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在兼併戰爭之時，每攻佔一國就將該國宮室描畫下來，在咸陽仿造一座，先後在渭河北岸200裡間建了270座宮殿。如果能留到今天，肯定是世間第一文物！此外還有大量行宮，關外400多座，關內300多座。本年又開始興建一座完全屬於自己的阿房宮。該宮前殿即正殿，面積約675×112=75600平方米，可坐上萬人，相當於北京故宮總面積的2/3，你想象那規模多宏偉。不過，《劍橋中國秦漢史》認為“這個數字大得不可信”。據記載，該宮用磁石做大門，以防私帶兵器進入。然而，後來項羽一把火，將阿房宮燒成灰燼。千年後的唐代大詩人杜牧吟一篇《阿房宮賦》，又令人傳唱千古。元代詞人張養浩路經潼關，看到廢棄的宮殿，不禁長嘆“興，百姓苦；亡，百姓苦”，讓我們迄今感慨不已。阿房宮的遺址，1992年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認定為世界上最大的宮殿基址，屬世界奇蹟。不過，另據報道，考古隊經過耐心考察，2006年還以每米5個洞的密集度鑽探，除土夯什麼也沒發現，結論是項羽火燒屬虛構，阿房宮根本沒興建過。

與此同時，繼續在驪山築秦始皇的陵墓。據記載，該墓高50餘丈，周圍5裡餘。墓基極深，用銅液灌注。墓中奇珍異寶，不可計數。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械轉動，以人魚膏為燭。關於“人魚”，學術界尚有爭議，有的說是兩棲類動物，4足，長尾，能上樹，也稱娃娃魚；有的說是雌鯨。當時人們認為用這種動物油燃燈，可望萬世長明。墓中特製機關弩弓，有人觸動即斃命。也許因為防衛太好，2000多年來沒讓盜墓賊得逞。1974年幾個農民不小心在墓東側發現陪葬的兵馬俑坑，就讓全世界轟動，每天吸引著成千上萬的遊人。

秦始皇四大工程簡介完，我還想說幾句也許不算題外的話。歐文·斯通說：“藝術家的作品和他的私生活，就像正在分娩的婦女和她的嬰兒。你可以看她的孩子，但卻不可以掀起她的內衣去看她是否沾滿血汙。”此言在理。但欣賞文物應該不同，比如萬里長城，如果我們不掀開它的“內衣”，瞭解它每一塊磚都凝聚著萬喜良等無數男人的鮮血和孟姜女等無數女人的淚，而盲目謳歌它如何壯觀，那實在是誤導！我覺得在讚美兵馬俑之類文物之餘，應當譴責如此揮霍民脂民膏的“形象工程”。正因為太寬容，所以不時有帝王不顧百姓死活追求那些千古工程。

秦始皇繼續大搞交通建設，命蒙恬修築從九原（今內蒙包頭）至雲陽（今陝西淳化）直道，鑿山填谷1800裡，但數年未成。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估計，秦時服役人數不下300萬，而當時全國總人口大約只有2000萬，大約每7人（包括老人婦女小孩）就得出一人，徭役多沉重！史書描述當時“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全國變成一座大監獄。為了保證這麼多重大工程建設，只得加重稅賦。《漢書》記載：秦時“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人們原以為一個大一統的新國家會比原來好幾倍，哪敢料想賦役加重二三十倍！另有《七國考》記載：“秦賦戶口，百姓賀死而吊生。”死比生更可喜，這是什麼世道！

說到歷史上的稅賦，常常有“橫徵暴斂”一詞，指蠻橫、粗暴地強行徵收。楊師群說“老百姓做了數千年的冤大頭”。為什麼說冤呢？楊教授說：

在西歐中世紀，國王的一切花費大都出自他個人領地的封建收入，以及向封臣徵收約定俗成的封建協助金。國王無權向全國人民徵收各類稅目，更沒有常備的賦役制度。在特殊情況下，如戰爭爆發時，國王要徵收國稅與非常稅，需進行協商以取得納稅人（或其代表）的同意，在取得理解並在監督的基礎上方得徵收。

這種“無協商不納稅”“無代表不納稅”遵重人民的事，在中國歷史上是根本沒有的。漢初將秦時的田租大幅減少，可同時還有頗重的算賦、口賦和兵役、徭役以及繁苛的工商稅，此外說不準什麼時候說是歡慶什麼、專項治理什麼臨時還得向你攤派，而且徵你沒商量。

盧生訪仙求藥無果，沒法交差，只好說原因是有鬼作怪，請秦始皇低調些，所居也別讓人知道，才能避鬼得仙藥。對這樣的諫言，不可一世的秦始皇倒是像個小學生，乖乖聽話。從此，他自稱“真人”而不敢再稱“朕”，不再四處視察，行為詭密，有要事只能進宮稟報。又將咸陽周圍200裡內270所宮觀，以複道（上下雙層道路）、甬道（側面有牆遮蔽的道）相連，要彙報工作跟進迷宮一樣，早上進去傍晚都出不來。

秦始皇偶然獲悉：方士侯生和盧生背後議論他“風戾自用”“貪於權勢”“專任獄吏”，並相約逃亡。他這才發覺受騙，惱羞成怒，命人追查。諸生相互揭發檢舉，越扯越多，牽涉460餘人。他又大興土木，不過這回不是建築，而是坑殺這數百人。

更可怖的是，秦始皇並非偶然為之。宋元時期的《文獻通考》記載：秦始皇后來又令冬季在驪山種瓜，要求博士和諸生700人去看，卻伏兵將他們坑殺。秦二世時候，陳勝起事，召集博士和諸生商議對策，以他們所言荒謬為由坑殺各數十人。這樣算來，僅秦始皇坑殺儒生和方士總數就達1160多人。連秦始皇長子扶蘇也看不過意，說：“儒生都是讀孔子書的人，有人壞也壞不到哪去。如此殘酷，我怕天下人寒心！”秦始皇聽了很不高興，讓扶蘇離京去遠方監督蒙恬軍。

平心而論，如果沒有焚書坑儒，再少搞些土木工程，我覺得秦始皇比唐太宗更偉大。只遺憾歷史容不得如果。“天地之性人為貴”，是也！如果草菅人命，再多所謂貢獻也是歷史罪人！救兩人之功並不能抵消殺一人之罪。

不過，“坑儒”之說值得商榷。日本學者鶴間和幸說：“儒”既有溫柔也有愚蠢之意，當時所謂“儒”並不僅僅指稱那些繼承孔子學說的學者，在語氣上指愚蠢學者不知其所云的意思。就所坑物件來說，與其說“坑儒”，不如說“坑諸生”更為確切。將坑儒特定為坑殺儒者的說法，是東漢以後的事。《劍橋中國秦漢史》也寫道：

有充分的根據把它看作虛構（頗為聳人聽聞的虛構）的資料，而不是歷史。總之，似乎可以合理地斷定，在司馬遷用來撰寫《史記》卷六的秦原始記載中並無坑儒之說。他或者是從其他半杜撰的史料中取此說，並不加說明地把它與《史記》的主要史料（秦的編年史）結合起來，或者更可能的是，司馬遷死後一個不知其名的竄改者有目的地把它加進了《史記》。

《劍橋中國秦漢史》還注意到，《史記》原文中沒有用“儒”這個詞。這表明：很可能所有各類專家學者，包括方士在內，都在遇難之列。只是後來對秦始皇的指責使得這件事看起來似乎是專門針對儒生的。