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隨著文人勢力自後周廣順元年以降的擴張，文武官員在政治和文化領域的分化更加明顯。文武官位的轉換不會引發反對的聲音，顯示雙方之間仍有交流。受到文人文化的影響，武官之子可能會參與科舉考試，成為文官。例如，陳若拙於太平興國五年考取進士第二名。他的祖父陳思讓是一位名將，在太祖時代曾擔任節度使，父親陳欽祚也是武官，曾任長州刺史。

宋太宗時代，文人可能會出任武官

反過來說，宰相之子也可能擔任武職。比方說，王樸是後晉朝的進士，在後周成為世宗最為倚重的文臣。不過，王樸的四個兒子，有兩位是武官，另外兩位則考中進士，在北宋擔任文官。宋太祖時代的參知政事劉熙古也是一個例子。劉熙古的長子成為武臣，但他的另一個孩子則考上科舉，擔任文官。

在宋太宗時代，文人可能會出任武官，然而依舊認為自己是儒生，這顯示文人與武人的文化差異不必然決定一個人的仕宦生涯。然而，隱藏在這些事例背後的是文武身份的對立逐漸因為兩個因素而強化：文人精英試圖透過與武人的區分來突顯自身的尊嚴，以及北宋皇帝對於文武臣僚的不同態度。文治的恢復強化了北宋文人的自信與自尊。

在皇帝與軍事要員之前，他們敢於要求相應的尊重，並藉以宣揚儒家理念。發生在宋太祖與翰林學士竇儀之間的事件可以為例。太祖某次在宮中內苑閒坐時，下令召見竇儀，以便草擬製書。當竇儀抵達苑門之外，他注意到太祖並未穿著鞋帽，乃拒絕進入苑內。當太祖得知竇儀因為自己未穿鞋和戴帽而不肯入見時，立即退回室內，穿上正式的衣帽。

隨後，竇儀面見太祖，建議他“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此後太祖在會見朝臣時必然穿著正式的服裝。竇儀的言行顯示，文官敢於堅持儒家的禮儀，要求皇帝給予適當的尊重。文人官僚為求獲得皇帝的敬重，有意強調他們的道德理念，以及對王朝的無私奉獻。

士人既因獲得官銜而擁有財富、權力，自應竭力為國家報效。顯然，錢若水想對太宗強調，文士並非為了貪圖財富與權力才效忠君主，因為高尚的人將謹守道德標準，不因名利而改變立場；只有下等人才會為現實的利益，而向君主輸誠。錢若水甚至因此想要辭去官職，以證明物質上的利益絕非他任官的動機。顯然，具有理想的文士鼓吹這樣的理念：投身仕途是為實踐儒家理想，而非追求權力所帶來的名利。強調對道德原則的堅持，文士藉以區隔自己與其他出身背景的官員。

君主對於文官的進用日趨審慎

鹹平二年，孫何建議真宗選拔儒學之將，強調儒者識忠孝之理、事君之道，比那些沒受過教育的武夫更適合指揮軍隊。透過宣稱自己更具道德性與忠誠度，文官試圖說服皇帝，文士比其他人更值得信任，也更有資格獲得尊重與權力。文官的努力得到了宋代皇帝的認同與支援。

如前所言，受儒家學說的影響，北宋皇帝視文士為協助統治的得力助手，同時也傾向接受文人的價值觀，一個發生在宋太祖時代的事件可以為例。太祖曾命文臣梁周翰監管綾錦院，不久之後梁周翰便因杖責一名錦工過當而遭到控訴。太祖為此大怒，下令也將梁周翰施以杖刑。梁周翰對此抗議道：“臣負天下才名，不當如是。”借提醒太祖自己乃是知名文士，梁周翰成功逃過杖罰。太祖接受梁周翰的辯解而赦免其刑，顯示太祖認同知名文士應享有禮遇，施以杖刑乃是不稱其身份之舉。當君主給予文臣越來越多的尊重時，對於文官的進用也日趨審慎。

自從北宋太祖親自覆試考生，皇帝主持“殿試”，親自挑選舉子成為宋朝科舉的傳統，展現了國君對文官選拔的重視。在任命文官時，君主也會考量文藝才能以外的因素。例如，太宗曾把一位精通書法的水軍士兵召至御書院，下令以藥物去除他臉上的刺青。宰相宋琪請求立即授予此人文官職位。太宗不表贊同：“爵祿非所惜也，顧此人面痕尚在，豈稱冠帶乎？”在太宗心中，黥文是恥辱的象徵，在黥文去除前，不應指派為具有崇高地位的文官。有鑑於部分宋代武臣臉上帶有刺青的事實，太宗顯然對文官抱有較高的標準。

由於文人精英追求自尊及皇帝的慎選文臣，文官的地位與聲望日趨隆重。相對於文臣地位的提升，武官的命運則是背道而馳。太宗朝以降，低階武職逐漸被視為“賤職”。北宋朝廷經常透過授以武官頭銜作為籠絡國內外潛在威脅的方法，例如，邊境上輸誠的蠻族領袖，在慣例上皆獲得武官頭銜。宋太宗也曾因高階武官的子弟在地方倚仗權勢，魚肉鄉里，下令諸州政府將這些人送至京城，前後共約百人，“悉補殿前承旨，以賤職羈縻之”。

以“殿前承旨”這樣的低階武官作為交換，太宗將這些豪強移出其根據地，使他們不再有機會傷害百姓。這些政策造成武官數量大增，而將夷狄或素行不良的豪強者納入武職，讓人們更加輕視這些職位。相較於任用文官上的謹慎，太宗顯然沒有給予武職太多的尊重及注意。太宗既以相異的標準對待文武官員，導致他將武職作為不合格文官的替代出路。

至道二年，太宗將錢昱由工部侍郎之職轉調為郢州團練使，因為錢昱在文職上的表現不佳。太宗對宰相說：“昱，貴家子，無檢操，不宜任丞郎。”顯然，在太宗心中，一位沒有操守的文官只能充任武職。淳化五年，進士出身的大理評事陳舜封上殿奏事，太宗發現他的言談舉止頗有俳優之風，因此詢問他的家庭背景。在得知陳舜封的父親是教坊的伶官後，太宗說：“此真雜類，豈得任清望官！”隨即將陳舜封改任為武官。

文臣常批評武人貪功好戰

由此可知，太宗認為一個在文化上不屬於“士類”的人，沒有資格擔任重要的文職，即便他受過教育且擁有進士功名，仍只能擔任武官。將“雜類”排除於文官之外，太宗顯然有意維持文官群在文化上的“純淨”。太宗的繼任者也採取類似的做法。例如，景德二年，真宗因為河北在前一年遭受契丹的攻擊，而為當地士人舉行科舉考試，並親自主持。在考試中，真宗特別欣賞李正辭的文章，有意擢其為上第。

然而，在得知李正辭曾經犯罪且受過杖刑後，真宗改變心意，僅任命他為三班奉職這樣低階的武官。顯然，真宗認為有犯罪記錄的人並不適合文職，但可以任武職。當國君在文官派任上採取較高的道德標準，並將不夠格的文官轉調武職時，武臣的地位與聲譽變得較文臣為低，就不令人意外了。澶淵之盟締結後，真宗不再措意軍事，更進一步影響了武臣的地位。相信和議的效力，文臣漠視軍事的重要性，對於武人的批評也日益尖銳。對武人而言，在戰場上立下功勞，是其對國家的貢獻，使他們合理地享有權利和地位。

宋太祖時期，老將侯章曾對輕視他的官員提出反駁。一日於朝堂與故舊言晉、漢間事，時有輕忽章者。對侯章而言，雖然自己是個粗人，但以戰功取得財富地位是名正言順的，不像某些文官只會憑著口舌上的諂媚，取得統治者的歡心。在北宋太祖與太宗時代，即便文臣常批評武人貪功好戰，卻無法直接挑戰軍功的價值。然而，自真宗朝以降，文人開始質疑軍功的意義。一個例子是雷有終。熱衷於征戰的人被雷有終貶斥為“貪夫”，軍功也許能為個人帶來“功名”，但這都是暫時的，當個人死去時，這些成就都沒有意義。

由此看來，雷有終將軍事成就貶低為僅具個人及暫時性的意義，並抹殺其對社會及國家的重要性。真宗朝的宰相王旦則做出更為激烈的批評。在向真宗讚揚和議的優點後，王旦接著批評武臣：“且武夫悍卒，小有成功，往往不能自保，兇於國而害於家。”

參考文獻：

《新宋史》《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