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與明朝也許是中國歷史上最相似的兩個王朝，同樣產生於對暴政的反抗，同樣“得國最正”，建立者同樣出身低微，甚至建立過程中同樣經歷了和其他起義者的博弈。

但這兩個王朝同時也有著明顯的不同，一個開闊進取，並喊出了那句讓半個歐亞世界戰慄的口號，“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另一個卻畫疆自守，在世界迎來新曙光的時候視而不見，滿足於在東亞一隅稱王稱霸。

當然，明朝也有自己的高光時刻，明成祖朱棣也曾飲馬斡難河，創造了中國歷史上帝王之中少有的壯舉，鄭和也曾七下西洋，揚威異域，甚至到了萬曆年間還能在朝鮮半島挫敗狼子野心的東洋島國，讓一代梟雄豐臣秀吉鬱悶而死。

然而，然而，明初雖然可以橫行蒙古草原，但卻沒有恢復元朝對草原的統治，一勞永逸的解決來自陸上的威脅。

鄭和雖然七下西洋，卻只是徒費國力，沒有增加一寸領土，沒有贏得一兩利潤，而沒有利潤的純消耗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只是難以接受的財政負擔。

而朝鮮之役更是贏得差強人意，明朝在維持現有秩序之外毫無動力哪怕多增加一丁點行動，而這種被動的應對方式沒有絲毫可能澆滅挑戰者的野心。

而這一切最終帶來了什麼後果呢？陸地上的安全威脅始終不能徹底消除，並給其他挑戰者增加了機會。不要忘了蒙古各部就是滿洲八旗最初拉攏的同盟。海洋上不能進取，最終讓列強打進國門。家門口的野蠻人野心從未斷絕，終而蹂躪神州，貽害子孫。

當我們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審視那段歷史，我們肯定都會痛惜於明朝當初的選擇，為何沒有奮起進取，為何沒能給子孫留下一份更好的遺產。

當然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也許不應該對一個以農業社會為基礎的國家要求太多，責備太多。但同時我們也會發現明朝其實恰好處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在可能以商立國的時候，它選擇了堅守農本只主義；在可能擁抱世界的時候，它選擇了轉過身去，並因而錯過了近代歷史上最重要的機遇；在可能搶先開創一個完全不同的新時代的時候，它選擇了安於舊秩序。

歷史之所以會如此，當然有其必然性，正如人生一樣，每一步都沒白走。而當我們目光對準這個朝代的建立者朱元璋，看他如何從一個流氓無產者一步步走上帝王之路，再對比同樣“起於微末”的漢高祖劉邦的人生軌跡，你就會發現，這兩個王朝的命運其實在剛開始就被安排好了，歷史的車輪一直在沿著設計好的軌道前進，從無偏差。

明太祖朱元璋的人生，大部分對歷史感興趣的人應該都很熟悉。農家出身，少年時家庭在瘟疫中解體，先是做了幾個月和尚，後又去做了三年類似於乞丐的遊方僧人，並最終在返回寺廟後參加了紅巾軍，開啟了自己的創業歷程。

應該說朱元璋本人不乏聰明機智堅毅果敢恢宏大度之類的優點，然而作為一個帝王，他人生的起步階段實在太過悲慘，也太過底層。這是他的優勢，這使得他非常瞭解底層人民的想法，並最終利用人心，利用他們對生存與秩序的渴望，成就了自己的帝業。

然而這也是他的缺點，他只瞭解農業社會，他只想要農業社會，他想把整個國家變成一個擴大版的農村。同時他對商業社會，市民社會又極度缺乏瞭解，也不在乎商業所產生的的利潤，乃至從海外貿易上獲得豐厚的稅收。

如果把朱元璋放在宋代之前的任何一個帝制朝代，他都會是一個近乎完美的帝王。然而，他卻成了明朝的開國太祖，成了一個要為明朝這個商業繁盛的朝代制定制度的君王，這簡直是歷史開的一個玩笑，一個殘酷的玩笑。

當嘉靖皇帝親自上馬代替戶部尚書主抓明朝財政的時候，當萬曆三大徵掏空了國庫的時候，當崇禎皇帝向百官募捐的時候，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想到這位偉大的祖先，更不知道他們對這位用祖宗家法捆住了他們手腳的太祖皇帝作何感想。

作為一個商業繁盛的朝代，明朝並不缺錢，當西北因天災吃樹皮，吃觀音土，甚至吃人的時候，當東北因為清軍焦頭爛額的時候，當整個淮河以北同時因為農民軍和八旗鐵騎一片糜爛的時候，當時的經濟中心江南地區還是一片歌舞太平。

世人都知道江南在抵抗清軍的時候有揚州十日，有嘉定三屠，但是有誰記得那幫不肯交稅官商勾結的科舉士族，有誰記得那幫黨爭誤國的名流，有誰記得復社四公子的侯方域，正是他爹說出了那句災民為何不肯在家裡餓死，卻出來禍亂聖朝，並用灌水的惡毒法子幫清軍消滅了山東嘉祥不肯委身的農民起義者。

因為一個小利益群體的自私，卻要讓一個國家殉葬。清初文字獄的時候這幫人是真的冤嗎？冤的只是無權無勢的老百姓，不是這些亦商亦宦的食利階層。

那他們不冤嗎？反思一下其實也挺冤的。沒有人願意自動分享手中的利益，除非一開始就形成法律制度，讓這種分享變成習慣。而明朝恰恰缺少這個東西，如果一開始就有明確的商業稅，如果一開始就鼓勵海上貿易並且從中獲取利潤，據說鄭芝龍每年的收入堪比朝廷的歲入，如果，如果……

而當開國之君只熟悉農業社會，而又甘於讓國家永遠停留於此時，這些如果就都成了空想。而這一切雖然都是歷史的必然，但又都和朱元璋本人在格局與視野上的侷限不無關係。

反觀漢太祖劉邦，雖然出身同樣低微，本身卻毫無由出身帶來的侷限。可能不太儒雅，可能有些隨便，但這其實也可以算作他的優點。不事農耕，少年時一心想做遊俠，壯年為吏，以豁達的性格成為了沛縣民間的話事人，敢想敢做，不管他有沒有說過那句“大丈夫當如此也”，至少他沒有因為出身而不敢觸碰那個看似神聖的位置。

劉邦本身的政治水平也許並沒有那麼高，但他妙就妙在不去框定，不去限制。除了簡單的沿用了秦朝的基本制度，他可能也就在不立異姓王這種基本的皇權保障上設了限。

而正是因為劉邦的實用主義態度，給他的子孫留下了足夠多的發揮空間。從休養生息的文帝景帝到奮發有為的武帝，再到提出“霸王道雜之”的漢宣帝，每一代人都能因時變化，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精彩。

反觀明朝，朱元璋一開始就制定了完善的制度，完善到他的子孫都無法改變，最終成了呆板僵化無法執行的教條。所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當一個過於強勢的祖宗剝奪了後代子孫太多自由的時候，這個朝代就註定只能活在祖宗的陰影當中，因循守舊，毫無活力。

也許這就是兩個王朝的歷史命運吧，一個剛剛開始，沒有太多章法可以遵循，沒有太多經驗可以借鑑，反而可以自由發揮，成就偉業。一個卻擁有太多經驗，反而成了負擔，束手束腳，在經歷了剛開始的輝煌後，很快就墮入了歷史的陷阱。

而這也恰好反映在兩位建立者上，一個不拘小節，一個循規蹈矩，一個輕慢卻精明，一個慎重而縝密，一個少有設限，無論是為自己還是為自己創造的王朝，一個在一開始就規劃並設計好了一切，把子孫後代都變成了執行者。

所謂格局決定高度，又何止是人會如此呢。觀史至此，不禁一聲慨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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