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開國之前，去過歐洲的中國人幾乎寥如晨星，廣東人胡若望就是其中之一。

當然，如果不是美國曆史學家史景遷的突然發現，像胡若望這樣的小人物是不可能被人知曉的。有意思的是，關於胡若望的三份檔案檔案材料十分齊全，正好勾勒了他這次的歐洲神異之旅。

在這三份檔案中，傳教士傅聖澤對胡若望的記載最為詳細。事實上，當傅聖澤把胡若望帶到歐洲後，胡若望幾乎成為了一個事件，因為後者在巴黎一度十分有名，但最後竟被關入了瘋人院，長達兩年半之久。

由於很多人的非議，傅聖澤寫了一份詳盡的記述交給教會方面和友人傳看，因為後期不斷附註的原因，這份記述出現了三個版本，前兩份分別被法國國家檔案館、大英圖書館收藏，交給羅馬教宗方面則是最晚的一個版本，而且還有一疊關於此事件的信件，彌足珍貴。

此外，在梵蒂岡、法國巴黎警方及精神病院方面，也能找到一些關於胡若望事件的一些檔案記載；而在中國方面，雖然沒有關於胡若望的直接記載，但他與傅聖澤離開中國的船隻和日期都有據可查。

《胡若望的疑問》這本書的出現，主要應歸功於史景遷卓越的史料收集與爬梳能力。而且，這本書如偵探小說一般的寫作方法，還有透過關鍵時間節點的片段式編排方法，也都十分值得稱道。在其筆下，一個原本早被人遺忘得一乾二淨的胡若望彷彿從歷史的塵埃中爬了出來，他和他曲折而有趣的的故事，就在讀者的面前生靈活現、栩栩如生。

那麼，胡若望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讀者先不要急，史景遷用的是電影閃回的寫作手法，先從胡若望被精神病院解救出來時開始敘述：“胡若望在莎朗通的精神病院待了兩年半，身上的衣物已經破爛不堪。”

事後，據負責接出胡若望的教士戈維裡筆下的描述：“他的臉看起來就像是從墳裡挖出來的屍體一樣。……由於他的體格和容貌毫無特出之處，因此看起來比較像是個捱餓的流浪漢或乞丐，而不像是個中國讀書人。”

一個來自中國的讀書人，為何會在1725年（雍正三年）出現在歐洲？這個問題就像一個鉤子一樣吊起了讀者的好奇心。不得不說，這個開頭寫得太妙了。

由於太長時間沒人交流，當戈維裡用中文向他問候時，胡若望的臉色隨即亮了起來。值得慶幸的是，他還沒有喪失語言能力。

胡若望提出的一個最迫切的問題是：

“為什麼把我關起來？！”

胡若望祖籍江西，是個鰥夫，有一個接近成年的兒子，還有母親和一個兄弟。他出生在廣州與佛山之間的某個地方，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需要說明的是，胡若望雖然是個讀書人，但並沒有取得任何功名，只是識字會寫的程度，僅此而已。

在離開中國前，胡若望在羅馬教廷設在廣州的傳信部工作，職位是看門人。1721年（康熙六十年），一位在中國呆了二十餘年並曾奉詔翻譯《易經》的耶穌會傳教士傅聖澤來到這裡，由此成為這個故事的起點。

傅聖澤於1665年出生在法國勃艮第的一個小鎮，後在耶穌會學院就學成為傳教士。1698年，傅聖澤隨同耶穌會士白晉乘“海神號”船前往中國，並於次年7月抵達廈門。最初，傅聖澤主要在福建和江西兩省傳教，直到1711年被康熙皇帝召至北京並協助白晉進行《易經》的研究翻譯工作。期間，傅聖澤還參與了當時《皇輿全覽圖》及各省分圖的測量過程。

很大程度上說，傅聖澤是一個在學術上頗有野心的傳教士，他收集了大量的中國圖書，並企圖透過《易經》破解基督教教義與中國儒學教義的勾連。不過，他認為“中國古籍中的‘道’和‘太極’就是基督信仰中所崇拜的真神，《易經》就是真神傳給中國人的玄秘經典”的觀點似乎不為他的同行們所認同。

1720年，教會方面同意傅聖澤返回歐洲的請求，隨後他就從北京南下廣州。由於攜帶了大量的圖書，並且希望返回歐洲後繼續其學術研究，傅聖澤決定在離開前找一位中國助手，以幫助他完成一些抄寫和檢索任務。類似這樣的事，儘管被教會和中國方面所禁止，但傅聖澤深知，這是他的同行之前已經做過的事。

鑑於中國助手赴歐問題的複雜性，廣州法國傳教團庶務員、也就是前文提到的戈維裡（時為傅聖澤的上司）表示強烈反對。最終，傅聖澤沒有找到特別合適的人員，而倉促間選中了胡若望。在友人的幫助下，傅聖澤於1722年1月帶著胡若望離開中國。這一年，正是康熙皇帝在位的最後一年。

傅聖澤一行人有三艘船同時出海，不過胡若望的第一次海上之旅並不順利。船行至爪哇時，其乘坐的“孔蒂親王號”因為港灣裡的風突然停了，其他兩艘船則在港灣外的強風吹拂下揚帆而去。次日，“孔蒂親王號”好不容易駛出港灣，但那兩艘船早就消失在茫茫大海了。

更不走運的是，在駛往好望角的過程中，“孔蒂親王號”被強風極大的吹離了航線，而且還吹折了一根桅杆。最終，由於淡水和其他補給即將用盡，船長不得不命令駛往巴西進行補給。因為這一系列原因，“孔蒂親王號”最後比其他兩艘船晚到兩個月。

對於胡若望來說，這次的海上之行簡直是一場災難。

據傅聖澤記述，他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嚴重的暈船，也沒有見過持續時間如此之久的先例。由於胡若望只是助手而非學者身份，他被安排與船上的僕役一起用餐。而整個船上，唯一能和他說話的只有傅聖澤，因為這些外國人中，就他一個人會說中文。

除了語言，一些外國的禮儀如用餐習慣等也造成了胡若望與其他人的隔閡甚至衝突。譬如，胡若望完全不懂也不顧及西方的分餐制，而是直接抓取自己想吃的東西。沒有多久，因為一再批評船上士兵和水手的吵鬧與粗魯，胡若望被一個法國水手揍了一頓，這導致他陷入了某種程度的憂鬱。此外，當船上有人因為犯錯而被公開鞭笞時，一同圍觀的胡若望似乎變得更加的沉默。經歷瞭如此陌生而險惡的環境後，胡若望大概認為自己活不到回到故鄉的那一天了。

也許有人會問，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胡若望為什麼會選擇這樣一場尋常人想都不敢想的冒險之旅呢？很顯然，他並不是那種粗壯有力而富有冒險精神的人啊！

很大程度上說，胡若望加入這場歐洲之旅很可能是經濟上的原因，因為按照傅聖澤提供的合約，在整個離開中國並協助其工作的期間，胡若望將得到每年20兩白銀的報酬，還有衣食住行的基本費用。此外，在與傅聖澤的交流中，胡若望曾表示，如果他將來將這些遊歷見聞寫成書出版的話，他也許會因此成名。可惜的是，從後來的一系列遭遇看，胡若望顯然對這場奇異之旅想得過於簡單而樂觀了。

1722年8月底，這場飽經摺磨的海上之旅終於結束了，他們抵達了法國的路易港。然而，傅聖澤發現了一個更嚴重的問題：胡若望不但不能協助他從事研究工作，而且已經很明顯地不太正常了。儘管他希望這只是短暫的，胡若望上岸之後或許就會平靜下來，但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完全是事以願違，並給他帶來了無盡的麻煩。

初到路易港時，胡若望一度表現出極大的好奇，他四處走動，似乎要為日後的遊記收集素材，但他的行為也變得越來越怪異，一度還偷了一匹信差的馬並騎了半天才回來。不久，胡若望便在當地得了一個“唐吉坷德”的綽號。

更讓傅聖澤感到困惑而震驚的是，當他準備妥當即將前往巴黎時，胡若望卻表示自己不去了，他要當乞丐，一路行乞一路步行穿越法國。之後，傅聖澤不得不半強迫的把他塞進馬車，但沒有多久，胡若望竟然從行進的馬車上跳了下來。類似的事情之後還要反覆發生，令傅聖澤感到筋疲力盡。

在這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件後，傅聖澤不得不給駐巴黎的教廷大使寫信，說他不該把這個中國人帶來，因為這個人不是個易於相處的人，而且個性相當執拗，並不“溫順”。然而，他想擺脫這個人的話，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度，傅聖澤打算把胡若望交給一個即將前往中國的傳教士，但因為後者取消了這個計劃而告罷。

在巴黎期間，胡若望在此展現了“唐吉坷德”的風采，他帶著旗子和小鼓到聖保羅教堂演講，雖然大眾聽不懂他的中文，但每次總能吸引不少人，並鼓勵他繼續講下去。因為擔心他會被扣上煽動群眾的嫌疑，傅聖澤不得不派人偷偷偷走了胡若望的鼓和旗子。

而令傅感到鬱悶的是，胡若望不但喪失了協助他工作的能力，而且還失蹤了兩次，最後不得不利用私人關係請求巴黎警察總監派人尋找。也正是在後者的幫助下，胡若望被送進了莎朗通的精神病院。

需要說明的是，胡若望被送進精神病院是得到教會及巴黎方面的批准，並交由警察總監執行的。作為這一決定的補充，如果胡若望精神復原的話，他將乘坐法國印度公司的船隻返回中國。

在此期間，原本答應帶胡若望去面見教宗的傅聖澤一個人去了羅馬，而且他還在那裡找到了另一個受過良好教育而且溫和有禮的中國年輕人，因此他再也不需要胡若望了。

傅聖澤的做法和胡若望的“名氣”也在教會內引起了很多的非議，這也是“胡若望事件”得以儲存一些檔案檔案的原因之一。作為學者型傳教士，傅聖澤確實善於儲存各種信件或檔案，他為了洗白自己而對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寫了很長的辯解詞，這也是史景遷寫作本書的最主要素材。

1724年，回到法國的戈維裡為這一事件畫上了句號。事實上，在中國時，戈維裡已經為胡若望的問題煩惱不已，因為胡的母親和兄弟已經找上門來，要求耶穌會對他們的生計負起責來。因此，戈維裡這次回法國也要找到胡若望，並計劃把他送回自己的國家。

在戈維裡看來，胡若望並沒有瘋，只不過他遭到了令人髮指的不當對待，而且還被剝奪了他應得的工資，這才會變得不甚正常。對此，已經升為主教的傅聖澤並不認可，其隨後怒氣衝衝地給戈維裡回信：

如果你認為胡若望精神正常並打算讓他回國，那就趕緊讓他走吧！越快越好！至於說我應該付給胡若望工錢，這簡直豈有此理！胡若望拒絕履行他的工作，不管是他頭腦不清楚還是惡意違約，是生性桀驁不馴還是出於叛逆的心態——總之，他幾乎什麼都沒做，這還有什麼可說的！

信末，傅聖澤不無憤怒地表示：親愛的戈維裡先生，當時若不是你在廣州多管閒事、從中作梗的話，我如何會僱不到更好的人選！

最終，為胡若望提供回國旅費及相關撫卹金的法國官方。畢竟，將胡若望送進精神病院也是他們決定並執行的。1726年11月，胡若望乘坐東印度公司的一艘船返回了廣州，由此結束了他的歐洲神奇之旅。

重新回到中國的土地後，胡若望似乎一下就正常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前往教廷設在廣州的傳信部，要求賠償他5年的薪資，也就是傅聖澤答應的每年20兩白銀的工錢。因為沒有達到目的，他在傳信部外面大吼大叫，並把自己的歐洲之旅及其受到的粗暴對待都告訴了來往的人們。

迫於壓力，傳信部不得不請求東印度公司的船長將這筆錢支付給他，後者把胡若望帶回了中國，而且法國方面撥發的那筆錢也寄存在他那。從這個意義上，胡若望在歐洲的怪異行為被認為是“發瘋”的表現，很可能是人生地不熟、因孤獨而反抗並由此導致的某種“癔症”的爆發，他被關進瘋人院，看來是十分冤枉的。從這個角度上說，教會方面確實應該給他相應的補償。

事後，教會也確實這麼做了。而得了錢的胡若望隨後給母親和兒子買了最華麗的衣服，並帶著他們返回家鄉。不過，胡若望的兒子、當時已在教會任事的他實在受不了父親的裝腔作勢而中途逃回了澳門，跑到了他熟悉的傳教士那裡去了。

儘管兒子不願意和自己在一起，但此時的胡若望仍舊獨自享受著回到故鄉的喜悅感，偶有孩子跑來打斷他的思緒：“胡伯伯，給我們講講西洋是什麼模樣？”

每逢這時，胡若望總要沉吟一會，然後閉上眼睛：

“誒，它們是這樣的……”

節選自作者新書《細讀晚清七十年》，華文出版社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