是留點餘地為好。”

陳昌浩反問：“那提多少為好？”

徐向前答不上來。

張國燾說：“中央紅軍是老大哥，比我們多五倍是肯定的。我在毛裕鎮說這句話的時候，我們只有六萬人，五倍是三十萬，現在我們發展到了八萬人，按五倍計算他們應該在四十萬以上，我們只提三十萬，已經留有餘地了。”

徐向前在回憶錄中認為這個口號影響到了後來兩軍的關係。他說：“會師後的事實證明，中央紅軍還不到兩萬來人，哪來的三十萬嘛！我們的宣傳打了自己的嘴巴，弄得四方面軍指戰員議論紛紛。”

1935年6月25日下午5點多鐘，張國燾一行趕到懋功北面的撫邊。

這天早晨下起了雨，越下越大，滂沱大雨將山川、河谷、民居籠罩在雨幕之中。中央領導人迎出撫邊三裡之外，等候在路邊的油布帳篷下。所有的政治局委員一字排開，他們是張聞天（遵義會議後黨內負總責）、毛澤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朱德（中革軍委主席）、博古（原中央主要負責人），連病中的周恩來（軍委副主席）、王稼祥（軍委總政治部主任）也在雨中等候。

這是中央給予張國燾的最高禮遇，也是紅一方面軍給予無私援助他們的兄弟部隊的最高敬意。

張國燾一行十餘人鞭打著高頭大馬，飛馳而來。聽到馬蹄聲，毛澤東等人走出帳篷，冒雨迎上前去。

張國燾跳下馬，與中央領導人一一握手，熱烈擁抱，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八年了”。

他與毛澤東分手於1927年7月，與朱德分手於1927年11月，距今都有8個年頭了。當年揮手一別，分別組織兵暴、農暴，而後又各自建立了一支主力紅軍，歷經坎坷挫折，在川康邊界的不毛之地相聚，感慨萬千。

他們擁抱著、捶打著，臉上溼漉漉的，一半是淚水，一半是雨水。

朱德首先致詞：“同志們，兩大主力紅軍的會合，歡呼快樂的不只是我們，全中國的人民，全世界的被壓迫者，都在那裡慶祝歡呼！這是全中國人民抗日土地革命的勝利，是黨的列寧戰略的勝利。”

張國燾致答詞：“我代表四方面軍全體同志，向黨中央致敬！四方面軍過去一直遠離中央，沒有直接受中央領導。現在好啦，中央就在我們身邊，和我們在一起。今後我們要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去戰鬥，去奮進！”

會後舉行了簡樸的宴會。酒醇，心熱，情濃。

一切都像想象的那樣，甚至比想象還熱烈。

會師後，張國燾發現一方面軍無論從服裝、裝備、給養，到戰士身體情況、精神狀態，包括軍容軍紀都遠遜於四方面軍。

對於這種差別，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楊尚昆幽默地形容為“叫花子與龍王比寶”。

四方面軍號稱10萬人，實際戰鬥人員是8萬多人。當時有1萬多人的二、六軍團已在湘鄂川黔建立起新的革命根據地。在三支紅軍中，數四方面軍的隊伍最大。他們原來在物質條件較優的四川通南巴地區，5月初，中央紅軍北渡金沙江後，從川陝根據地撤出來，向北上的中央紅軍靠攏。部隊離開根據地才一個多月，打的仗也不多，所以軍容比較整齊。師以上的幹部，每人有十幾個揹簍，裡面裝的臘肉、香腸之類的東西。

張國燾狐疑地觀察著駐紮在撫邊的紅一方面軍部隊，疑問一個接著一個：

這是那支令國民黨軍魂飛魄散的紅軍部隊嗎？

這支睏倦疲乏的部隊究竟有多少人？

這支搖搖欲墜的部隊還有多少戰鬥力？

……

04

由於會師後紅一方面軍保持搜尋前進的戰鬥態勢，部隊分散在不同的地點，他想找幾個老熟人摸摸底。

首先找到周恩來。周恩來不僅是中央軍委副主席，而且在遵義會議上，他被確定為“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是最了解各軍情況的人。

周恩來對張國燾印象不好。這位被黨內外公認最能剋制的人，生平唯一一次拍桌子就是針對張國燾的。

那是1927年7月南昌起義前夕，周恩來負責前敵委員會工作。正當起義工作一切就緒的時候，他接到中央代表張國燾的兩封密電，稱：暴動宜慎重，無論如何要等他到後再作決定。張國燾從武漢趕到南昌後，周恩來和李立三、惲代英等前委同志都表示起義迫在眉睫，不能取消或者推延。張國燾蠻橫地說：這是共產國際代表的意見！周恩來激動地說：“共產國際和中央給我的任務是叫我來主持這個運動，現在給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負責了，我即刻回漢口去吧！”他說話時動怒了，氣得拍了桌子。

20年後，周恩來對人說到：“拍桌子這個舉動，是我平生僅有的一次。”最後，張國燾還是在多數人的反對下屈服了，同意如期舉行南昌起義。

8年後的交談還是從南昌起義說起。

張國燾拿周恩來留的長鬚開玩笑：“一晃8年，那時的翩翩少年現在成了美髯公了。”

周恩來笑道：“南昌起義失敗後，為方便在上海開展白區工作，留起了鬍子。現在大家叫我‘胡公’。”

張國燾借事說事：“記得南昌起義失敗，我們是在潮汕分手的。那時，你正在發高燒，我說我留在部隊處理善後事情，要你先走，你卻硬要送我先走。”

周恩來說：“我們職責不一樣，我是前委書記，處理殘局是我的責任。”

“前後相隔8年，境遇彷彿重演。那時，我們的部隊也被打得七零八落，現在中央紅軍也是受了重大損失，人數減員很厲害吧？”張國燾引到自己關心的話題上。

周恩來說：“還是有所不同，那時人都打光了，現在部隊還在。”

張國燾按捺不住，直接問道：“你們現在還有多少人？”

周恩來警覺起來，反問道：“你們有多少人？”

“我們有10萬人。”張國燾誇大了一些。

“我們有3萬人。”周恩來事先已經在同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李先念的談話中，掌握了紅四方面軍的實際兵力，也相應地上浮了一些。

儘管上浮了一些，張國燾還是感到吃驚。周恩來注意到，他的臉色都變了。

張國燾從機敏的周恩來那裡問不出更多的東西，反而露出了馬腳，又去找朱德。

朱德與張國燾在南昌起義期間有過短暫的接觸，了解不深，也沒有戒備意識。他在後來在自傳中這樣解釋：張國燾這個人，在中央蘇區的時候，一般的還不知道他究竟是怎麼的人。有些老同志對他的印象都不好，但也沒有誰說過他的壞話。因為他那時還是一個黨的負責同志。也聽說過他是一個“機會主義”，但到什麼程度也不知道。

張國燾問：“你們還有多少人？”

朱德以實相告：“一方面軍過去是一個巨人，現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架子了。”

張國燾裝著不太明白：“骨架子？”

朱德解釋道：“也就是說，兵沒有了，只剩下骨幹了。全軍總數也就1萬多人。這1萬多人許多都掛了彩，還有些生病，戰鬥力已經大不如前了。”

張國燾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1萬多人？”

朱德具體介紹了兵力的構成情況：“林彪的第一軍團人數最多，約為3500人，彭德懷的第三軍團約3000人，董振堂的第五軍團不到2000人，羅炳輝的第十二軍只剩下幾百人。再加上中央各直屬部隊，總計約1萬人。所有的炮都丟了，機關槍所剩無幾，又幾乎都是空筒子，每支步槍約5顆子彈。”

“就這麼點人？“張國燾實在不敢想象紅一、紅四方面軍力量之比竟為一比八！

朱德聽出張國燾的震驚了，繼續說道：“雖然目前只剩下一副骨架子，但是彌足珍貴，因為我們把骨幹力量和最大多數的幹部都儲存下來了。現在紅一方面軍中，幹部多，士兵少，幹部降二級乃至三級使用，現在的普通戰士可能以前是連長，而原來的團長現在只能當連長。你們四方面軍的情況呢？”

然後，張國燾為朱德介紹了四方面軍的情況。

朱德對四方面軍的印象很好：“沒有見到四方面軍以前，不敢作較高的評價，可是，看到以後，卻有說不出的高興。在懋功以南的大路上，我看到李先念的三十軍，指戰員們都身體矯健，精神飽滿。每個戰士都背有百顆左右的子彈，機關槍齊全，還有用驢馬拖的成箱的機關槍子彈以及大大小小的迫擊炮，可以說是一支極具戰鬥力的勁旅。”

與朱德的談話持續了大半夜。

臨走時，朱德很鄭重地提醒張國燾要重視毛澤東的意見，搞好與他的團結：“在中央高階領導層中，真正懂軍事的並不多，老毛富有預見，對於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有獨到的見解，而且能夠解決問題。正因為如此，遵義會議大家一致推舉他重新出山，負責軍事問題。你對四川的情況、對西北的情況知道得最多，今後打仗要靠四方面軍賣力。你要多發表意見，與老毛加強溝通，只要你倆意見一致了，別人也不會有異議。現在軍事問題最重要的，政治局委員們都主張從速北上，我也覺得這個意見是對的。”

精明的張國燾這時才發覺憨厚的朱老總在交談中也是用了心的。

張國燾告別朱德。回到自己臨時住處，一種隻手擎天、顧盼自雄的得意，一股凌頂俯瞰、天低吳楚的霸氣，在他身體內匝繞、瀰漫、膨脹。

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張國燾的心態開始出現變化。原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形容道：“張國燾處處擺出一副主人的架勢。”

05

意識到自己的優勢後，張國燾變得敏感和好鬥。這體現在他與毛澤東的初次交談中。

毛澤東問起會師前紅四方面軍的戰略計劃。

張國燾提到年初曾向陝南突擊，考察過北進的可能，試圖接應轉戰到鄂豫陝地區的徐海東部，當時已經打到寧羌地區，按實力可以打到漢中地區。

“可惜了。那時你們已經到了漢中，為什麼不繼續北進？不過，如果你們真的北進了，那我們就不可能在懋功相會了，中共中央和一方面軍可能要多走幾千里路去追尋四方面軍。”

由於擺龍門陣，毛澤東聊得很隨意。

張國燾感覺被刺了一下。他在回憶錄中這樣揣測毛澤東的神情、用意和原因：毛當時說這些話的語氣，顯然是譏諷我並無策應中共中央和一方面軍的誠意。毛的這些談話使我心情上的感覺很不愉快。我覺得他在游擊戰爭中養成了一種疑忌心，所以對我的所作所為，也不用善意去推測。

張國燾鄭重其事地澄清：“我們四方面軍的同志們知道一方面軍將會渡過長江北上時，即以策應一方面軍作為我們的首要任務。我們到寧羌地區，主要是企圖打擊在那裡的胡宗南部，也是策應一方面軍的一個行動，並無遠離一方面軍北進的意思。我們現在終於在懋功地區會合了。我和四方面軍的同志都引以為快。”

毛澤東意識到產生了些許誤會，善意地點點頭，表示認同張國燾的表態，不再糾結這個問題。

張國燾接著敘說紅四方面軍實施嘉陵江戰役的情況，說到下令放棄整個川陝蘇區，將全部力量撤到嘉陵江以西。

毛澤東忍不住嘆息了一聲：“可惜啊！”

又聽到這個詞，張國燾反詰道：“我來迎客，難道還犯了罪不成？”

毛澤東不想搞壞氣氛，苦笑著說：“接客很好啊，我們都十分感謝。要有個家就更好了。”

張國燾的不快第二天便攤到桌面上，這就是兩河口會議。

06

兩河口，是撫邊以北的小鎮，得名於鎮旁兩條小河——從北面夢筆山流下的撫邊河和從東面大雪山流下虹橋河。這兩條奔流而下的溪水在此交匯，形成了一個三角形的綠洲。儘管當時已是夏天，但山上的積雪和河裡的流水，使這裡的氣候非常涼爽。

會議在一座喇嘛廟召開。據文獻記載和多數當事者回憶，這次會議的全稱是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人員有張聞天、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王稼祥、博古、劉少奇、凱豐、鄧發以及劉伯承、彭德懷、林彪、聶榮臻、林伯渠、李富春等人。

按慣例，會議由張聞天主持，報告和結論由分管此項工作的常委負責。

周恩來是政治局中負責軍事工作的常委，由他作主題報告。

“目前，一、四方面軍都離開了原有根據地，要在新的地方創造新的根據地。在這種情況下，制定戰略方針就是要解決‘在什麼地區創造新蘇區’的問題。”周恩來開宗明義，提出會議的主題。

“應該向什麼地方前進呢？”周恩來通過假設，論證自己觀點：“回頭向南是不可能的，後面有蔣介石的幾十萬追兵，敵我力量懸殊。東過岷江？敵人在東岸有130個團，對我不利；向西北？那裡是一片廣漠的草原。可走的只有一條路，就是北向甘肅。在那裡，道路多，人口多，山少。在此必定會遇到敵人，我們可用運動戰消滅敵人。如果敵人前進得慢，我們可以在這個廣闊的地區前進，並向陝西迎擊敵人。”

張國燾接著發言，提出了三個方案。

第一個方案，是迅速北上，從甘南開啟缺口，以川陝甘為戰略目標建立立足點和根據地。他稱之為“北進計劃”。

第二個方案，是以現在佔領的地區為起點，以西康為後方，向川北甘南至漢中發展，或者南下四川，準備赤化四川。他稱之為“川甘康計劃”。

第三個方案，是轉移到蘭州以西的河西走廓地帶，以新疆為後方。他稱之為“西進計劃”。

張國燾逐個方析了三個計劃的利弊。看似不偏不倚，就事論事，其實暗藏心機。分析北進方案時，他從多個角度論述了方案的不利因素：“從這裡去寧夏，愈往北走，愈是毫無掩蔽的黃土荒山，我軍易於遭受敵機的襲擊。陝甘北部地廣人稀，糧食情況遠不如川陝甘邊境一帶豐裕。寧夏南有黃河，東、西、北三面都是大戈壁，我們進到那裡，易於被敵封鎖。再說，現在松潘北部敵情不明，貿然前往，非常危險。”

分析川甘康方案時，他列舉多種可能性，論述其進退有據、應對裕如戰略彈性，其基本思路是：暫時在川康地區立下腳根，以便有時間整理隊伍，訓練對騎兵作戰的戰術。如果經過試驗，能夠實現川康計劃，那又何必北進或者西進呢？如果事實證明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後再北進或西進仍未遲。即使那時北進路線被敵人封鎖，仍可以西進，因為西進路線是敵人不易封鎖的。

大家都聽出了張國燾的中心意思。他醉心於固守川西北一帶的計劃，即所謂“東扣岷江，南掠天、蘆、灌、邛、大、名”的意見，認為可以向成都打，消滅南面的敵人不成問題。

毛澤東第三個發言，講了五點意見：

第一，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區發展根據地。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可以把創造蘇區運動放在更加鞏固的基礎上，這是向前的方針。要對四方面軍同志作解釋，他們是要打成都的。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有實現向北發展的可能。

第二，戰爭的性質不是決戰防禦，不是跑，而是進攻。根據地是依靠進攻發展起來的。我們過山戰勝胡宗南，佔取甘南，迅速向北發展，以建立新的根據地。

第三，應看到那些地方是蔣介石制我命的，應先打破它。我須高度機動，這就有走路的問題，要選好向北發展的路線，先機奪人。

第四，集中兵力與主攻方向，如攻松潘。胡宗南如與我打野戰，我有20團以上，是夠的；如不與我打野戰，守堡壘，就一定要打破駐點，牽制敵人。現在就是迅速打破胡敵向前奪取松潘。今天決定，明天即須行動。這裡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難，應力爭在6月突破，經松潘到決定的地方去。

第五，責成常委、軍委解決統一指揮問題。

毛澤東的發言與眾不同。他思考問題不是一味地從紅軍的角度論優劣長短，而是重點關注蔣介石的部署，圍繞“先敵制變”的原則來選擇方案；他顧全張國燾的面子，不去評說或者抨擊川康甘方案的短處，而是用“要對四方面軍同志作解釋”輕輕帶過，把關注的重點放在執行北上計劃上；他強調決策與執行的統一，要求高度機動，今天決定，明天即須行動；他從組織人事的角度，要求常委和軍委解決統一指揮的問題。

而統一指揮、即決即行才是當前所有問題的核心。

在張國燾看來，雖然主持會議的是張聞天，作主題發言的是周恩來，但真正的主席是毛澤東。這點從發言的證據就可以感受到。他的發言絲毫沒有論證觀點的意識，完全是從決策的高度闡述的，而且極具操作性。他的思路後來成為《松潘戰役計劃》的藍本。

在毛澤東之後，朱德作了簡短表態：“同意恩來的報告，背靠西北、面向東南這一總的戰略方針應決定下來，要迅速打出松潘，進佔甘南，打下敵人，建立根據地。”

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發言，贊同北上方針，認為當前最關鍵的是從松潘打出去。

接著，博古作了發言。博古引經據典，言辭犀利，對張國燾進行了不留情面的抨擊。

張國燾本來落於孤立之中，博古更讓他怒火暗燒。

博古兀自暢談：“南下川康，正如同麻雀飛進了陰溝裡，進得去出不來，死路一條……”

“你說誰是麻雀？”張國燾冷笑道，“博古同志，眼睛長來不完全是用來看別人的，也應該借個鏡子看看自己吧。中央紅軍10萬雄師，現在還剩下多少人馬呀？你們打了敗仗，不能說要李德負責，他是外國人，你們都要負責。作為黨的最高負責人，你難道不應當深刻地檢討一下自己的責任？還振振有詞地來和我談什麼軍事？”

毛澤東勸道：“國燾同志，先不要上火嘛，讓博古同志把話說完，你再發表意見，好不好？”

博古漲紅了臉，匆匆結束了發言（博古在紅軍長征遵義會議以前犯有致命錯誤，自知理虧，所以漲紅了臉）

王稼祥接著發言。話不多，但很有嚼頭：“一、四方面軍會合後，能使我們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這個地區有很多好條件，首先是一、四方面軍匯合後力量大了，其次是帝國主義的干涉遠了，敵人又隔離，群眾受壓迫，易於接近我們，等等。有這麼多好條件，但能否成為蘇區，要看我們能否消滅敵人。如果認為一面無敵、後退無窮，這就錯了。這是躲避鬥爭，不看到進，只看到退。當然在有的情形下須要退，但現在主要的問題不是這裡，而是要堅決鬥爭擴大蘇維埃區域。”

張國燾倒吸一口冷氣。他沒有想到，這位白面書生竟然用“一面無敵、後退無窮”八個字來形容他鐘情的川康甘方案，而且上升到“躲避鬥爭”的高度。

張聞天最後作了總結性發言：“我們的目標是繼續前進，在川陝甘建立新的蘇區根據地。實現這一戰略方針，目前紅軍最重要、最關鍵的任務是，首先突破敵人的北面防線，消滅胡宗南的部隊，奪取松潘並控制松潘以北地區。”

這次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

張國燾把兩河口會議視為一個人對一群人的“群英會”，他說不過周恩來，爭不過毛澤東，拗不過張聞天、王稼祥，被迫同意北上方案。而這次會議也成了張國燾人生的重要轉折點。在兩河口會議4個月後，1935年10月張國燾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佈另立“中央”。後來終於走上叛變投敵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