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戰，曹操以弱勝強，打敗了兵多糧足的袁紹。在打掃戰場的時候，從袁紹的圖書中檢出一束書信，是曹營裡的人暗中寫給袁紹的投降書。當時有人向曹操建議，把這些寫信的人逐個抓起來殺掉。曹操說：“當袁紹強大時，我都不能自保，況且是別人？”於是他下令把這些密信統統燒掉，不要去追查那些寫過信的人。這些信件一燒，自然有許多人倖免於罪，這對於大戰剛過，安定人心是大有好處的。這種做法，不是曹操的發明，而是從漢光武那裡學來的。

這件事情，曹操是做得對的。

一、他考慮到事情發生的歷史背景。當時，袁紹以重兵佔領冀州、青州、幽州和幷州，威懾著北方。曹操自己力量單薄，自身難保，有人寫信表示要投靠袁紹，這不奇怪。袁紹垮臺後，這些寫信的人，不少是會改悔的，因為力量發生了對比。曹操總懸厚待投降他的人，哪怕他們不是誠心相投。他說：“吾恩遇之，雖有異心，亦可變矣。”寬大為懷，促使轉化。

二、這些寫信的人，與投敵叛亂是有所區別的，他們多數屬於思想動搖的性質。在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有這種思想的人恐怕不在少數。如果嚴加追究，勢必造成人心浮動，擾亂了自己。

三、更主要的一點，曹操要集結更大的力量，乘勝前進，消滅徐州的劉備和荊州的劉表等割據力量，擴大地盤。因此，要儘量收攏更大的力量。

燒密信這件事，可以看到曹操是站在全域性的角度處理問題，也不能不說他有一定的度量。可是，對於這件事情，歷來有不同的看法。特別是那些“擁劉”派，咬定這是曹操“奸詐”的表現，與漢光武有著根本的區別。有人他在《三國演義》第三十回書的總批裡說：

“光武焚書以安反側，是恕之於人心既定之後；曹操焚書以靖眾疑，是忍之於人心未定之時。一則有度量，一則有權謀。其事同，而其所以用心不同也。帝王有帝王氣象，奸雄有奸雄心事”。

在說這話人的心目中，只要是帝王，就一切都是對的。曹操所以不值肯定，因為曹操不是帝王，而是一個“奸雄”。這是封建正統觀念所造成的偏見。

其實，曹操在處理不少的問題時，倒是有著“帝王樣”，有著政治家的眼光。就拿維護內部的團結來說，他是極其注意的。比如，在建安初年，曹操手下的高階官吏徐宣和陳矯不和。原因是徐宣抓住陳矯娶同姓姑娘為妻這一點，經常在大庭廣眾中非議他，還企圖借這件事把他搞下臺去。陳矯本姓陳，後過繼給他的舅舅為子，改姓劉，娶了劉姓的女子為妻。這在當時的社會是被認作有傷“風教”的行為。曹操很賞識徐宣和陳矯兩人的才能，希望他們不要鬧下去，攜起手來，加強合作。為此，他特別釋出了一個命令，說：

“喪亂已來，風教凋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自建安五年以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之。”

後來編《曹操集》的人管這個檔案叫《為徐宣議陳矯令》。

這個命令體現了曹操要維護團結的積極精神。它既指出了陳矯的錯誤，但又指出他這個錯誤是由於社會動亂，“風教凋薄”所造成的，不要過多地追究個人的責任。如果抓住不放，用誇大的“謗議之言”，去定人好壞，是不合適的。這裡也暗示徐宣，要他注意從當時的歷史背景去看陳矯的錯誤，不要抓住人家某些過去的錯誤不放，不利於合作共事。為了防止有類似這樣的事情發生，命令定出以“建安五年”為界線。在這以前的，“一切勿論”，凡是糾纏歷史老帳的，“以其罪罪之”，給予應有的論處。

這與燒密信，在精神上是一致的。當然，曹操的根本目的，在於爭取人心，擴大勢力，實現自己稱霸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