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隨著電視劇《大秦賦》的熱播，關於秦朝的話題迅速成為熱點，與秦朝有關的爭論也愈來愈多，而其中的一個熱點話題，便是秦朝到底是不是“暴秦”，而爭論的焦點便在於“秦法”和“秦制”。其實，個人認為要討論秦朝到底是不是殘暴，不應該僅僅侷限於“秦法”和“秦制”本身，而更應該拋開後世觀點，去分析秦朝百姓對“秦法”和“秦制”的看法和接納程度。

從目前出土的雲夢秦簡和裡耶秦簡來看，“秦法”和“秦制”雖然嚴苛，但卻談不上殘暴，而歷代以來將秦朝稱為“暴秦”又是事實。歸根結底，問題並不在於“秦法”和“秦制”，而更多在於秦朝的貫徹實施方式。基於這一點，關於秦朝到底是如何變成“暴秦”的，我們不妨理智的分析一番。

統一天下後全面推行“秦制”，遠遠超出了百姓接受能力

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年），隨著齊國的不戰而降，歷時十年的統一戰爭結束，然而圍繞該如何治理這個新生的國家，秦國朝堂卻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丞相王綰等人建議沿用周王朝的分封制，對秦始皇的兒子、宗族和功臣予以分封，而廷尉李斯等人則建議推行中央集權統治。

從後世角度來看，傳承八百年的周王朝國祚已經相當長，但秦始皇卻不願周王室的悲劇在自己後世子孫的身上重演，他想要的乃是萬世一系的強大王朝。因此，秦始皇最終否決了王綰等人的建議，而採納了李斯等人的建議，全面廢除分封制，改為推行中央集權制，而促使秦始皇下次決心的，乃是該制度已經在秦國取得了成功。

如此背景下，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便開始將秦國的制度推向全國，全面推行郡縣制、三公九卿制，推行中央集權統治，同時關於統一文字、度量衡、車軌、貨幣等內容的政令，也開始迅速從咸陽發往全國各地。

然而，秦始皇畢竟有著歷史侷限性，他沒有考慮到的是，在秦國已經取得成功的制度，並不一定適應山東六國，而其為確保國家統一的一系列政令，又是否會超出百姓們的接受能力。

全面推行郡縣制、三公九卿制，實行中央集權統治，等於從制度層面徹底廢除了“世卿世祿制”，六國貴族後裔將就此喪失封地，被與其他百姓一起編入戶籍、淪為平民，需要自食其力、耕田種地，如此損害的還只是六國貴族後裔的利益，然而社會制度的全面統一，卻影響到了每一位六國百姓。

從後世角度來看，秦始皇推行的一系列統一制度，無疑具有一定的先進性，且對後世統一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思想具有著極強的推動作用，可對於當時的六國百姓而言，朝廷的一紙政令，卻是要改變他們一直以來的所有生活、生產習慣，幾乎涵蓋了百姓們衣食住行的各個方面，這顯然已經超出了百姓們的接受能力。

根據《裡耶秦簡》的記載，由於秦始皇推行的系列新政，地處原楚國的南郡，僅在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年）便爆發了兩次大規模叛亂。第一次是在秦始皇剛剛統一六國之後不久，南郡遷陵縣爆發叛亂，叛軍襲擊了秦軍軍營。同年年底，隨著一系列政令的釋出，南郡蒼梧縣再度爆發叛亂，這次叛亂不僅規模極大，就連剛剛歸附秦國，被派去平叛的軍隊也發動了譁變，最終逼的秦始皇不得不徵發關中秦軍前去平叛，才剿滅了叛軍。

在秦始皇看來，將秦國已經成熟的制度推往全國，必然能夠一定程度上改善百姓們的生活，從而使得秦國的統治迅速穩定，但由於新政涉及面太廣，而釋出密度又太高，早已超出了百姓們的接受能力，反倒讓百姓們無所適從，進而造成了民間恐慌情緒，使得六國百姓從心底對秦國新政產生了牴觸情緒。

秦始皇開啟諸多大型工程，百姓因勞役而痛苦不堪

為了維護秦朝的統治和國家的穩定，秦始皇在大肆革新的同時，又開啟了諸多大型工程，例如大咸陽宮、驪山大墓、長城、靈渠、秦直道、西南棧道等，同時又接連向百越和匈奴用兵。

從近現代出土的雲夢秦簡來看，雖然秦朝的《徭律》和《戍律》相對較為合理，但由於那個時代生產運輸手段相對落後，而全國人口又不是太多，同時期開啟如此多的大型工程和戰爭，無疑加重了每個百姓的服役時間，每年接受徵發那是常有的事。

秦朝時期，朝廷已經建立了相當完善的戶籍管理系統，只是在戶籍上有些輕微的差別，秦國人入“故秦民”籍，關東六國入“臣邦人”籍，而且實行什伍連坐、相互監視，百姓們雖然心有怨言，但不要說逃避徵發，就算偷懶、逃跑都不行。

其實，這也並非秦始皇不體恤百姓，而是源於秦國固有的統治思想作祟，對於秦國百姓而言，頻繁的勞役他們早已適應，但對於六國百姓而言，他們何嘗經歷過這些，一時間想要讓他們適應，恐怕並不容易。

如此情形之下，六國百姓一方面被頻繁的勞役折騰的痛苦不堪，另一方面，在秦國的嚴密管理之下，百姓們又避無可避。久而久之，可想而知六國百姓對秦朝統治的怨恨程度。而當這種怨恨積聚到了極點，在陳勝吳廣這個導火索出現之後，“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如星星之火燎原一般，起義迅速蔓延。

或許在秦始皇看來，他的所作所為與歷代秦君並無區別，且都在百姓們的承受範圍之內，畢竟秦國一直就是這麼過來的。但殊不知，六國百姓對此早已難耐，秦國的統治在六國百姓看來，完全就是一種殘暴的統治。

秦朝的法家治國思想，高壓統治下百姓怨聲載道

秦國自“商鞅變法”以後，便始終堅持法家治國思想，而法家治國的核心便是“法、術、勢”，具體表現則是“法網嚴密、高效執行”，即以嚴格的獎懲制度來確保制度的推行和國家的運轉，這乃是秦國治國核心，而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則對此予以了沿用。

如前文所述，由於民間的恐慌和牴觸，導致秦國的系列革新進展極為緩慢。而秦國各級官吏，本就沒有經過系統培訓，乃是由熟悉律法和有功將士所擔任，再加上朝廷一直以來的法家治國思維，使得他們根本沒有分析造成現狀的原因，反而以更為強烈的手段強制政策推進落實，然而這種治國思想雖然適合秦國，但卻並不適用於山東六國。

秦文化與列國文化雖然均源於周文化，但由於秦國最初被周天子分封於西陲，地處戎狄包圍之中，秦國為了爭取生存空間，大量吸收了戎狄文化，這導致秦文化一直飽受中原各諸侯國的鄙夷，例如《淮南·要略》便說秦國“刻薄寡恩”、“尚首功”、“虎狼之國”、“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漢書刑法志》、《荀子議兵》等也有類似記載。

然而，正是由於秦文化受中原先進文化影響較小，正是由於秦國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社會經濟、風俗習慣的全方位落後，反而給“商鞅變法”提供了土壤，畢竟在秦國打破舊有制度的難度，要比中原各國容易很多。而正是由於長期的落後，秦國百姓接受法家統治反而更為容易，但山東六國百姓早已習慣了先進文化所帶來的福利，又豈能迅速適應法家文化。

秦國百姓在法家治國思想下，能夠將自己作為秦國這輛戰車上的一顆螺絲，勤勤懇懇的發揮著自己的作用，可六國百姓接受不了啊，他們想要的，還是以前那種相對寬鬆自由的管理，而不是把自己變成了一顆螺絲、一個零件。

然而，已經遵循法家治國思想的秦朝官員們，他們又豈能明白百姓們的想法，在他們的固有思維中，對於朝廷的所有政令，都必須堅決執行，推行難度大、進展慢？不好意思，有《秦法》在背後為他們撐腰。於是，一方面是民間不斷積累的怨氣，而另一方面則是朝廷毫不妥協的持續高壓，秦政於是在百姓眼中，自然也就變成了“暴政”。

秦二世期間的殘暴統治，秦政、秦法徹底淪為暴政

雖說秦始皇時期，百姓們對秦朝的統治已經怨聲載道，但即位者是一個英明之主，對百姓們稍有善待，雖說無法解決秦國當時面臨的所有問題，但秦國的統治未必便不能延續，可惜秦始皇的繼位者是秦二世胡亥。

胡亥即位之後，秦國的大型工程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徵發勞役情況更為嚴重。秦始皇在位期間，徵發勞役尚且能夠考慮各地百姓的承受能力，秦二世徵發勞役卻是毫無顧忌，例如秦始皇時期很少徵發的“閭左”之徒（秦以二十五家為一閭，貧者居住閭左，富者居於閭右，主要指僱農、佃農等貧苦人員），秦二世時期卻開始大量徵發。稍有財富者，造反尚且有所顧慮，可這些“無產”階級，卻是沒有那麼多顧慮的，陳勝、吳廣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而當陳勝吳廣起義爆發之後，早已逐漸脫離權力核心的李斯，多次勸諫胡亥卻反遭訓斥，胡亥認為治理國家那是大臣們的事情，比起勸諫自己，李斯更應該思考如何才能讓大臣們履行職責。與此同時，李斯又因擔任三川郡守的兒子李由平叛不力，而遭到彈劾。李斯為求自保，無奈之下只好上了一道著名的《上書對二世》。

李斯的本意，是可以透過加強對官員的督查，從而督促臣子盡心竭力的為朝廷小吏，可胡亥卻直接將此變成了對官員的“績效考核制”，誰收的稅多、誰抓的犯人多、誰處決的亂民多，那麼誰就是能吏、誰就是好官。如此一來，各級官員為了自身利益，自然就變成了殘暴無比的酷吏，結果百姓們的境遇反而比秦始皇時期更為悲慘，進而導致起義規模迅速擴大。

《史記·張耳陳餘列傳》之中，蒯通曾對范陽縣令說道，“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透過這段對話，不難看出秦二世時期秦國官吏的殘暴。

正是由於秦二世在位期間的殘暴統治，最終引發了大規模叛亂，就連關中老秦人的民心，也最終喪失殆盡，導致秦國根本調集不出足夠的力量前去平叛，甚至不得不徵發驪山刑徒臨時組成軍隊。

秦朝官制造成士子階層不滿，“焚詩書”事件的惡劣影響

雖然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世卿世祿制”便已經逐漸崩潰，各諸侯國為謀求富強發展，開始大量吸收各類人才入仕，從而促使了士子階層的誕生。但由於當時並沒有誕生官員選拔機制，彼時士子入仕的途徑仍以“遊說”為主，即以自己的學識打動統治者然後獲取官職。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為配合中央集權統治，開始推行全新的“三公九卿制”，且各級官員全部由中央派遣，但由於秦國已法家治國為主，秦始皇派往各地的官員主要為熟悉《秦律》者，結果導致各學派列國士子的入仕之路就此斷絕。雖然秦始皇為此創立了“博士”職位，以列國士子充任，但這些僅有議政權，而沒有施政權的職位，顯然無法平息士子階層的怒火。

由於秦文化與中原各國文化的巨大差異，列國士子本就對秦國在思想上保有優越感，對秦文化極為鄙夷，例如秦始皇依秦禮在泰山封禪，卻反遭山東儒生的嘲笑。如今再加上入仕之路的斷絕，他們豈能不對秦國的統治生怨。

正是由於士子們對秦國統治的不滿，他們在參政議政時一言不發，卻在私下以自己所學對秦法、秦政非議不止，齊人淳于越更是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的廷宴上，重提反“分封制”，這顯然觸及了秦始皇的底線，結果最終引發了“焚詩書”事件。

雖說“焚詩書”事件事出有因，且對此後的思想文化融合起到了一定推動作用，但對於當時的士子階層來說，此舉簡直就是在摧毀他們所奉行的學說，這自然徹底引燃了他們的怒火，結果將士子階層徹底推到了朝廷的對立面。

彼時，讀書人畢竟是少數，這些士子掌握有極大的話語權，他們本就對秦國非議不止，結果便導致秦朝的種種不足被大肆放大。再加上百姓們對秦朝的怨恨，以及漢朝時期朝廷的輿論導向，這種非議自然得以迅速傳播，而這些都對後世評價秦朝產生了極大影響。

綜上所述，秦國之所以被稱為“暴秦”，根本原因並不在“秦法”和“秦政”本身，而在於朝廷貫徹實施過程中並未考慮到六國百姓的接納程度，而一味以高壓推行，再加上秦二世的胡作非為，導致秦朝百姓怨聲載道，而士子階層的大肆宣傳和漢朝的輿論導向，最終導致秦朝變成了“暴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