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於清政府而言，同往日相比似乎並無太大變化，甚至形勢看上去還要好於兩年前，畢竟八國聯軍侵華的戰敗陰影正在國人心中散去，清政府的統治危機也在逐漸散去，但這一切都只是一種假象。

事實上，革命派早已看透了清政府腐敗懦弱下那顆虛偽的心，他們愈發堅信，只有真正的推翻清王朝實行真正的民主立憲才能讓東方古國再次散發復興的朝氣。

八國聯軍侵華後的晚清時局圖

革命的成功，在於思想的普及，而思想的普及在於民智的開啟。

如何開啟民智？近代以來眾多革命志士都在探索和追求這個問題的答案，他們嘗試了很多方法，其中一個非常有效的方法就是——辦報。

報紙作為文字的載體，它可以在有限的範圍內達到快速傳播的目的，所以時效性的特點讓報紙成為眾多革命人士最為青睞的思想傳播工具。

假如我們翻開近代中國辦報史的話一定會被當時各地名目繁多的報刊所震驚，而《蘇報》便是其中之一。

《蘇報》創刊於1896年的上海，最初的《蘇報》只是刊登市井瑣事的普通報紙，甚至曾因刊登過黃色資訊而被處理過，直到1900年，陳範接手《蘇報》，這才使得《蘇報》得以新生。

當時的蘇報刊面

陳範是文人出身，在經歷過甲午戰爭和維新變法後，他的思想開始有所改變，於是他立志要將《蘇報》辦成宣傳進步思想的主流刊物。

陳範接受《蘇報》後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報紙上設立了《學界風潮》的專欄，《學界風潮》專欄的開設是基於此前發生的一件學生反抗學校壓迫而罷課甚至退學的事件。

當時上海有一所名叫“南洋公學”的學校，這所學校是紅頂商人盛宣懷創辦的，該學校是一所官辦民助的學校，所以南洋公學事實上一直被把持在守舊派官僚手中。到了二十世紀初，隨著革命思想在上海乃至全國的傳播，守舊派官僚辦學方式已經引起學生的極大不滿，為了反對落後的辦學方式，南洋公學的學生們組織了一次罷課退學運動。

紅頂商人盛宣懷

因為這次開設專欄的極大成功，《蘇報》的影響力也開始凸顯，但陳範清楚，若想將《蘇報》辦成國內具有極大影響力的主流報刊，僅憑一個熱點事件的持續跟蹤是不可能的，必須要有在國內乃至世界上都具有影響力或者說是名氣的文人和進步人士的親自主筆發表進步文章。

於是基於《蘇報》在《學界風潮》專欄中積攢下的名氣，在陳範的力邀下，清末民初的風雲人物章太炎、蔡元培、鄒容等人紛紛加入《蘇報》並相繼在《蘇報》上發表文章。

其中影響力最為廣泛的便是章士釗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和鄒容的《革命軍》。

章太炎

章太炎和鄒容都是我國近代著名的革命家，他們本就以推翻清王朝為奮鬥目標，因而在《蘇報》上發表的文章無不是痛陳清王朝統治的弊端，甚至章太炎還對康有為的君主立憲思想大加駁斥。

章太炎和鄒容公開呼籲革命自然引起了清廷的恐慌，當然了若要按照當時的大清律法，發表這種言論便是謀逆的大罪，砍頭自然是不能免的，甚至慈禧還想要將他們凌遲處死。

然而，擺在清廷面前的一個難題就是，當時《蘇報》是在上海的英租界內開辦的，按照相關條約的協議，清政府是沒有資格到英租界抓人的，但是如果放任這些人去散播顛覆清廷的言論，不僅有損朝廷威嚴，時間久了必然會動搖清政府的通知危機。

所以，清政府多次派人與英國協商，最終在法、俄等列強的斡旋干涉下，英國同意清廷派人進入租界抓捕章太炎和鄒容，1903年，兩人被捕。

康有為

雖然英國同意清廷抓捕章、鄒二人，但英國人也是有底線的，他們堅決要求清政府必須在租界內審理二人，且必須採用當時西方的庭審制度審判二人。

對於英國人的這種要求，很多人歸結為英國人秉持的司法和言論自由，但筆者並不能完全贊同，畢竟英國人若真的支援章、鄒二人的自由之權利，就不會同意清廷進入租界抓人了，畢竟他們思想言論上的激烈並不能構成犯罪事實。

而英國向清廷的妥協一來是迫於法、俄等國的壓力，二來則是出於列強普遍具有的私心。

章、鄒等人宣揚的革命思想其本質是要將中國建立成一個獨立民主的現代化國家，而這樣的中國是不符合英國人利益的，也不符合其他列強的利益，所以他們才會沆瀣一氣同意清廷抓人。

但在英租界抓人，這也讓英國人沒有面子，所以為了“遮羞”，他們才會要求清廷在租界以西方審判模式審問章、鄒。

鄒容

於是，一幕非常有意思的畫面出現了：

清廷按照西方庭審模式聘請律師在英租界控告自己的國民，這不僅是清朝歷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整個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

控訴雙方先後陳述自己的觀點，章太炎憤怒的說道：“今年二月，在愛國學社任教習，因見康有為著書反對革命，袒護滿人，故我作書駁之”，對滿清政府嗤之以鼻，而雙方律師也各自為自己的委託人辯護。

這起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審判一直持續到第二年，最終章太炎被判處監禁3年，鄒容被判處監禁2年，3年後，章太炎刑滿釋放，而鄒容不幸於1905年逝世於獄中，年僅21歲。

革命軍封面

《蘇報》案雖然以這種方式結束了，但它所激起來的浪花卻依舊在持續著，尤其是經過該案後，鄒容的《革命軍》得到了更加廣泛的傳播，民智在繼續開啟，而與此同時，《蘇報》案給清廷也帶來了一定的震懾，在這種震懾下，清廷的統治者們只能選擇去改變。

因為他們發現，當自己不能再單純依靠自己的統治威懾力去懲罰自己的臣民時，想要維護統治就只能選擇改變，以此來換取臣民的認可。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蘇報》案的發生打破了植根在民眾心中千年的“皇權至上”的觀念，曾經的官老爺獨斷專行已經成為歷史。

而很多人也並不理解當時的清廷為何會同意以庭審的方式去審判章太炎和鄒容。其實我們必然清楚，清廷是根本不可能放過他二人的，但清廷最終同意了這種庭審方式一來是受英國人的限制，二來自當有向民眾展現自身轉變的決心，尤其是變法改制的決心。

因為《蘇報》案讓越來越多的民眾意識到何為“證據”，何為“公正”，這就是民智的開啟，很顯然清廷很不願意見到這種事實的發生。

慈禧太后

所以，基於《蘇報》案發生前的形勢和案發後國內日益高漲的革命呼聲，清廷不管願不願意，都必然要接受立憲派官員變法改制的請求，因此在1906年，慈禧太后終於下詔宣佈了預備仿行憲政的計劃方案。

不管是真心還是假意，這種以政府文告的形勢釋出的憲政方案，是統治階級第一次對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予以否定，1908年，清政府頒佈了《欽定憲法大綱》，雖然《憲法大綱》本身在改變皇權獨斷方面並無實質進步，但它在我國憲政歷史上的開創性地位還是存在的，尤其是《憲法大綱》是清政府主動頒佈的我國曆史上第一個憲法性檔案，這也足以說明當時國內的革命熱潮已經達到了清政府不得不改的地步。

雖然《蘇報》案的發生在一定意義上促成了清廷向君主立憲的轉變，但君主立憲絕不是革命志士的目標，而且清廷日後那種表裡不一的做法也著實讓世人看透了他們腐朽而守舊的內心，最終清廷葬送了最後一次自我救贖的機會於1912年覆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